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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山东理工大学专升本有英语专业吗要考多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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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中庸公司是一家以投资和房地产为主体,兼顾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物业管理的多元化发展的大型公司。公司目前拥有超过2000名员工,企业资产近10亿。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创业与不懈努力,公司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逐步形成投资与房地产两大板块并驾齐驱的局面,最终形成今天的中庸。中庸公司下设总裁办、人力资源中心、财务中心、房地产事业部、投资事业部、监事会等相关机构,对各部门进行全面的管理和工作协调。 中庸公司拥有一支高学历、高素质和高效率的经营管理团队,坚持“诚信、协作、和谐、创新”的核心理念,秉承“为客户服务,为员工服务,为股东服务,为社会服务”的经营宗旨,强调知识资本和社会回报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面对充满挑战和机遇的二十一世纪,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公司全体员工正满怀信心,积极开拓,全面提高管理水平,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力争成为投资领域内知名的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浩斌
成立时间:1985-04-07
注册资本:5340万人民币
工商注册号:440101000060419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公司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111号三楼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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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急求十个清末时期到民国时期文化名人 的事迹!最好具体一点!注意是文化名人!有教育意义的!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1903年起,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著有《静安文集》。1907年起,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辛亥革命后以清室遗老自居。至老,王国维也没有剪掉作为时代象征的辫子。1913年起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先后致力于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他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史学界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1923年春,当时溥仪小朝廷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五品)。次年冬天,冯玉祥“逼宫”事件发生,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胡适、顾颉刚等人邀约他出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仅任教授;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时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教授的教授”。1927年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颤栗和遗憾,也给后人留下了难解之谜。当时的一些清朝遗老把王国维比作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清史稿》还为他立了个“忠义传”。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先生认为“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
鲁迅,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号豫才。浙江绍兴人。七岁开始读书,十二岁从寿镜吾老先生就读于三味书屋。十三岁那年家里发生一场很大的变故,经济状况渐入困顿,接着父亲一病不起,使他饱尝了冷眼和侮蔑的滋味,“看见世人的真面目”。1898年离开故乡考进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后又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1902年初毕业后被选派赴日留学,先是学医,后为改变国民精神,弃医从文。1909年8月回国。辛亥革命后应蔡元培之邀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供职,后又随部迁住到北平。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正式开始了辉煌的创作生涯,至1926年,又相继出版短篇小说集《呐喊》和《彷徨》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其思想产生了飞跃,由此进化论思想为主导,转向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思想为主导。1930年3月“左联”成立时,被推荐为常委,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化运动的主将。后十年的杂文,更加深刻、犀利,有如匕首、投枪,充满了唯物辨证的精神。这些作品收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专集中。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毛泽东认为: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主要有过哀时客、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的业绩,并包了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
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自幼聪颖,四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岁即能写出上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1890年,他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1894年6月,他随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年七月,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个刊物《中外纪闻》在京创刊,梁启超是主要撰稿人。八月,维新团体“强学会”成立,梁任书记,成为康有为进行维新活动的得力助手。
梁启超的后半生与图书馆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1916年,反对袁士凯称帝的蔡锷(字松坡)将军病逝,梁启超上书大总统黎元洪《接受快雪堂设立松坡图书馆呈》,请拨北海快雪堂设立图书馆。此议得到批准。1923年松坡图书馆成立,后庑奉祀蔡锷及护国战争死难烈士,前楹设图书馆。为此,梁启超作《松坡图书馆记》及《松坡图书馆劝捐启》,号召社会各界关心该馆藏书建设及资金筹备,"庶仗群力,共襄阙成"。短短时间内,松坡图书馆已经办的颇有起色。
