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r基金会

㈠ 恩派的公益事业

NPI大力倡导企业社会责任（CSR）理念，促成了大量企业公益资源流入草根组织，支持社会创新，通过与联想、诺基亚、康师傅、英特尔、帝亚吉欧、招商局等优秀企业的合作，实现了各方多赢，如今企业支持民间公益已蔚然成风。从2007年起， NPI引入并不断实践的“公益创投”（Venture Philanthropy）公益投入方式引起了各界的广泛认同， NPI先后与企业、基金会、政府合作开展了若干“公益创投”和“公益大赛”项目，掀起了一个个民间公益创业的热潮。至今，由NPI托管的公益创投资金已超过5000万，资助的公益项目近300个。2009年，由NPI主要发起成立了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联劝”），它将探索新型的联合劝募和公益资助模式，整合更多社会资源服务于新兴公益组织的成长需要。
2010年， NPI设计并承担运营的上海社会创新孵化园（“凤巢”）正式开园，这标志着NPI建立综合性社会创新创意园区的创想正在付诸实施。此外， NPI推出的“公益广交会”、“企业公民在行动”等大型活动也都成为了业内的重要景观。
如今，恩派（NPI）旗下各业务单元已形成了以“注册独立、品牌共享、资源整合、业务互补”为特征的联合舰队型管理格局。它将在公益支持性领域不断推陈出新的同时，对已有公益产品深耕细作，精益求精，为建立和完善中国公益的基础设施而不懈努力。

㈡ 谁知道乳腺癌研究基金会相关资料

伊芙琳·兰黛，雅诗兰黛集团高级副总裁，粉红丝带乳腺癌防治运动（BCAC）发起人
在雅诗兰黛集团的议程上，CSR（企业社会责任）总是处在重要的地位。粉红丝带乳腺癌防治运动（BCAC）是该公司CSR的成果中一个杰出的和成功的例子。
乳腺癌被认为是全球“头号女性杀手”。据美国癌症协会估计，美国每年有超过21万人被诊断为患有乳腺癌，其中死亡人数约4万例，原因就是女性对乳腺癌的了解和预防措施相对较少。

1992年，雅诗兰黛集团的高级副总裁伊芙琳·兰黛夫人，再也不愿看到女性遭受乳腺癌之苦。她回忆说：“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愤怒———为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女性死于乳腺癌而愤怒。为什么这些女性没有发出更多的声音和呐喊？为什么这些女性没有要求更好的医疗条件？”

随后她意识到：全球女性在和乳腺癌斗争的过程中需要一个声音。她决定发起一个防治乳腺癌的活动，提倡公众关注和科学研究。最重要的一点是帮助那些病人，使她们重拾生活信心。伊芙琳·兰黛夫人同SELF杂志的主编：A lexand ra Penn y女士一起，将粉红丝带作为乳房健康的一个全世界的标志。

“及早预防、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是全球粉红丝带乳腺癌防治运动的宗旨。因为只要及早发现，85％－90％的乳腺癌是可以治疗的，免除了乳房切除的痛苦，许多生命也有可能因此得到拯救。“向尽可能多的人们传递及早发现能挽救生命的信息，尽可能多地资助相关研究，通过这些努力，我们确实能减少那些死亡数字，直到有一天能完全抵御疾病。”伊芙琳·兰黛说。

2001年，雅诗兰黛集团发起了又一项影响力广泛的活动：在全球著名的建筑物、纪念碑和陆标上面亮起粉色灯光，以提高对乳腺癌的重视。截止到今年，50多个国家中有超过260个建筑物参与了这项名为“全球粉红丝带亮灯仪式”的活动，包括意大利的比萨塔、加拿大的尼亚加拉大瀑布、美国的帝国大厦、罗马尼亚的帕台农神庙等。它是一项影响巨大而有效的倡导行动，极大地引发了人们对乳腺癌防治的关注。

自1993年由伊芙琳·兰黛创立乳腺癌研究基金会（Th e B rea s t C an ce r R e sea rch Found a tion）起，始终坚信通

过全球在临床治疗及遗传科学方面的研究和创新，乳腺癌的预防和治愈一定可以实现。每年，至少有85％的基金直接投入于80位杰出科学家的研究。该组织还连续第三年，获得了由C h a r ity N av iga to r机构颁发的四星标志，并得到了美国慈善事业协会的A类奖励。

2003年雅诗兰黛集团在中国发起了粉红丝带乳腺癌防治运动（BCAC）。

2004年粉红丝带活动的创办人伊芙琳·兰黛夫人来到北京。2004年11月16日－21日，雅诗兰黛集团和《时尚健康》杂志在北京红门画廊共同举办了以“美丽，健康和乳房”为主题的摄影展。这是伊芙琳·兰黛夫人的摄影成果首次在中国展出。

伊芙琳·兰黛夫人通过照片探索自然世界的奥妙：那种积极的复原能力。“自然滋养了我们；抚慰着我们的精神和灵魂。当我想帮助某人———甚至只是帮我自己———寻找到宁静的时候，我的目标就达到了。”伊芙琳·兰黛夫人解释到。她在摄影中探索治愈和复原的个人主题同样也表现在对乳腺癌研究的努力上。