1925年5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北京成立,梁启超出席并在会上作《演说辞》,备述"建设中国图书馆学"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的重要性,提出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具体任务:(一)、"把分类、编目两专门组切实组织,……制成极绵密极利便的目录,务使这种目录不惟可以适用于全国,并可以适用于外国图书馆内中国书之部分。"(二)、"择一个适当都市,建设一个大规模的图书馆,全国图书馆学者都借他作研究中心。"这是因为"一则财力不逮,二则人才不彀,与其贪多鹜广,闹得量多而质坏,不如聚精会神,不如将'一个'模范馆先行办好,不愁将来不会分枝发展。"(三)、"在这个模范图书馆内设一个图书馆专门学校,除教授现代图书馆学外,尤注重于'中国的图书馆学'之建设。"(四)、与私人藏书楼不同,这个图书馆"提倡不收费","许借书出外"。(五)、"另筹基金,编纂类书"。在本次会上,中华图书馆协会举行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公选梁启超为董事长。
1925年梁启超兼任国立京师图书馆(馆址在方家胡同)馆长和北京图书馆(馆址在北海庆霄楼)馆长,至1927年6月卸任,秉馆长职一年有余。
从1925年起到1929年梁启超病逝前,梁启超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做了大量实际工作,其中重点还在于"建设中国图书馆学"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两件事项上。1925年12月20日梁启超在至副馆长李四光、图书部长袁同礼的信中说:"购书事日本方面不可忽略,……最要者为几种专门杂志,最好能自第一号搜起,购一全份,例如《史学杂志》、《史林》、《支那学》、《佛教研究》、《宗教研究》、《佛教学杂志》、《东洋学艺》、《外交时报》等。"1926年4月14日至张元济的信说:"闻东方图书馆购取孟苹蒋氏密韵楼之藏,神往无已。……其中倘有副本,而可以见让者,愿为北京图书馆求分一脔,则南北学者,胥渥嘉惠,宁非盛事。"
在争取图书馆办公和购书经费方面,更让梁启超费尽精力。1926年7月5日,梁启超致信李四光、袁同礼:"颇闻日人之东方文化会眈眈于方家旧籍,吾馆似不能不乘此时急起直追……。"在至任志清等人信中又云:"馆中国宝甚多,仆尸馆长之名,而未举其实,万一有疏虞,责将谁卸?半年以来为兹事寝不安席。"1926年10月15日又致张东荪信云:"此馆诚为美庚款所办,但款极有限,开办费仅一百万元,建筑及购书在内(现所划建筑费仅六十万元,实不成门面,余三十五万供购书费),无法敷分配,每月经常费仅三千耳。"甚至在不得已之中,将自己十余年来在永年保险公司所买保险单向北京通易信托公司押款,用以支撑经费周转,半年之间,共垫出九千七百五十元。
1927年梁启超因身体状况,辞去馆长职务。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康有为(1858~1927)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后为保皇派首领。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进士。初年从简凤仪受传统儒学。继从朱次琦学,朱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力除汉、宋门户之见,而归宗于孔子。康有为受其影响,始觉“日埋古纸堆中,汨其灵明,因弃之”,“静坐养心”。国家的危亡,现实的刺激,使他对旧学发生怀疑。1879年,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当时的改良思潮。后游香港,以为“西人治国有法度”。1882年,过上海,购读各种西书译本和报刊,开始向西方寻找真理。1885年,撰《康子内外篇》和《实理公法全书》,想往“平等公同”。1886年撰《教学通议》,主张“言教通治”、“言古切今”、尊周公、崇《周礼》,企图揉合古今中西之学,改良政治。1888年10月,鉴于中法战争后“国势日蹙”,形势险恶,第一次上书光绪帝,指出日本“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返粤后,受今文经学家廖平启示,“明今学之正”。1890~1893年,在广州、桂林聚徒讲学,著有《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主张“勉强为学,务在逆乎常纬。”运用今文经学讲求变革,将《公羊传》的“三统”说阐发为“改制”、“因革”的理论,“三世”说推演为“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的社会历史的演变程序,认为只有变法,才能使中国富强,最后达到“大同”的境界。1891年,刊印《新学伪经考》,谓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是新莽一朝之学,“非孔子之经”(见经今古文学)。用以推翻古文经学“述而不作”的旧说,打击封建顽固派的“恪守祖训”,为扫除变法维新的障碍准备理论条件。继又编纂《孔子改制考》,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变法要求。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马关条约》签订时,他正在北京应会试。听到与日本议和,割让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的消息,震惊愤慨,于5月2日联合在北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余人发动“公车上书”,极陈时局忧危,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并在政治、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改革措施,初步形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纲领。会试榜发,康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5月29日,在《上清帝第三书》中,再次阐述变法的理由和步骤,提出富国、养民、养士、练兵的自强雪耻之策。接着,又上“第四书”,正式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8月17日,创《万国公报》,宣传“新法之益”。11月中旬(一说为八月),与帝党开明官僚文廷式、陈炽等创立强学会,改《万国公报》为《中外纪闻》。随后赴上海设强学会,创《强学报》,推动各地设立学会、报馆、鼓吹变法维新。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康又赶赴北京,上书光绪帝,要求“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还向光绪帝提出不变法即将亡国的严重警告。1898年1月24日,光绪帝命王、大臣传康有为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问话。康批驳了荣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思想与李鸿章维持现状的保守思想,讲述了变法的必要性和具体措施。经翁同□奏报推荐,康有为上书统筹全局,请誓群臣以定国是,设制度局以行新制。4月,于北京成立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根据翁同□、徐致靖、杨深秀等人建议,光绪帝于6月11日下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康有为亦于6月16日被光绪帝召见,深得倚重。康又将所撰《俄大彼得变法考》、《日本变政考》等进呈。在维新变法期间,康有为迭上奏折,起草诏令,对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方面提出改革建议,与谭嗣同等全力策划新政,期望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模式改变中国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挽救民族危亡(见戊戌变法)。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在光绪帝支持下,联合一部分帝党官僚,虽然力排旧议,锐意维新,但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的极力反对,时时准备扑灭新政。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为名,将康通缉。