自从1992年以来，伊芙琳·兰黛夫人已经在世界各地30多处举办了摄影展。许多作品被博物馆和私人收藏，所获收益全部捐赠给乳腺癌研究基金会———这是她最热衷的。在长达一星期的展览之后，38张照片被出售，2万多美元的收益全部捐赠给“乳腺癌教育基地”。

㈢ 如何制定中国CSR战略

在今天的中国，跨国公司不仅需要遵守法律法规，获得市场与口碑双赢的关键，还在于是否能够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政策，近年来，常有跨国企业负面新闻缠身，随即也感受到了来自中国公众的质疑和压力。
加拿大和谐基金会和商道纵横公司共同撰写了《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社会责任指南》并于日前在北京发布，希望能够帮助跨国公司了解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现状，建立能够同时满足社会与企业双方利益和需求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通过与公民社会的可信赖伙伴关系，建立起与当地社区的长期联系。
只捐款会有“漂绿”嫌疑
企业社会责任不是单纯的公益事业。对企业和社会来说，救灾捐助及其他公益活动不仅为突发性事件提供资助，还为社会、教育、健康及环境等项目提供持续的资金支持，因此也是企业社会责任中的重要部分。一些领先的跨国公司为了与当地消费者和政府建立更好的关系，已经根据中国国情制定了有针对性的社会责任项目。
2006年《福布斯杂志》曾发布了一份跨国公司在华捐赠的名单。汇丰银行以总额2270万元的捐赠排在首位。紧随其后的是英国石油公司（BP），捐赠额1610万元，丰田、壳牌、安利及其他知名企业也位于此排行榜的前几名。
不幸的是，近年来媒体与NGO对一些已经成功树立起公益形象的企业进行披露，发现一些知名企业在中国有违法行为，或是销售未达到基本标准的产品。位居捐赠榜榜首的汇丰银行因管理不善，导致其被指控资助恐怖组织和为贩毒集团洗钱。这个例子提醒我们，企业社会责任不应只限于“捐赠”和“社会服务”。
企业社会责任从本质上讲是企业在经营模式中的自律行为，目的在于平衡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因此，公益活动虽然重要，但只是企业社会责任中的一部分；慈善应服务社会，而不是为了满足企业公关的需要。
根据ISO26000，企业社会责任包括七项主要内容：组织治理、人权、劳工实践、公平运营实践、环境、消费者问题、社区参与和发展；这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涉及企业对其利益相关方和整个社会的理解、态度与表现。
2011年，江森自控在全球范围内对非营利组织和社区捐款超过1540万美元。江森自控声称其通过经济援助和员工志愿者活动良好地满足慈善与社区的需求。然而该企业却被《南方周末》报道存在漂绿行为。尽管江森对外塑造了一个慷慨和环保的形象，但它却在一片反对声中建立了一条新的生产线，并在上海地区导致了严重污染。
因此，企业对重大事件的捐赠对环境、教育、健康和社会发展都非常重要，而社会责任还要求企业在其他方面有所作为，单纯捐助是不够的。企业通过几十年的慈善活动所营造的声誉可能会因为产品质量问题、腐败丑闻或是环境破坏行为而毁于一旦。这些不良行为也会引起执法机构、政府、投资人、消费者和媒体的特别关注。在企业内部建立起真正的社会责任文化能够降低这些风险，才能帮助企业取得更大的成功。
创造共享价值观
在管理层战略性地推广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加强公司竞争力、提升企业声誉，并改善企业运营所在地社区的经济与社会条件。有价值的企业社会责任创造共享价值观，着眼于发现并延续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企业开发能满足社会和环境要求的产品及服务，不仅能维持已有市场，更易于开拓新的市场，并降低创新成本。
例如中国移动通过与贵州省卫生厅合作，在该省建立了新农村合作医疗信息管理系统。这个项目虽然看起来在经济上未能收回1800万元的投资，但是董事会与股东都称赞该项目富有远见，对社会有回馈、对企业有长期回报。目前，这一系统涵盖了贵州72个县、1083个镇、10256个医疗点，2399万农民参与，其中1302万人通过这一平台获得了医疗救助。
企业通过加强业务流程可以实现双赢的局面，从而在提高产品质量、可靠性，改善服务，降低成本和提高声誉的同时，保护重要的自然资源、促进社会发展。
例如，为了使其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更加贴近顾客和有利于环境，沃尔玛设计了“可持续发展360计划”。2011年，沃尔玛的废物排放降低了80%，为顾客节省了10亿美元，利用了11亿千瓦时的可再生能源。
跨国公司并不是一座孤岛，其运营依赖于周围环境乃至整个世界。当地供应商、承包商、合作伙伴和经销商都是商业网络的一部分，而企业对这个网络是负有责任的，也因此可以在这个网络传播和共享其价值观。一个负责的企业应该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集群效应”，并将会从中获益。
总而言之，经济的成功应当基于通过共享的价值观体系来创造共同利益，以满足人的需求、提高效率、创造就业机会，从而促进中国可持续社区发展。
如何因地制宜
在制定地方性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时，跨国公司需要了解当地利益相关方的期望，了解公司运营对地方环境与社会的最大影响，并针对社会责任方面最重要的问题和最佳实践为当地社区和环境带来实质性利益。
第一步，分析企业与社会责任的联系，确定企业社会责任工作的关联点。
许多国际公司的子公司通常简单复制母公司的社会责任战略。这样做有很多原因，如运营成本低、便于管理等，但是这种方式在实践上的有效性值得怀疑。忽视当地特定的需求与市场差异很可能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投入/产出比和公众的认可。
另外，要制定适合中国的实质性战略，跨国公司必须先透彻地理解民众的需求、关注点与期望。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甚至是控制，因而可以说中国政府是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从对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不难看出中国官方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态度。中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2011-2015）中对企业提出了未来几年内需要强制实行和自愿遵守的新的要求。
比如中国正致力于促进社区自治。跨国公司在这方面也有许多机会：鼓励员工作为志愿者参与社区服务，支持NGO参与式治理的工作，参加社区社会发展和健康环境项目等。
再比如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中国政府十二五计划的首要任务之一。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面对一系列挑战，包括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资源节约与管理、建立循环经济、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与恢复、改善水资源状况、加强灾难预防与控制等。十二五规划中所表明的中央政府的环境意识、公众对跨国企业寄予的更高期望，都使跨国公司面临更具挑战的商业环境。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中国将加速低碳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并逐渐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许多跨国公司在碳交易市场上表现良好，为其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赢得口碑。
了解当地利益相关方与国际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区别十分重要。最后，通过积极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实现战略本地化。
当地利益相关方处于企业活动所在区域，他们希望跨国公司能充分了解并及时解决与他们直接相关的地方性社会与环境问题。跨国公司需要在满足国际利益相关方期望的同时，与当地利益相关方保持良好的沟通，并面对当地利益相关方的特殊文化风俗、经济条件与价值观所带来的挑战，这样才能及时有效地对当地利益相关方的期望作出回应。一般来说，企业最主要的利益相关方有政府、员工、媒体、NGO、商业伙伴和消费者。
在战略制定过程中倾听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及建议是明智而必要的。这可以通过高管、员工、商业伙伴及其他关键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头脑风暴来实现；另一方面，与利益相关方的持续沟通有助于检验企业的社会责任战略是否行之有效。通过持续有效地理解、处理关键利益相关方的意见，企业战略及实践都能得到显著的改善。