康有为由北京逃沪转港,又离港赴日,旋抵加拿大,越大西洋赴英国,再返加拿大。1899年7月20日,与李福基等创设保皇会,以保救光绪帝,排除慈禧太后、荣禄、刚毅等顽固势力为宗旨,成为保皇派首领。次年,义和团运动发生,他主张“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策动唐才常等人主持的自立军“勤王”,虽言定在海外筹办经费,却迟迟不寄。自立军因宗旨模糊,经费无着,旋即失败。康亦再无作为。1901~1903年间,他在印度撰《大同书》、《中庸注》、《论语注》、《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诸书,阐述“循序渐进”、“不能躐等”的改制说,反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1907年,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后正式定为“帝国宪政会”),成为推动清政府实施宪政的政治团体。辛亥革命成功后,康仍以为“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鼓吹“虚君共和”。1913年返国,在上海主编《不忍》杂志,发表反对共和、保存国粹的言论,并任孔教会会长。1917年和张勋策划溥仪复辟(见张勋复辟),迅告失败。晚年在上海办天游学院,讲授国学。康生平著作甚丰,有人统计,达一百三十九种。台湾蒋贵麟辑成《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万木草堂遗稿》、《万木草堂遗稿外编》等。
章太炎(1869—1936):原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人。少从俞樾学经史,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和《经世报》编辑,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1898年避往台湾,任《台北日报》记者。1899年东渡日本,结识孙中山。1902年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号召推翻满清政府。旋回国与蔡元培等共组中国教育会,设立爱国学社。1903年在《苏报》上发表革命排满文章,被捕入狱。1906年出狱后东渡日本,参加中国同盟会,主编《民报》。后与陶成章等重组光复会,任会长。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回国,宣传“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宋教仁被刺后,参与反袁斗争。1917年7月任广州大元帅府秘书长。1922年在上海组织联省自治促进会,1924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立章氏国学讲习会。1936年病逝于苏州。
严复(1853——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少年时期,严复考入了家乡的船政学堂,接受了广泛的自然科学的教育。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毛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回国后,严复从海军界转入思想界,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 他的译著既区别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与天交胜”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他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更深一层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这一行为在当时称得上用心良苦,但也因其逆潮流而为多受世人的指责。
郑观应(1842.7.24—1922.5),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待鹤山人。广东香山(今中山)人。父亲郑文瑞是一个无功名的读书人,在家乡设帐授徒,并督促郑观应习帖括之学。咸丰八年(1858年),应童子试未中,即奉父命远游上海,弃学从商,在任上海新德洋行买办的叔父郑廷江处“供走奔之劳”。次年,由亲友介绍进入上海一流的英商宝顺洋行任职。同年冬,被派赴天津考察商务。十年(1860年)返回上海后掌管洋行的丝楼,并兼管轮船揽载事项。同时进入英国人傅兰雅所办的英华书馆夜校学习英语,并对西方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同治七年(1868年),宝顺洋行停业,郑观应转任生祥茶栈的通事,并出资合伙经营公正轮船公司。十二年(1873年),参与创办太古轮船公司。次年,受聘为该公司总理之职并兼管帐房、栈房等事,郑观应着手在长江各主要口岸开设了商务机构和金融机构,太古船运生意颇为红火。郑观应同时还投资于实业,先后参股于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造纸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并纳资捐得郎中、道员衔,与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也交纳日深。光绪六年(1880年),编定刊行反映他改良主义思想的《易言》一书,书中提出了一系列以国富为中心的内政改革措施,主张向西方学习,组织人员将西方国富强兵的书籍翻译过来,广泛传播于天下,使人人得而学之。并主张采用机器生产,加快工商业发展,鼓励商民投资实业,鼓励民办开矿、造船、铁路。对华洋商税赋不平等的关税政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主张“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遏来源”的保护性关税政策。郑观应在《易言》中还大力宣扬了西方议会制度,力主中国应实行政治制度的变革,实行君主立宪制。光绪四年(1878年),直隶总督李鸿章札委郑观应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六年(1880年),正式委派郑观应为织布局总办,旋又委郑观应为上海电报局总办。八年(1882年),郑观应与太古洋行聘期届满以后,正式脱离太古,接收李鸿章之聘,出任当时几至不能维持的轮船招商局帮办。上任伊始,即拟“救弊大纲”十六条上呈李鸿章,从得人用人、职责相符、赏罚分明、增加盈利、降低消耗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付诸实施。对外为制止太古、怡和洋行的削价竞争,郑观应亲与二洋行交涉签订了齐价合同。由于他的内外治理,轮船招商局的营业额和股票市值大幅提高。九年(1883年)十月,李鸿章擢升郑观应为轮船招商局总办。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郑观应自荐并经王之春推荐,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调郑观应前往广东,总办湘军营务处事宜。彭玉麟与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袭击法军粮草储存地西贡,派郑观应潜往越南西贡、柬埔寨金边等地侦察敌情,并谋联络南洋各地人士袭击法军。回到广州后不久,法国舰队进攻台湾,郑观应建议与法军决战,并条陈作战建议七条。旋被委任办理援台事宜,郑观应随即去香港租船,向台湾运送军队和粮草弹药。于此同时,郑观应被织布局案和太古轮船公司追赔案所缠绕。前一案是由于中法战争期间上海市面银根抽紧,股票大跌,使织布局外放之款收不回而出现亏损,经元善等受清政府委派来清理局务,发现总办龚寿图有挪用公款的行为,而龚寿图却攀诬郑观应经营不善,郑观应只得垫出两万金了结此案。后一案由于郑观应离开太古时所推荐的继任者杨桂轩经营不善,挪用公司款项,致使太古公司损失十万余元,太古援引保人亏欠有偿还义务的法律,将郑观应扣留于香港追索赔款。经过这两件案子,郑观应已是心力交瘁。光绪十年(1884年)十月十三日,他在给盛宣怀的信中感慨道:“年来命运坎坷,事多拂逆。以致上司朋友责于外,父兄妻子怨于内,进退维谷,申诉无门。惟今身败名裂,不足取信于人,虽到处乞怜,终难应手。”于是退隐澳门,寄情山水,将全幅精力用于修订重写《易言》,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一部体现他成熟而完整维新体系的《盛世危言》终于杀青。《盛世危言》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洋务干将张之洞读了《盛世危言》以后评点道:“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盛世危言》在政治方面超越同时代其他思想家的是,提出了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议会政治;这一思想早在《易言》中已经表露,在《盛世危言》中更是张大之。他认为“专制政体利于官,利于外人耳。利于官者,借压力以剥削百姓;利于外人者,借官力以压迫百姓。”竭力主张速行君主立宪,针对清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顽固和强硬态度,以及英国、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后的成效,郑观应愤愤说“犹谓议院不可行哉?而犹谓中国尚不亟行哉?噫!傎奕!”并主张赋予议会以“揽庶政之纲领”之权。为了君主立宪能顺利推行,郑观应还提出了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内政改革,主张广办报纸,以使下隐可以上达,并对大小官员起舆论监督作用,以劝善惩恶,兴利除弊。主张改革官员选拔制度,官吏应由民选产生,淘汰冗员和年老让贤。“延聘名师,广开艺院”。认为要国强必须重视西学,发展教育,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人学的新式人才的培养,他说按古今中外各国立教养之规,奏富强之效,厚本首在学校,“艺院日多,书物日备,制造日广,国势日强”。主张大力翻译西方书籍,改革科举考试,增设格致、电子、医学等新科目,录用精通西学的人才。在经济方面,郑观应提出了著名的“商战”理论。他认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场”,遂采用“兵战”和“商战”的手段来对付中国,而商战比兵战的手法更为隐密,危害更大,所谓“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捭可敝国无形”。主张“西人以商为战,……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既然“我之商一日不兴,由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只有以商立国,以工翼商,“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该书一出,朝野震动,各界人士纷纷争阅,求书者络绎不绝,以致一印再印仍不敷需求,甚至科场考试也常以书中所谈时务为题目。礼部尚书孙家鼐将该书推荐给光绪皇帝,光绪读毕嘉叹不已,诏命分发大臣阅读。该书思想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思想界,而且惠及后世,如康有为、孙中山即颇受该书影响,毛泽东年轻时也经常阅读《盛世危言》。光绪十七年(1891年)三月,郑观应蛰久思动,自请盛宣怀举荐,由李鸿章委任为开平煤矿粤局总办,负责购地建厂,填筑码头。第二年李鸿章再度委任其为招商局帮办,整顿经营不景气的招商局,入局伊始,郑观应即与最大竞争对手太古、怡和洋行再签齐价合同。并拟出《整顿招商局十条》,旋又作《上北洋大臣李傅相禀陈招商局情形并整顿条陈》十四条,内容涉及到开源节流及具体经营方略。十九年(1893年),郑观应微服寻视长江各口,了解各分局利弊情形,调查怡和、太古在各地的经营情况,后又巡视汕头、厦门、福州、浙江、天津各分局。中日甲午战争前夕,郑观应上书清廷说日本人将偷袭清军,开战后,又多次上书提请防备日本奸细、采取不准日本人使用电报密码等措施,报告日军运送军械的情况,决定将招商局部分船只拨作军用以运送人员军械。日军攻占东北后,郑观应等将招商局轮船20艘“明卖暗托”于德、英等国洋行,挂外国旗照常行驶,并上《条陈中日战事》,反对向日本乞和。战争结束后,郑观应将轮船全部收回,并坚决反对《马关条约》。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张之洞委任郑观应为汉阳铁厂总办。次年元月,兼任粤汉铁路总董。五月,由轮船招商局帮办改称为会同办理。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又兼任吉林矿务公司驻沪总董,广招股份。李鸿章死后,继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将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夺为己有。郑观应离开招商局,应广西巡抚王之春之邀去桂,署理左江道,同时兼办粤汉铁路工程局务并粤汉铁路购地局总办,旋因王之春被革职而去职赴粤,参与收回粤汉铁路路权的活动。任广州商务总会协理。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被广东商民推举为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有限公司总办,主持募股集资工作,旋因“守制”去职。宣统元年(1909年),三入招商局任董事,负责招商局商办去商部注册之事。次年,盛宣怀任命郑观应为会办,全权委托郑观应整顿商办以后的轮船招商局,再度出巡长江各口岸局务。武昌起义爆发后,郑观应自川回沪。民国以后,郑观应倾主要精力办教育,并兼招商局公学住校董事、主任、上海商务中学名誉董事等职。十年(1921年)四月,郑观应致书招商局董事会,请求辞职退休。一年后,病逝于上海提篮桥招商公学宿舍。
7. 理雅各的人物生平
1815年12月20日,理雅各出生在于英国苏格兰阿伯丁郡的哈德利镇。1815年至1822年间理雅各家与在马六甲传教的英国传教士米怜经常通信,这些信使理雅各初步接触了传教事业。1822年,美魏茶(米怜之子)与理雅各在同一所学校读书,此时理雅各更多地受了传教士家庭的影响。
1829年,理雅各完成了在哈德利教区学校的小学学业,进入阿伯丁语言学校开始接受中等教育。
1831理雅各经考试获阿伯丁皇家学院一等奖学金。此前他因遇到公众集会骚乱而遇险,但是死里逃生。1831年至1835年理雅各就学于阿伯丁皇家学院,即大学教育期间。1835年毕业时获阿伯丁皇家学院授予的最高奖学金哈顿尼恩奖学金。
1836年,理雅各因坚持非国教信仰,不改信国教而放弃在阿伯丁皇家学院教拉丁语的机会,随后在英格兰布莱克本一所公理宗学校教数学与拉丁语一年半时间。
1837年,理雅各在伦敦海伯里神学院攻读神学。
1838年,理雅各加入伦敦会,决心到海外传教。是年理雅各与伦敦会理事会的成员约翰·摩里逊的女儿玛丽·伊莎贝拉·摩里逊订婚。
1839年,理雅各师从伦敦大学中文教授修德学习汉语。是年理雅各不顾医生对其健康状况的警告,与米怜的孩子美魏茶乘同一批船到马六甲传教。
1840年1月10日理雅各到达马六甲,此后理雅各夫妻水土不服,健康欠佳。在马六甲,理雅各担任伦敦圣教书会的记者与顾问,兼任马六甲英华书院的伊云士的助理,同时管理书院的印刷事宜。是年,马六甲发生霍乱。11月,伊云士与约塞亚·修兹染霍乱而死,理雅各获得书院一个教高级的职位。这时英国与清廷正谈判开放通商口岸,理雅各向伦敦会建议将英华书院迁至香港。
1841年,理雅各编写了《英、汉及马来语词典》,后用作马六甲英华书院的教材。此时理雅各已经开始了汉学研究,并进行基督教汉语文献方面的整理,翻译与编撰工作。马六甲流行霍乱之际,理雅各写了《致马六甲华人有关霍乱书》在当地颁发,从医学角度劝人们放弃迷信,皈依基督教。此时华人何福通成了理雅各的传教助手。1841年7月13日理雅各因“为基督教世界与文学领域的显赫贡献以及虔诚的信仰”获美国纽约大学所授予的神学名誉博士学位。11月理雅各正式担任英华书院校长。
1842年,《南京条约》后,伦敦会理事会决定筹募庞大的基金,展开对华的传教活动。理雅各继续为学校迁址而努力,他与给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通信,马儒翰时任东印度公司的秘书、马礼逊教育协会及香港华民的秘书与翻译。
1843年7月,马六甲英华书院及其中文印刷所迁入香港。此后,理雅各面临着艰苦的生活,混乱的社会治安与恶劣的生活条件等问题。但他的住宅已成了上圣经课的地方,何进善继续配合理雅各布道传教。是年理雅各向香港政府申请拨地扩建英华书院遭拒绝,因为香港政府需要翻译的时候,英华书院未做反应。8月22日至9月4日,英美来华新教传教士在香港讨论《圣经》译本的修订问题,希望能推出统一的委办本;理雅各具有语言学方面的知识,对汉语也具有相当的把握,因此被邀加入。但修订工作进行中传教士的宗教学术争议一开始就很激烈。
1844年,英华书院更名为英华神学院。1844年第二个安息日理雅各在香港开设了伦敦会的第一座华人礼拜堂下市场堂。教堂由理雅各主持,但其后理雅各暂时返回英国时,何进善受理雅各委托管理教堂,实际上许多事务也由何进善负责。是年起由何进善和黄胜做理雅各的助手编写,印刷汉语的宗教宣传册子。其中理雅各撰写的宗教文册《耶稣山上垂训》(1865年再版)是由何进善合作翻译注释的。