㈣ 企业实现“CSR竞争力”的几种模式

他们通过创新的想法，将CSR的活动纳入到企业发展战略中去，不仅为公司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公司的业绩和品牌认知度，使得企业内部推进CSR工作真正变成一种良性循环。下面的这些模式，也许能对您有些启发。 1.缩小数字鸿沟 对于IT企业来说，缩小数字鸿沟不仅是分内之事，同时也是企业推进CSR最方便最有效的办法。无论是为落后地区普及通信技术还是为边远地区捐赠IT，都是在缩小数字鸿沟，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为企业培育潜在的市场。这种举措扩大了企业在内陆地区的知名度，使一些在一线城市不再新潮的产品通过二三线市场销售出去。 代表案例：联想集团从2005年起通过向农村捐赠电脑的契机悄然布局二三线市场，在培育品牌知名度的同时很好地处理了与政府的关系，最终成为家电下乡政策的受益者。 2.跨国公司的全球智库模式 跨国公司往往会面临这样的难题：经营范围往往很大，但是过长的战线使得他们必须用足够多种类的产品来满足不同地区人们的不同需求。这些海量的需求远远超过了企业研发部门的负荷，于是一些跨国公司尝试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和品牌知名度在全球范围内发展智库，不仅使很多中小企业或个人的优秀创意得以商业化，也为企业建立了良好的供应链关系。 代表案例：宝洁的联系+发展模式。宝洁公司2001年成立联系与发展部，致力于为宝洁寻找外部技术创新解决方案。截至2007年，宝洁公司已借此收集到了超过3700多个创新方案，扶持了大量具有创新技术的中小企业，宝洁也获得了企业发展持续不断的创新源泉。 3.支持教育驱动未来 和扶助贫困相比，支持落后地区教育事业也是很多跨国公司经常采用的CSR策略。比如捐钱成立教育基金，帮助落后地区搭建教育网络，IT企业为落后地区捐赠电脑等。通过支持教育能够最有效地建立企业良好的公共形象，同时受益于企业善举的学生都有可能成为企业未来发展的储备人才。 代表案例：从2001年-2004年，惠普中国在多个省份的几十所城镇乡村中小学校建立了惠普信息技术示范教室，为不同地区师生创造体验高科技的机会。 4.食品企业：抢占标准的制高点 近年来，食品企业确保自己产品的无公害越来越成为企业实践CSR的分内之事。如果有一些企业在承诺自己产品健康透明的同时，还在低糖低盐不含添加剂等方面倡导食品的健康标准，将会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起牢固的品牌认知，并借标准的制高点甩开同行业的竞争对手。 代表案例：美国领先的肉产品和奶酪制造商Boar’s Head日前发起了一项选择低盐食品的运动，鼓励消费者健康饮食，减少盐的摄入量。同时该公司亲历亲为，主动公布了其生产的火腿、烤鸡、奶酪等产品的含盐量，均大大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5.进入新兴市场：CSR先行 当跨国公司进入新兴市场时，不仅产品在当地存在品牌认知问题，还需要逐步培养和当地政府的关系。这时，企业如果能够从CSR的角度切入，不仅能迅速取得当地政府的好感和信任，还能赢得在当地民众中的好感并为自己培育潜在市场。 代表案例：联合利华曾在尼日利亚一个偏远小村庄为当地村民修了4口水井，结束了他们没有安全洁净饮用水的历史。此举不仅赢得了当地人民的好感，同时在当地居民习惯使用洁净水之后，随之而来的民众巨大的洗漱和卫生护理需求为联合利华带来一个巨大的市场。 6.金融企业：小额信贷布局潜在市场 和传统企业不同，金融企业在深入二三线市场时会存在业务方向很难被当地普通民众有效认知的问题。这个时候，如果用自己的金融优势去做CSR反而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以小额信贷为代表的金融手段都可以成为金融企业在推行CSR和开拓市场取得双赢的利器。 代表案例：渣打银行早在2007年就在中国农村试行小额信贷业务。如为新疆农民提供小额贷款、在内蒙古成立林格尔渣打村镇银行、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推出农村金融等等。通过这些举措，渣打不仅树立起了一个负责任的金融机构形象，更长远来看，也完成了很多金融机构想做却很难做到的对边远地区的市场开拓。