1845年年初,理雅各对香港政府提出应该有一所政府资助的学校,“免费”为中国人提供教育,但该建议未被采纳,因为计划“过于繁杂,而且代价太高”。是年理雅各筹建的佑宁堂落成。这年理雅各与麦都思博士谈了他的基督教文献的翻译观,认为“神”是翻译“Elohim”与“Theos”的合适字眼。11月,理雅各因几次长时间高烧不退而回国治疗,并带去三个中国学生:吴文秀、李金麟与宋佛俭。
1846年,理雅各一行到达英国,在英国社会引起注意。从到达英国至1848年,理雅各周游英国讲道。此间,理雅各向国务大臣格莱斯通谈了香港传教近况,尤其是教育的发展,试图推行教育世俗化的改革,后来得格莱斯通就此事致信香港总督德庇时。
1847年5月20日,理雅各在返回香港的途中立志要研究汉学,翻译中国经书,襄助传教。7月2日,《圣经》修订工作开始,到5日就出现了严重分歧,形成了后来旷日持久的译名之争,理雅各不可避免地将卷入这个问题。是年,理雅各推崇的补助书馆计划开始在香港实施。12月6日,港府在《香港政府宪报》上宣布以每月10元的标准资助三所中文学塾,并成立教育委员会,负责监督。这标志着政府对教育干预的开始。但此时政府并没有与教会争夺教育控制权,而且此时宗教教育的气氛仍颇为浓重。(注:1847年理雅各尚未抵达香港,仍在路途中。)
1848年4月,启程返香港。途中离开新加坡的时候,理雅各与家人乘坐的船发生火灾,理雅各指挥男乘客灭火。7月22日到达香港。1848年8月香港与广州的传教士开会建立传教站,理雅各任秘书。传教站每三个月聚会一次,协调两地传教事宜。8月31至12月1日,理雅各在香港经历了第一次摧毁性的台风。是年理雅各的第四个女儿安妮死去,理雅各夫妇悲痛不已。黄胜任职于英华书院,曾协助理雅各翻译儒家经典。自1848年起,理雅各改变了自己在“术语之争”中的立场,选择了“上帝”一词来翻译基督教的“God”。
1849年,理雅各撰写布道文册《上帝的日子》。
1850年,理雅各第一任妻子玛丽写信给伦敦会东方委员会,要求加大对英华书院附属女子学校的支持。该校是英华书院迁港之初理雅各授意玛丽创建的,该校是中国最早的女学之一。伦敦会基本同意玛丽的提议。3月20日,理雅各向总部提出了到广州建立教堂的想法。8月20日,总部致函理雅各,否决理雅各的提议。
1851年12月28日,理雅各在香港经历了第二次摧毁性的台风。
1852年,广东南部农民起义军被清军击溃后,清军大肆屠杀。理雅各从清军手下解救一个中国女孩,并帮助急救一个老人。是年理雅各在香港出版了《中国人的鬼神观》,这是理雅各研究中国宗教学术的真正开始。这年理雅各又撰写了宗教文册《约瑟纪略》、《养心神诗》(后改名《宗主诗章》)与《重休礼拜堂仁济医馆祈祷上帝祝文》。10月17日,理雅各在香港经历了第三次摧毁性的台风。也在10月,理雅各第一任夫人玛丽病逝,其后两个女儿先后夭折。11月22日,理雅各继续进言伦敦会总部要求到广州建立教堂,但没有结果。
1853年,理雅各应邀进入教育委员会(1853—1862,后改为教育局),提出了官学的奖学金制度:《圣经》或《四书》知识掌握得最好的奖励1.5英镑,英语或地理读得最好奖一英镑。是年起理雅各主理香港第一份中文报刊《遐迩贯珍》,由黄胜协助。同年,淘金热使大量华人涌入美国加州与澳洲,理雅各以传教为目的撰写了关于移民美国事务的册子《往金山要诀》,并安排五位英华书院的学生到美国加州建立教堂与两个青年到澳洲宣教。也在1853年理雅各最小的女儿在被送往苏格兰的路上死了。理雅各悲痛不已,当时只剩下他一个人在香港。大约在1853年前后,理雅各帮助太平天国确立了“拜上帝会”的名称。
1854年理雅各撰写中文传道册子《劝崇圣书》、《新约全书注释》与《耶稣门徒信经》并初次翻译《周易》。同年韩山文把在逃的洪仁玕带来见理雅各,理雅各帮助安排他去教书。
1855年,理雅各发展一个道士皈依基督教。1855年1月12日,理雅各继续坚持要伦敦会总部到广州建立教堂,提出将印字局移到中国腹地上海去发展,没有结果。《遐迩贯珍》因人力不济停刊。1855年(至1858年),洪仁玕受雇于伦敦会,成为牧师,解经布道,做理雅各的助理。
1856年,理雅各编译的教材《智环启蒙塾课初步》在香港出版,作为英华神学院的教科书。(1859年香港官学把该书作为标准教材,1862年、1864年分别在广州、香港重版;1867年传入日本,首先由江户开物社出版训点翻印本,名为《翻刻智环启蒙》,在日本广泛流传,成为许多学校的教科书,出现多种版本。)但1856年在香港维持了13年的英华神学院因人手不足及经费问题而停办。是年理雅各撰写了《圣书要说析义》、《亚伯拉罕纪略》。同年理雅各给车锦光施洗。这一年,理雅各要求付给中国医生王风与西方传教士同样的工资,引起外国人的议论。(关于给华人基督教徒与西方相同的工资的问题,理雅各与伦敦会之间的商议持续至1860年。)是年理雅各在英华书院的学生梁柱臣离开香港到澳洲维多利亚省与传教士建起礼拜堂。(60年代初梁柱臣在澳洲的巴拉腊特又建了两所教堂,1866年在中国内地建立佛山堂,这是华人自发自资并成功建立起来的第一个教堂。)1856年起,理雅各在香港的公理宗用英语、汉语布道,闲暇时间翻译中国经书。
1857年,当地一家面包店的厨师下毒要毒死所有英国人,理雅各幸免于难。这年理雅各因健康问题以及中国经书译著的出版事宜第二次返英。理雅各走后,洪仁玕得湛约翰牧师资助盘缠到南京。
1858年,理雅各在英格兰的时候,通过其长兄乔治所在的公理宗之安排,结识了寡妇汉娜,其亡夫也是牧师,已有一个女儿。后来理雅各与她结了婚。同年理雅各带着第二任夫人及其女儿和他原来的两个女儿到香港。回港后,香港最高法院的注册主任拜访理雅各,要黄胜到法院任口译。黄胜出于传教工作的志向而婉拒。
1859年,理雅各发表了《秦国——伦敦会成立六十五周年讲话》。10月间,理雅各在香港经历了第四次摧毁性的台风。50年代后期,理雅各的两个女儿加入理雅各的事业,分别在理雅各所建立的不同学校里教书,并都在香港结了婚并居住下来。
1860年,洪仁玕被洪秀全封为干王,此后与理雅各通信频繁,理雅各希望他能够纠正太平天国在信仰上的偏差,并坚持与外国人和解的路线。洪仁玕曾托人给理雅各送钱,但理雅各拒收。这年,理雅各撰写了宗教文册《圣会准绳》与《基督教信仰与行为》,并为车锦光带来的人施洗。同年,香港教育委员会被改组为教育局,成为专管官立学校的政府机构。此时理雅各已成为该机构的权利人物,便大张旗鼓地推崇世俗教育。7月3日,理雅各在教育局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教育革新计划”,后来又以书面形式刊登在《香港政府宪报》上。他建议停办所有位于维多利亚城的皇家书馆(即受资助的学校),把全部学童集中于一所新的中央书院并强调英语教学。在理雅各的推波助澜下,香港教育事业的重点从19世纪60年代起始由宗教教育转向世俗教育。
1861-1872年间《中国经典》第一版在香港陆续出版。其中,第一卷含《论语》、《大学》与《中庸》,出版于1861年,第二卷《孟子》出版于1861年,第三卷《书经》与《竹书纪年》(分两册)出版于1865年,第四卷《诗经》(分两册)出版于1871年,第五卷含《春秋》与《左传》(分两册)出版于1872年。
1861年,广东被英法攻陷之后,理雅各与他的朋友在广东河南(广州市的地名,现中山大学康乐园的一带)参观,看一座佛教寺庙遭到袭击,原因是民众敌视所有外国人。同年春天,理雅各与湛约翰乘船到广东的博罗等地去看看车锦光的传教工作,一路上受到当地人的欢迎。他们此行长达四个星期,但后来遭到了袭击。10月,由理雅各施洗的广东人车锦光被其仇家所害,理雅各曾冒着生命危险去解救车锦光,而且临走前叮嘱英国领事:万一他死了,不要动用军舰,因为他要把清白的名声带回家。
1862年,理雅各在香港太平山与湾仔筹建两所教堂。2月,在港府的支持下,中央书院正式开学,标志着香港教育事业把重点转向了世俗教育。中央书院首任校长由史钊活担任。史钊活承袭了理雅各的世俗教育主张,并付之于实践。理雅各就此解除了教育局繁重的文秘和管理职责。是年,理雅各的一封信在英国公开发表,抗议戈登率领的英法联军镇压太平军的行为。同年理雅各在香港经历了第五次摧毁性的台风。这年王韬流亡香港,开始襄助理雅各翻译中国经书,历时20年。(从1862年到1865年,理雅各为香港政府培训笔译、口译人员三年。)
1863年年底,理雅各为修建佑宁堂筹捐了21000元。
1864年6月6日理雅各在香港经历了第六次摧毁性的台风。是年理雅各再次陷入健康危机,于是到广东省的西河去游历、养病。
1865年,理雅各与教育理事会其他成员退位,政府办学部取而代之。同年因为理雅各在公益事业上的突出贡献,被邀到香港政府用茶点。是年,理雅各陪第二任妻子汉娜到汕头、厦门、上海,后到日本治病。汉娜终因水土不服回国,也带走了女儿。
1866年,香港发生了罕见的火灾,理雅各成功地进行了募捐活动以赈灾。是年他又探访感染猩红热的学生,还为一个他认为无罪的死囚奔忙。理雅各在香港昂船洲经历一次爆炸的事件,一艘载着80吨炸药的商船被引爆,原因不明。
1867年2月,理雅各因健康欠佳暂回英国养病,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工作暂时中断。理雅各不久来信邀请王韬去苏格兰。年底王韬赴苏格兰,并游历了法国等国家。
1868-1869年理雅各与王韬在哥拉潜心译书,抽空游历爱丁堡、格拉斯哥、雷斯与阿伯丁。当时理雅各已经不想继续留在伦敦会,而是集中精力完成中国古代经典的翻译。
1870年1月5日,理雅各及其女玛丽与王韬一起返华。3月,抵达香港,此后王韬成为独立的报业人士并逐步成为社会改良者,开始了自己的事业。理雅各与伦敦会签订合同,在佑宁堂做了三年牧师。由于佑宁堂有印刷业务,理雅各印刷其译著《中国经典》更为方便。