㈤ 明善道（北京）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怎么样

简介：明善道（北京）管理顾问有限公司（CorporateCitizenshipinAction-以下简称CCiA）是一家致力于帮助企业回更有效地进行企答业社会责任（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简称CSR）实践的咨询机构。2006年5月由CSR研究和实践领域的资深人士创办。CCiA注重在中国推广企业公民理念和实践活动，专注于体系化、科学化、本地化的CSR运作模式，尤其关注企业、非政府机构/非营利机构和政府三方的相互作用与合作，从而实现企业与社会的“互益、共赢”。专业咨询机构，致力于帮助企业更有效的进行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专业理论基础-5年丰富的实践经验--服务内容涵盖CSR领域各类咨询建立广泛的合作网络-国际CSR研究和倡导机构-公益慈善组织-政府主管部门-企业及基金会-各类媒体关注平台搭建与职业CSR从业人员培养——CCiAClub
法定代表人：吕朝
成立时间：2008-03-19
注册资本：50万人民币
工商注册号：110105010888684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9号院4号楼506室

㈥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的中国CSR蓝皮书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联合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网络风云榜、凯迪网络版等机构推出的研究成权果，反应网民对待企业社会责任相关事件、人物和行为的真实情绪。
首份蓝皮书在2012年编撰推出，2014年的蓝皮书还加入了中国公益基金会舆情报告的专项调查。