1871年,理雅各在英国士兵中开《圣经》课。是年撰写了布道文册《无偿的福音》。2只,理雅各联合其他传教士和一些商会,组织了一千多人签字,要求取缔赌场。
1872年7月,理雅各深夜翻译过劳而休克,手部摔伤。
1873年,理雅各到中国北方观光,对落后的状况非常痛惜。5月17日,理雅各游历孔府,在日记里提到当地种植鸦片的情况。是年理雅各告别香港,临别王韬撰文赞美理雅各。理雅各后又游历了美国,其后返英定居。理雅各回到英国公开反对鸦片贸易。从1873年到1876年理雅各写了长达330页的手稿,力图将赞美诗翻译成诗体拉丁语,并对一些语言点做了一番诠释,类似于他在其译著《中国经典》中所做的工作。
1874至1875年,约翰·莱格牧师等人为理雅各再译《诗经》提供帮助。
1875年,穆勒约理雅各为《东方圣书》系列译著提供译稿。4月20日,牛津大学决定让理雅各做首任汉学教授。
1876年,理雅各因翻译中国经书的成就获儒莲中国文学首届国际奖。10月27日,理雅各在谢尔德廉戏院发表就职演说,开始了执教牛津大学的生涯至去世。
1877年,理雅各的著作《儒教与基督教对比》在对华传教士上海大会由人代读,在传教士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因被认为过高评价儒教和再次引发术语问题而被拒绝出版。后该文在友人资助下独立出版。是年理雅各准备重新翻译《易经》,再次邀王韬前往。但王韬未受此邀。
1878年,理雅各发表论文《中华帝国的儒教》、两小卷的《孔子生平及其学说》与《孟子生平及其学说》。
1879年,理雅各译出《东方圣书》第三卷,含《书经》、《诗经中的宗教》和《孝经》。是年理雅各应邀请到长老宗做牧师。
1880年,理雅各以他在牛津大学讲课和研究心得,在伦敦发表了《中国的宗教:儒教、道教与基督教的对比》。是年,理雅各提名中央书院第二任校长。同年理雅各的第二任妻子汉娜去世。
1882年,理雅各完全失聪,但仍然坚持授课与翻译。是年,理雅各译出《东方圣书》第十六卷《周易》,为第九版《不列颠网络全书》撰写了《老子》的条目。
1883年,理雅各的《基督教与儒教关于人生教义的对比》由伦敦圣教书会出版。
1884年,理雅各到授予他神学博士的爱丁堡大学参加校庆。
1885年,理雅各译出《东方圣书》第二十七、二十八卷《礼记》。
1886年,理雅各译出了《法显行传》(或称《佛国记》)。是年理雅各患中风,健康状况恶化。
1887年,理雅各发表汉学研究论文《菩萨的形象》。
1888年,理雅各开设“在华基督教传教史”的讲座,再一次对鸦片贸易深表痛惜。同年理雅各发表了《基督教在中国:景教、罗马天主教与新教》一书。
1891年,理雅各译出《东方圣书》第三十九、四十卷《道德经》与《庄子文集》,并发表汉学研究论文《因果报应论》。
1892年,理雅各的《四书》译本经他修订后再版。
1893年至1895年理雅各修订《中国经典》,并由牛津克莱仁登出版社再版。
1897年11月29日,理雅各病逝牛津。
(资料来源:架设东西方的桥梁 [专著]: 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 / 岳峰著. -- 福州 :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 370页 : 图 ; 20cm. --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言与文学研究中心学术研究丛书/篇名略有改动)
8. 为什么孔氏家族千年不衰
一、孔子简介
孔子是孔氏家族成为千年望族、儒学世家的缔造者。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即农历八月廿七~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即农历二月十一),名丘,字仲尼,汉族,春秋时期鲁国陬邑(zōu yì)(今山东曲阜市南辛镇)人,先祖为宋国(今河南商丘)贵族。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政治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 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孔子的儒家思想对中国、儒家文化圈及世界有深远的影响。
二、 《孔子世家谱》
《孔子世家谱》涵盖孔子家族整个传承史,是世界上连续传承时间最悠久,记录最完整,资料最详谨,内容最广泛的家谱。2005年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列为“世界最长家谱”,每位后裔都能上溯至孔子。2009年版《孔子世家谱》耗资1300多万,历时10年,收录孔子后裔总人数约计达200万,约计2500余万字。全谱共分卷首和五集,共80册,重达125公斤。因此,《孔子世家谱》被誉称为“中国第一家谱”。
2009年版《孔子世家谱》有三大创新:一是跨越性别、民族与地域,收入女性、少数民族、港澳台及海外孔子后裔;二是增加个人信息;三是建立数据库。
三、《孔氏祖训箴规》
孔氏家族的族规族训,是为了维护家族内部的正常秩序,约束族人的思想和行为,使之维持在常规之内。族人凡有违犯族规家训者,会受到家法的相应制裁甚至官府的惩处,严重者甚至被家谱处名。
孔氏族人历来重视族规家训的制定与实施,而且族规家训中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衍圣公府作为全族的大宗主,颁布有纲领性的族规《孔氏祖训箴规》,具有指导作用,各地族人必须共同遵循。祖训箴规共分十条:
一、春秋祭祀,各随土宜。必丰必洁,必诚必敬。此报本追远之道,子孙所当知者;
二、谱牒之设,正所以联同支而亲本。各宜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雍睦一堂,方不愧为圣裔;
三、崇儒重道,好礼尚德,孔氏素为佩服。为子孙者,勿嗜利忘义、出入衙门,有亏先德;
四、孔氏子孙徙寓各州县,朝廷追念圣裔,优免差役,其正供国课,只凭族长催征,皇恩深为浩大。宜各踊跃输将,照限完纳,勿误有司奏销之期;
五、谱牒家规,正所以别外孔而亲一体。子孙勿得互相誉换,以混来历宗枝;
六、婚姻嫁娶,理伦守重。子孙间有不幸再婚再嫁,必慎必戒;
七、子孙出仕者,凡遇民间词讼,所犯自有虚实,务从理断而哀矜勿喜,庶不愧为良吏;
八、圣裔设立族长,给与衣项,原以总理圣谱,约束族人,务要克已奉公,庶足以为族望;
九、孔氏嗣孙,男不得为奴,女不得为婢,凡有职官员不可擅辱。如遇大事,中奉朝廷,小事仍请本家族长责究;
十、祖训家规,朝夕教训子孙,务要读书明理,显亲扬名,勿得入于流俗,甘为下人。
流寓各地的族人,大都能根据大宗主所立的训规精神,结合各所流寓地及本支族人的具体情况,自订家规。
四、孔子后裔,人物辈出
孔子后七世单传,二代孔鲤,除了“诗礼趋庭”故事,没有更多事迹载于史册,宋时追为泗水候。三代孔伋(子思子),师承孔子学生宗圣曾子,与再传弟子亚圣孟子创立了思孟学派,著有《中庸》,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儒学思想。后追为述圣沂水侯。四代孔白,齐威王曾招为相;五代孔求;六代孔箕,为魏相;七代孔穿,齐魏赵三国交聘,作《谏言》;八代孔谦为魏相,封文信君。
先秦孔氏无论是否出仕,均以习儒为业,聚徒授学。此后孔氏家族以儒学为家学,代代相传,尤其在两汉的孔氏先辈奠定了儒学世家的基础。二十代孔季彦谈及古文《尚书》说:“先圣垂训,壁出古文。临淮传义,可谓妙矣!……斯业之所以不泯,赖吾家世世独修之也。”
九代孔鲋,又名孔甲,秦焚书坑儒时将儒家经典葬于壁中,隐居嵩山。后携礼器投陈胜,拜博士。
第10代孙西汉孔聚(?-前171),早年追随汉高祖砀山起义,屡立战功,曾官左司马、将军、都尉。高祖五年(前202年),孔藂领军军夹击项羽楚兵,大胜。次年六月被封为蓼侯。卒谥“夷”。
第11代孙西汉孔臧,孔聚之子。汉文帝时嗣蓼侯,迁博士,拜太常,位列九卿。在官数年,著书十篇,赋二十四篇。
第11代孙西汉孔安国,西汉著名经学家。历任都尉、谏议大夫、临淮太守等职。晚年,著有《古文尚书传》、《论语训解》、《古文孝经传》、《孔子家语》等书,成为古文尚书学派的开创者。《史记》作者司马迁曾请教经学于他,后世尊其为先儒。
第14代孙西汉孔光(前64-5),字子夏,自幼随父孔霸徙居长安,通经学,年未二十即举为议郎。后举方正,入朝任谏大夫。汉成帝即位,举为博士,迁大将军,拜相,封博山侯。哀帝刘欣即位,封为千户。汉平帝即位,拜太傅、拜太师,称病辞职。卒谥简烈侯。
第19代孙东汉孔宙(103- 163),字季将。少好学,治严氏《春秋》,举孝廉,授郎中,迁元城令。是时,泰山附近动乱,孔宙为泰山都尉,旬月而平。故吏门人立碑示后,即《孔宙碑》。碑今存曲阜孔宙东庑。
第20代孙东汉末年的孔融(153-208),字文举。建安七子之首,因多次得罪曹操被杀。
第26代孙晋孔坦(285-335),字君平,居会稽。任世子文学,后补为太子舍人,迁尚书郎,任吴郡太守,后迁尚书,疾笃未任。晋元帝年间,建议申明贡举之制,崇修学校。死赠光禄勋,谥“简”。有集传世。
第32代孙南朝孔奂(514-583),字休文,居会稽。好学善属文,通经史百家。侯景之乱,孔奂独傲然自若,自谓不以取媚凶丑以求全。陈武帝永定三年(559年)任晋陵太守,后为御史中丞、吏部尚书等。有集传世。