㈦ 请问境外的公益组织进入国内，要接受那些相关法律的调整，那些部门管理

来源：公益时报
3月23日，小母牛联益慈善之夜在北京举行，活动流程的第五项是联益基金会（小母牛）专项基金的启动仪式。事实上，类似像小母牛这样努力在中国寻求本土化道路的国际NGO，经过与中国政府的多年合作，已经深谙生存之道。除了资金来源不同外，与本土NGO几乎并无二致。他们很少或不再雇佣境外人员，并开始逐步尝试脱离对总部资金的依赖，开拓新的支持渠道。
2013年3月底，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任务分工的通知》指出：公益慈善等四类社会组织年底可直接登记。该举措被期待为“社会组织发展的春天”。
遗憾的是，这其中并不包括活跃在国内的几千家国际NGO，他们依旧“登记无门”。而对于相对幸运的基金会来讲，虽然参照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允许其在中国内地设立代表机构，但登记注册依然按照双重登记制度的思路进行。
复杂的身份
国际小母牛组织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阿肯色州的非营利机构，致力于减少全球饥饿和贫困，保护地球环境。因最初向贫困家庭提供小母牛和养牛技术培训而命名。自1985年进入中国以来，在中国深耕超过20年，小母牛项目帮助人群从几十户农户到数万户，为贫困地区农户提供从种畜到饲养技能的链条式服务，受助农户实现自力更生后，在未来两至三年内将最初接受的农畜后代或等额资助，以及所学知识、技能和经验一并传递给其他贫困农民。
而北京联益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联益）2011年3月获准成立，自诩是继“壹基金”在深圳取得公募资格后，首家经北京市民政局获批成立的民间公募基金会。
虽然这种国际NGO挂靠本土公募基金会，成立专项基金的案例并不多见，但实际上早在两年前，四川海惠助贫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海惠）就已经开始尝试与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联劝）达成协议，共同成立联劝（海惠）专项基金。
海惠即为国际小母牛中国办事处。作为最早进入中国的为数不多的NGO之一，1989年，国际小母牛中国办事处在四川建立，挂靠在四川省畜牧局内。虽然由政府代管在行政上有一定优势，但为了确保项目的规范化和专业性，国际小母牛组织仍决定单独注册建立小母牛项目办。
探索注册之路是艰难的，好在国际小母牛组织并没有一味地去追求以国际NGO的身份注册，考虑项目办没有外籍员工，而是尝试找省级有关部门探讨国际小母牛组织中国本土化之路。四川省民政厅民间管理局负责人很同情小母牛项目的处境，表示只要小母牛项目找到有关厅局（办）作为挂靠或主管单位，就可进行国际小母牛组织的本土化注册申请，只是注册名字不能用小母牛，因为在这个圈子里，大家都知道小母牛是国际NGO。
经过各种复杂的交涉后，2008年，国际小母牛中国办事处终于以“四川海惠助贫服务中心”的名义在四川省民政厅注册成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简称民非）。2011年2月，为参与上海市对口援疆工作中的社区扶贫项目和上海市郊的社区综合发展，海惠的姐妹单位“上海海惠社区民生发展促进中心”正式成立，身份仍为民非。
“注册的过程是比较曲折的，但好在我们并没有一定要以国际NGO的身份来注册，总部也考虑到国情和机构处境，允许我们以这样的名称（海惠）来申请。所以虽然我们是国际组织，但无论在注册上，还是项目执行上，都在走本土化的道路。现在对外宣传的牌子就是海惠-小母牛项目。”国际小母牛中国办主任陈太勇告诉《公益时报》记者，注册成民非或者干脆在工商部门登记是大量在华寻求独立身份的国际NGO的最终选择。
针对两个二级基金的成立，陈太勇就表示目的为了增加一个公募的支持平台。“2012年3月，就已经和联益签署了合作协议，但一直在策划合适的活动方式和时机。”据了解，该天的活动邀请了联益和小母牛双方的企业合作伙伴，并在当晚举行了慈善拍卖。
“基金会”的优势与尴尬
对于国际组织来讲，在华拥有合法身份的好处显而易见：可以更安全地实施项目、可以与更高层级的部门展开合作，企业基金会被认可甚至可以为企业市场开拓带来机会。
相对于“注册无门”的其他类型国际组织，基金会显然要幸运得多。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对基金会的设立主体并没有做境内外的限制，依照该条例，外国人可以在华捐资设立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也可以在中国内地设立代表机构。当然，登记注册依然按照双重登记制度的思路进行。而且，此类组织必须在民政部登记注册方能取得合法身份。
2013年1月，研华文教基金会正式拿到了民政部批文，成立了基金会北京代表处。1997年，财团法人研华文教基金会在台湾正式成立，主要项目为产学合作、社会公益以及内部员工的企业文化建设。
“基金会在大陆开展项目是比较早的，但在2011年下半年才开始准备注册，通过国台办向民政部正式提出申请，从准备材料到调查审核再到被批复大约是一年半的时间。”基金会工作人员郑妲新告诉《公益时报》记者，因为研华科技是台资企业，所以作为企业基金会的研华文教基金会主管职能部门是国台办。
郑妲新表示，办事处的注册成功得力于国台办的大力支持。“上层部门的交涉和沟通会相对容易一些。”她认为对于有注册需求的境外背景基金会来讲，相比准备民政部要求的众多资料，其职能主管部门是否负责更为关键。
“另外，研华科技在北京算是纳税数额比较大的台资企业，可能在注册审核上也有一定考量。”郑妲新补充。
据中国社会组织网显示，目前正式在中国登记注册的境外基金会（含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仅二十几家。
致力于保护野生生物和自然栖息地的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协会（WCS）成立于1895年，总部设在美国纽约。1996年在上海建立了中国项目办公室，2005年，中国项目总部转移到北京。总部迁移后，WCS就开始筹划向民政部门申请注册。“2007年，做了第一次努力，申请递到了国家林业局，因为国家林业局是我们的业务主管单位。”WCS工作人员甘敏芳告诉《公益时报》记者，此次申请得到的回复是对于协会类性质的境外机构注册办事处，没有相应的法律可以参照。
“后来就不了了之，2011年有消息说民政部要修订社会组织管理三条例（即《基金会管理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又陆续有开放登记的说法，我们就一直在等。”甘敏芳说。
但实际上，等待并没有给这些国际组织带来收获。他们开始考虑曲线操作。“虽然仍缺少适用的法律条款，但境外的基金会是可以在中国设立办事处的。WCS在美国和基金会的性质是没有区别的，适用于相同的法律注册条款、相同的免税政策，所以总部批准我们也可以叫WCS foundation（基金会），以基金会的名义提出申请。”甘敏芳表示，2012年WCS开始做第二次努力，包括总部在内又把相关的资料重新准备了一轮。
“因为拿到证书没有多久，具体的不同还没办法讲，只能说有好处。包括邀请合作伙伴时，有民政部认可的基金会代表处的身份会显得更正式，也更有公益色彩。包括一些项目的执行，之前是和高校合作，有了身份后合作伙伴的层级可以上升到教育部，这样项目运作也会更方便。”郑妲新介绍，2013年3月底，由研华文教基金会和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合作的某创新经营模式竞赛已经开赛。
单一的资金渠道
改头换面注册民非、工商注册、正式在民政部注册基金会、挂靠本土公募基金会成立二级基金……为了达到生存和开展活动的目的，国际组织选择了各种各样的存在方式。但对于那些项目和合作伙伴相对单纯的机构而言，身份则没那么重要。
汤森路透基金会是依托于新闻和专业信息供应商汤森路透集团成立的公益机构。其旗下网站 TrustLaw提供免费的全球法律服务，以及妇女权益和高效行政的信息及新闻资讯。在中国，基金会主要向社会企业家和NGO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与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等均有合作。“我们就是一家企业基金会，没有独立的法人身份，暂时也并没有申请注册成立办事处的打算。”基金会中国项目主管刘东伟认为身份问题对于基金会执行项目并无影响。
“因为我们没有任何资金支持的项目，与合作伙伴没有资金往来，不需要一个独立帐号。”刘东伟介绍，基金会和企业CSR部门分开，在中国的全职员工只有他一人，因此基金会每年所需要支出的经费只包括他一人的工资和差旅，均来自公司财务。
同样作为企业基金会的研华文教基金会，所有的资金也均源于企业。“研华科技股东分红的百分之三，每年会滚动到基金会里，所以不需要开拓其他收入渠道。”郑妲新表示。
事实上，因身份问题制约，在华国际NGO的资金来源均较单一，对总部的依赖程度很高。“WCS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资金来自美国，大约每年100万美金左右。从2009年开始，国内开始有个人捐赠进来，但笔数很少，额度也不大，每年也就一二十万的样子。”甘敏芳说，2012年，WCS“野生生物卫士奖”的项目得到了阿拉善SEE基金会支持，是第一笔来自国内机构的资助。
“大部分的资金还是来自海外，以上一个财务年度（2011年6月—2012年7月）为例，机构53%的资金来自香港，30%的资金来自美国，剩下的不到20%是机构自筹。”陈太勇告诉记者，小母牛香港的筹款能力很强，每年的捐赠收入都有几千万，而海惠上一年包括承诺分期捐赠在内的捐赠总收入（自筹部分）为1500万。“主要来自企业和企业基金会的捐赠。”
海惠在资金上对国际小母牛组织总部和其香港分会严重依赖，减少依赖的唯一办法就是解决筹款问题。实施本土化战略以来，海惠积极拓展新的收入渠道，包括成立二级基金在内，但效果却并不明显。据了解，联劝（海惠）专项基金成立两年来，包括捐赠物资折合在内共筹款不足20万。上文提到的小母牛联益之夜举行的慈善拍卖，截止到记者发稿，到账约50万。
“我们虽然没有挂靠成立二级基金，但和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有项目的合作，也算是有公募的渠道。”甘敏芳说，同海惠一样，虽然环基会积极帮助WCS寻找资金支持，但却一直没有获得额外的捐赠机会。
发展趋势与官方合作
事实上，国际NGO在华活跃的时间并不长，上世纪80年代后，较多地进入中国；以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事件为契机，国际NGO开始迅速发展。除了扶贫、教育等传统慈善领域，国际NGO更关注艾滋病防治、环境保护、妇女儿童、社会企业、公平贸易、农民工权利保护等较新的公益领域，一段时间内为中国公益事业发展带来了国际经验和国际视角。
以国际NGO最活跃的云南省为例，21世纪初期，国际组织贡献较大。根据云南省国际民间组织促进会《境外非政府组织发展及管理研究》的统计，国际NGO在滇的项目资金投入2003年是3200万元，2004年是5300万元，2005年是8600万元，2006年达到1.2亿元。
而近几年，在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的援助政策做出方向性调整，许多国际组织也相应灵敏地做出回应，逐步减少或停止在中国的资金支持。
同时，2008年发生在云南的香港伪慈善家李国华猥亵孤儿院女童案件进一步为境外NGO管理敲响了警钟。2009年12月29日，为了规范境外NGO管理，同时也为了进一步为云南省内有关组织与境外NGO交流合作提供服务保障，云南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云南省规范境外非政府组织活动暂行规定》，并于2010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境外非政府组织（以下简称境外NGO）在云南开展项目及活动，均需到省民政厅登记备案，否则即为非法。极少数身份可疑的国际机构开始撤出中国。
因为身份各异的原因，在华国际NGO的规模一直难以统计。仅就在民政部登记的基金会来看，资金投入可圈可点。2012年1月16日，民政部在京召开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工作座谈会。会上发布消息，自《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实施以来，民政部依法登记的19家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累计在中国内地实施了1714个公益项目，总投入超过40亿元人民币，其中，2011年的公益项目支出为10.5亿元人民币。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身份如何，几乎所有现存的在华国际NGO都倾向与政府部门合作。据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韩俊魁在2011年的调查统计，选择经常与政府合作的境外在华NGO比例高达74.5%，若加上偶尔合作，这一比例达到93.6%。“从合法性上看，与政府合作会让那些没有登记的国际NGO绕开法律合法性的质疑展开活动，获得的行政合法性让其获得了较大的腾挪空间。”
“我们所有的工作都要与政府部门打交道，因为我们的工作都是在保护区内进行，一定要和当地的林业部门合作开展项目。尤其是广州方面的项目，与野生动物走私有关，必须和国家执法部门合作。”甘敏芳表示。