第32代孙唐孔颖达,经学家。最重要的著作为《五经正义》,是集魏晋南北朝以来经学大成的著作。
第33代孙唐孔绍安,以文才知名,隋末为监察御史。归唐拜内史舍人。少年时诵古文集数十万言,曾奉诏撰写《梁史》,未成而卒。有文集五十卷,今存诗七首。
第37代孙唐孔巢父(?-784),字弱翁,冀州人。少时与李白、韩准、张叔明、陶河、裴政隐居徂徕山,称“竹溪六逸”。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授左卫兵曹参军,累官至给事中、河中、陕、华等州招讨使,兼御史大夫。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年)受命为魏博宣慰使,成功劝说藩镇田悦归顺。后为藩镇李怀光部众所杀。
第38代孙唐孔述睿(730-800),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唐代宗召为大常寺协律郎,转国子监博士,迁尚书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后升为谏议大夫兼皇太子侍读,改秘书少监兼右庶子,复为史馆修撰。“述睿每迁,即至朝谢,俄而辞疾归。”述睿精研地理,重修《地理志》。卒赠工部尚书。
第45代孙北宋孔道辅(985-1039),字原鲁。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举进士第,授宁州军事推官。九年(I016年)迁大理寺丞,知仙源县(今曲阜县),主孔子祀事。曾受命出使契丹,契丹宴使者,优人以孔子为戏,道辅怒退,契丹陪罪,后不敢侮慢宋使。后知兖州,曾访得孟子墓,建庙于墓之西南。卒后,受祀于邹县孟庙,称先儒孔氏。
第46代孙北宋孔宗翰,字周翰,孔道辅次子。登进士第,知仙源县(今曲阜县)。司马光上章推荐,迁为太常博士,后为司农少卿,后迁鸿胪。编有《孔氏宗谱》、《阙里世系》等。
第47代孙北宋孔平仲,字义甫。性刚直,仕途坎坷,一生多次贬官。长于史学,工文词,著有《续世说》等书。与兄文仲、武仲俱有文名,黄庭坚论元祐人才,誉称“二苏(苏轼、苏辙)联璧,三孔分鼎”。
第54代孙元孔思迪,字凝道。以国子生授胶西主簿、安庆录事,转光山尹,迁陕西行台御史、湖广都事、太常礼仪院判、太常礼仪使。元文宗时,楚中因灾动乱。迁思迪为湖广都事,以宣抚安定为主策,动乱遂告平息。
第60代孙明孔承倜,字永冠。博学工诗,尤精颜真卿书法,明代孔庙石碑多出其手。一生为官清正,笃信阳明之学,足迹所至,均开馆会生徒。著有《易经代言》、《诗经代言》、《书经代言》、《四书代言》等。
第62代孙明孔闻诗(?-1643),字四可。天启二年(1622年)举进士,授中书舍人。崇祯元年(1628年),向明思宗条上八事,以革新政治。时清兵已入昌平,下京畿州县,闻诗应援守御,战绩卓著。编有《奏议》数卷。
第63代孙明孔贞运(1574-1644年),字开仲。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以殿试第二名赐进士第,授翰林院编修。官至东阁大学士,晋太子太保,代为辅相。编著有《词林典类》等书。
第63代孙清孔贞瑄,字壁六,清顺治庚午举人,博学多才,潜心研究经史,尤精算学、韵学。由泰安学正升云南大姚知县,因争公道不得而辞官。晚年专事著述,著有《聊园文集》等。
第64代孙清孔尚任,知名戏曲《桃花扇》作者,与《长生殿》作者洪升齐名,俗谓“南洪北孔”。博通经学、史学,康熙帝拜为“国子监博士”迁户部主事。后《桃花扇》一剧,被纠举心怀明朝,遂罢黜,遂归故里养老。
第69代孙清孔继汾(1725~1786),经学家。有《阙里文献考》100卷,《孔氏家仪》14卷,《乐舞全谱》2卷,《匡仪纠谬集》3卷,《行余诗草》2卷,并校刻《文献通考序》1卷。
第69代孙清孔继涵(1739~1783),校勘学家。有《微波榭丛书》。
第70代孙清孔广森(1752-1786),经学家、音韵学家。著有《春秋公羊通义》、《大戴礼记注》、《经学卮言》、《诗声类》等。
第70代孙清孔广陶(1832-1890),广州藏书名家。藏书处称“三十三万卷书堂”,与伍崇曜“粤雅堂”、潘仕成“海山仙馆”、康有为“万木草堂”,合称“粤省四家”。
第71代孙清孔昭虔(1775年-1835),宇元敬,孔广森子。嘉庆六年(1801年)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官至贵州布政使。善隶书,工吟咏,于古声韵学颇有研究,曾著《古韵》、《词韵》。
第71代孙清孔昭薰,宇惠如,衍圣公孔传铎第四子孔继汾之孙。嘉庆举人,封翰林院五经博士,任山东临邑县训导。刻苦好学,嗜古工诗,好金石学。于曲阜城郊掘得汉、唐宋、金、元、明各代石碑120通,编成《至圣林碑目》六卷。
第72代孙清孔宪彝,著名诗人。
第72代孙孔宪铎(1935年生),曾任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学术副院长、香港科技大学学术副校长
第73代孙孔庆东,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第73代孙孔庆翔(1983-),美国偶像参赛者。
第74代孙孔繁礼(1923-),字景高,安徽太湖人,苏轼研究专家。
第74代孙孔繁星,当代诗人。
第74代孙孔繁森(1944-1994),曾任西藏阿里地委书记。
第74代孙孔伯华,名繁棣,字伯华。中医学家,与汪逢春、萧龙友、施今墨并称北京四大名医。
第75代孙孔祥熙,(1880-1967)曾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
第75代孙孔祥柯,北京译学馆英文专业毕业,山东省议会议员、副议长、山东高等学堂教务长、校长,山东人民赴巴黎和会请愿代表。
第75代孙孔从洲,谱名祥瀛,字郁文,国民党陆军第三十八军中将副军长,后率部起义。建国后历任西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第二炮兵学校校长、西南军区军械部部长,高级炮兵学校校长,炮兵工程技术学院院长兼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授中将军衔。其子孔令华,娶毛泽东女李敏。
第75代孙孔祥吉,当代著名清史学家。
第75代孙孔迈(1919─2008),谱名祥哲,历任新华社新德里、哈瓦那、东京分社社长,新华社外事部主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宣传司司长,广播电视部秘书长兼外事局局长等职。
第75代孙孔祥东,国际知名钢琴家。
第75代孙孔祥明,当代著名围棋女棋手,至八段。
第75代孙孔祥德,香港戏班“七小福”之一,艺名元德,与洪金宝和成龙为师兄弟。
第76代孙孔另境(1904─1972),原名令俊,又名若君。近代文学家。
第76代孙孔令朋(1919─2002),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历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委、上海市委副主委、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上海外贸学院教授、香港孔教学院永远名誉院长等职。著有回忆录《风雨人生》(大陆改名为《今生今世》出版》,《大哉孔子》,《孔裔谈孔》,《旷古同钦》,《说孔古今谈》,《论语精句今用新解》。
第76代孙孔令馥(1953─),艺名谢雪心,香港粤剧演员。[1]。
第76代孙孔泉,外交官,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外交部发言人,外交部欧洲司司长,外交部长助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兰西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第76代孙孔令辉(1975─),当代著名乒乓球运动员。
第76代孙孔杰,原名孔令杰,围棋棋手,九段。
第76代孙孔令奇(1980─),台湾歌手,美国籍。
第77代孙孔德成,男高音歌唱家,中央音乐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特聘教授。
第77代孙孔德明,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教授。
第77代孙孔兰薰,本名“孔德坤”,台湾群星会时期著名歌星
第78代孙孔维克(1956─),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书画家,山东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一级美术师。作品入选“1997中国画坛百杰展”。
第78代孙孔维佳,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副院长、耳鼻咽喉科主任。奥地利Innsbruck大学客座教授,香港大学荣誉教授。
五、为什么孔氏家族千年不衰?