㈧ 非政府组织的著名组织

能源基金会
免费午餐基金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
壹基金
基金会中心网
北京市仁爱慈善基金会
NPP新公益伙伴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SEE）
中国影视演员协会（CTAA）
保护国际
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GVB）
深圳衡平机构（EJI）
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MWPCCB）
北京能源效率中心（BECon）
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
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
中国内刊协会
甘肃伊山伊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
陕西省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会
西安志愿者协会环保服务队
北京震旦纪公益信息技术中心
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ACOM）
道德茶叶合作联盟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
福特基金会
富平学校
根与芽环境教育项目
公平劳工协会（FLA）
广东省人力资源管理协会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
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
国际计划
国际经济学商学学生联合会中国大陆区分会
国际青年成就中国部
国际商业领袖论坛（IBLF）
国际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
救助儿童会
劳工教育及服务网络
绿色和平
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
美国家庭健康国际（FHI）
美国商会（中国）
8090后心智模式研究院
南都公益基金会
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
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CSR Europe）
帕斯组织
沛丰中国
气候组织
牵手上海
晴天公益联盟（CCA）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全球电子可持续发展推进协会
全球环境研究所
全球企业抗艾滋病联合会（GBC）
仁人家园国际组织
日本商会
瑞丽市妇女儿童发展中心
商务社会责任协会（BSR）
上海美国商会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ICO）
世界宣明会
世界资源研究所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
碳信息披露项目
维泰国际机构
未来500强（中国）
香港地球之友
香港乐施会
亚洲基金会
亚洲可持续发展投资协会（ASrIA）
亚洲专讯资料研究中心（AMRC）
云南省互满爱人与人组织合作项目办公室
中法可持续发展中心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CDPF）
中国为公会（JLC）
中国村络工程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社会责任建设推广委员会（RSCA）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CSPGP）
中国国际矿业企业工作组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CANGO）
中国红十字会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
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CBCSD）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中国欧盟商会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中企研）
中国企业公民委员会
中国企业联合会全球契约办公室
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CYDF）
中国生产力学会生产力布局与地区经济发展专业委员会（CPDC）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投资性公司工作委员会（ECFIC）
中国消费者协会（CCA）
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COSHA）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
自然之友
法律人俱乐部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FAW）
自然之友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㈨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的历届责任年会介绍

2014年7月25日，由南方周末主办的第六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在北京举行。
南方周末每年会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上推举出年度“责任领袖”，以表彰那些“对企业社会责任和公益有着自己的理念和坚持，乐于付诸实践并取得了公认的成就，同时也善于引导和带动其他有志于此的人”。
同时，年会还推出了2014年中国CSR蓝皮书，包含了年度CSR舆情报告和中国公益基金会舆情报告。
年会还在下午举行了两场分论坛，公益论坛重点就“公益基金会”领域的相关话题，在与会的多位公益基金会负责人及行业学者间展开了研讨交流;在医药行业企业社会责任分论坛上，发布了“2014中国医药行业CSR调研”的榜单，并发布了国内首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关键定量指标指引》。
在当天会议现场，主办方将“公益透明”作为本年度的“年度关注”话题，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潘江雪、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和“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就这一话题进行了“站而论道”。 第五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于2013年7月5日在北京举行。
2013年度责任领袖，颁发给致力于微博打拐事业的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大爱清尘”项目发起人王克勤，用艺术诠释公益的钢琴家李云迪，以及长期引领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诺华集团（中国）总裁徐海瑛和碧桂园董事局主席杨国强。
“年度关注特别贡献奖”是南方周末着眼那些过去一年中所发生的意义重大的事件话题，在当中寻找对中国社会具有进步意义的关注点，向推动进步的机构组织致敬。“420联合救援行动”是雅安地震后民间自发组成的公益行动联盟，是民间公益力量高效整合模式的先锋；支付宝是企业发挥专业力量救灾，摆脱数字荣誉感的示范；新浪微公益，向我们展示了社交网络能发挥的潜能，在灾难中输出亿万人的正能量。他们共同获得“年度关注特别贡献奖”。
本届责任年会推出了《2013年度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研蓝皮书》。该蓝皮书由南方周末、凯迪数据研究中心和网络风云榜联合推出。该蓝皮书是国内首份由传统媒体调研机构与新媒体调研机构联手打造的专门领域报告。 第四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于8月31日在北京光华路5号财富中心举行。本届年会以大战略时代为主题，呼吁“不做责任时代旁观者”，强调企业在发展中须系统变革、关怀弱势、注重公共利益及社会均衡。年度口号为“不做责任时代旁观者”，旨在要个体发展，也要公共利益；要弱势关怀，也要系统变革；要商业模式，更要社会均衡；关注责任，关注战略大时代。
出席嘉宾：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
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马继生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朱永新
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
全国工商联常务副主席，孙晓华
佳能（中国）总裁兼CEO，小泽秀树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
普华永道合伙人，周星
BASF中国区总裁，关志华
百威英博亚太区法律及企业事务副总裁，王仁荣
环保部宣教中心主任，贾峰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主持人，王凯
公众与环境资源研究中心主任，马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
WWF社会责任及可持续发展首席专家，孙继荣
德国莱茵TUV集团大中华区培训与咨询总监，林小霞
壹基金秘书长，杨鹏
商道纵横咨询公司总经理，郭沛源
立人乡村图书馆、立人大学创始人，李英强
百年职校创办人，姚莉
掷出窗外网创办人，吴恒
2009年8月14日，由成都市人民政府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暨南方周末“三榜”颁奖典礼在成都香格里拉大酒店圆满落幕。大会对过去一年中在中国不懈践行着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企业进行了表彰，并为中国国有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排行榜、世界500强在华企业贡献排行榜、中国(内地)民营企业创富榜三个权威榜单的上榜企业颁发荣誉。