孔氏家族千年不衰的传家宝:①《孔子世家谱》;②《孔氏祖训箴规》;③儒家文化。
9. 求介绍广州大学
广州大学坐落在中国第三大城市广州市,位于国内一流大学园区--广州大学城的西南端。广大利用地处广州以及这一地理环境优势,努力抓住发展机遇,成为目前中国发展势头最好的重点高校之一,多项指标位列全国高校前列。广州大学已发展成为一所拥有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十大学科门类,具有相当规模,基础较为雄厚,办学效益显著,在国内外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地方综合性大学。
分数线
2011 -- 575 568 -- 11 本科一批
2010 -- 558 555 -- 8 本科一批
2009 545 550 546 -- 4 本科一批
学费环境这些很难说,要自己去看看。
我觉得还可以啊,广州大学是不错,但还不算名牌大学。
10. 中山大学珠海校区的文化传统
中山大学校训是孙中山先生于1924 年11月11日在国立广东大学举行成立典礼时亲笔题写的。校训词为“博学 审问 慎思 明辨 笃行”。十字训词原文出自儒家经书《礼·中庸》。《中庸》第二十章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按《中庸》原意是指人具有“诚”之本性,只要按“至诚”之本性从事修身,透过学、问、思、辨、行五个环节,便可以把自己修养成“君子”。
明末清初,随着社会的变动,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发展传统《中庸》思想,强调“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即把做学问与立志结合起来,所以对“博学”做出新的阐述:“博学于文,行己有耻”。顾炎武所指的“文”,已不是纯粹古代的经书文章,而是包括一切天下国家大事。他所指的“耻”,不是指个人荣辱,而是指全体人民的荣辱。博学 的指导思想从个人自身修养扩大到“当务之事”的社会大事,所以他作出学、 问、思与立志的统一。顾炎武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爱国主义者,故他对传统教育能按照新形势需要而做出新释。
孙中山则处于伟大民主革命的时代,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十分重视教育,造就一代振兴中华,再造文明的人才。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四年,他倡议在广东设立两所学校,一是黄埔军校,一是广东大学,以一文一武的学校模式,为造就“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为世界服务”的人才。十字训词是他继承传统的教育形式而赋予时代的、革命的新的教育方针和内容。 中山大学校歌,创作于建校初期,由中山大学首任校长邹鲁作词,陈洪作曲。学校为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倡导的爱国精神和亲笔提写的校训良好学风,并反映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与特点。广泛征求校内外各界人士,一致同意原校歌的曲不变,对原歌词“国父手创 改为“中山手创”,将“三民主义”等四句, 改为“博学审问,慎思不罔,明辨笃行,为国栋梁”,将歌词最后两句改为“振兴中华,永志勿忘”。
白云山高 珠江水长 吾校矗立 蔚为国光 中山手创 遗泽余芳
博学审问 慎思不罔 明辨笃行 为国栋梁 莘莘学子 济济一堂
学以致用 不息自强 发扬光大 贯彻主张 振兴中华 永志勿忘 中外优秀文化讲座
中外优秀文化讲座是由学校教务处主办、历史系团总支和学生会协办的一个校内文化讲座。自1994年10月创办以来,本着弘扬中外优秀文化、促进校内文化建设的宗旨,为全校师生提供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广泛的文化交流的空间,内容涉及文、史、哲、政、经、法和自然科学等领域。
人生讲坛
为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切实提高当代大学生的艺术修养,同时弘扬民族艺术精粹,校团委多年来一直注重艺术教育和开展艺术活动。如一年一度的“中山大学艺术节”、“高雅艺术进校园”等系列活动,不仅成为了该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品牌活动,而且在全省乃至全国各高校都有较大的影响力。
科技艺术节
2002年,该校将艺术节和科技节这两项大型校园文化活动合二为一,创办首届中山大学科技艺术节,这是新中山大学成立之后的第一次大型校园文化盛典,以其全新的面貌、独特的风格、多样的形式吸引广大师生普遍参与,成为新中大,乃至华南高校的一次盛会。
主要活动项目有艺术类、诗配乐朗诵比赛、中国象棋围棋比赛、系际歌手对抗赛、校庆文艺晚会、中外优秀艺术作品晚会、现代舞专场表演、袁歌灵小提琴独奏晚会、书画摄影大赛、“挑战杯”科技学术论文比赛、战士杂技团魔术杂技专场晚会、科幻电影展播、科幻小说创作比赛、校园DV短剧摄像大赛、院系际辩论赛、网页设计比赛、环保手工艺品设计比赛、FLASH绿色校园公益设计大赛、科技艺术节系列讲座、科技艺术节闭幕式暨获奖作品展示晚会。
“挑战杯”
为调动该校学生的学术科技研究热情,在学生中形成良好的科学研究氛围,推进学生素质教育和创新人才的培养,更好地备战全省、全国的“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校团委于双数年主办中山大学“挑战杯”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凡该校在册的全日制学生(含专、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均可参加。作品分为自然科学类、哲学社会科学类、科技发明制作类作品三类。
维纳斯歌手大赛
维纳斯歌手大赛是中山大学每年一度的校内歌手大赛,在校内外都受到广泛关注。维纳斯的覆盖面广,地跨广州、珠海两大城市,四个校区。在校外,维纳斯歌唱大赛也享有很高的声誉,维纳斯歌手在广州各高校以至社会上都有一定的知名度。
学术与学风系列讲座
由校党委宣传部、教务处、校团委主办,校研究生会承办的大型“学术”与“学风”讲座,于2003年9月开讲,讲座根据主题分为“知名教授系列”、“院士系列”以及“知名校友系列”三个部分,邀请了校内外的知名学者教授及校友主讲,和中大的广大师生共同探讨,在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特定时代进程中,如何寻觅我们的精神家园,重塑价值理性的时代内涵;批判和反思大学的精神理念;整饬和重构大学的人文关怀,确立和坚守大学的真正使命。
校长讲坛系列讲座活动
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地了解学校发展的现状,让同学们能够零距离接触学校领导,感受该校领导的学者风范与人格魅力,同时也体现出学校对学生的关心与关注,校团委在李延保书记、黄达人校长等校领导的关心支持下精心策划并主办了“校长讲坛”。通过让广大学生近距离接触校领导,感受来自各个学科领域校领导的学者风范和人格魅力,增强他们对中山大学的认同感和使命感。同时也是校领导以实际行动推动该校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体现。“校长讲坛”每隔一周在东校区举行。
“医学人文”学术讲座
为倡导人文精神,培养综合人才,由北校区团工委主办具有医学特色的“医学·人文”系列讲座。此项活动在合校前已是中山医科大学的老品牌,并纳入了学校的教学计划,以专项活动基金作为支持。合校后,此项活动更是适应高等教育学科交叉、文理科渗透的趋势,达到了加强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的目的,同时发挥南北校区的资源优势,文理医各学科融合,极大地拓展了医学生视野,成为了北校区学术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品牌活动。
医学节
为弘扬医学精神,展示中山大学医学生的风采,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树立和强化医学生光荣感与使命感,打造一个医学生的品牌栏目,自2004年起医学节成功在北校区举办。医学节以医学人文、医学科技和医学普及为主题,涵盖了学术篇——医海扬帆、展示篇——杏林风采、实践篇——知易行难、文体篇——百花齐放、院系篇——百家争鸣、总结篇——硕果累累六大板块,涉及学术科研、社区服务、竞技娱乐等多个方面。 民主、务实、爱校
中大精神是潜在的、无形的,它是由一代代中大人的共同价值观、共有的品格和气质表现出来的。从中大教师及校友们身上得到更深的印象是:民主的精神、务实的作风、爱校的情结。中大的民主精神体现于学术研究上的包容性、创造性,教师教学上的自主性及学生学习上的选择性。在中大的历史上,学阀学霸作风鲜见,对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行政干预也不多。另外,从中大校友浓得化不开的爱校情结中,可以看出中大凝结着一种团结的精神,一种由对学校深厚的爱而形成的内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