㈩ 龙花楼的科研业绩

学术兼职
Habitat International（UK）副主编
Land Use Policy（UK）编委、客座主编（SI on Land Use Policy in China）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UK）编委、客座主编（SI on Rural Restructuring in China）
《地理研究》、《地理科学进展》、《山地学报》、《经济地理》、《地域研究与开发》编委
环境保护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专家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IFAD）顾问
国土资源部全国土地整治规划修编组专家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生态文明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地理学会理事、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理事、土地资源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主要获奖
第九届全国青年地理科技奖（2007）
国土资源部优秀青年科技人才（2009）
第二届“全国优秀地理科技工作者”（2014）
第一届中国自然资源学会优秀科技奖（2013）
海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09/第五）
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2004/第七）
国土资源部科学技术一等奖（2013/第四）
国土资源部科学技术二等奖（2015/第二，2005/第三，2010/第四，2006/第四）
成果发表
在城乡发展与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的基础理论与方法、演化机理与模式及其与土地整治的综合研究方面取得系列科技成果。出版著作6部，发表论文160余篇，其中SCI/SSCI收录论文32篇（第一/通讯作者23篇，第一作者论文H指数12）。代表性论著：
龙花楼.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 地理学报, 2013, 68(8): 1019-1028.
龙花楼. 论土地利用转型与土地资源管理. 地理研究, 2015, 34(9): 1607-1618.
龙花楼. 论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 地理科学进展, 2012, 31(2): 131-138.
龙花楼. 中国农村宅基地转型的理论与证实. 地理学报, 2006, 61(10): 1093-1100.
龙花楼. 区域土地利用转型与土地整理. 地理科学进展, 2003, 22(2): 133-140.
龙花楼. 土地利用转型—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综合研究的新途径.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03, 19(1): 87-90.
龙花楼, 李秀彬. 长江沿线样带农村宅基地转型. 地理学报, 2005, 60(2): 179-188.
龙花楼, 李婷婷. 中国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转型耦合分析. 地理学报, 2012, 67(2): 201-210.
龙花楼, 李秀彬. 长江沿线样带土地利用格局及其影响因子分析. 地理学报, 2001, 56(4): 417-425.
龙花楼, 李裕瑞, 刘彦随. 中国空心化村庄演化特征及其动力机制. 地理学报, 2009, 64(10): 1203-1213.
龙花楼, 刘彦随, 邹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 地理学报, 2009, 64(4): 426-434.
龙花楼, 刘彦随, 张小林, 乔家君. 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研究新近进展. 地理学报, 2014, 69(8): 1145-1158.
龙花楼, 蔡运龙, 万军. 开发区土地利用的可持续性评价—以江苏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 地理学报, 2000, 55(6): 719-728.
龙花楼, 胡智超, 邹健. 英国乡村发展政策演变及启示. 地理研究, 2010, 29(8): 1369-1378.
龙花楼, 张杏娜. 新世纪以来乡村地理学国际研究进展及启示. 经济地理, 2012, 32(8): 1-7, 135.
龙花楼, 刘永强, 李婷婷, 王静, 刘爱霞. 生态用地分类初步研究. 生态环境学报, 2015, 24(1): 1-7.
LONG Hualou (Guest Editor). SI on “Land Use Policy in China”. Land Use Policy, Vol. 40 (2014) 1-146.
龙花楼. 中国乡村转型发展与土地利用.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龙花楼, 蒙吉军. 中国开发区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研究.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
刘彦随, 龙花楼 等. 中国农业现代化与农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4.
刘彦随, 龙花楼 等. 中国乡村发展研究报告—农村空心化及其整治策略.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刘卫东, 龙花楼 等. 2013中国区域发展报告—转型视角下的中国区域发展态势.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Long Hualou, Liu Yansui. A brief background to Rural Restructuring in China: A forthcoming special issue of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5, 25(10): 1279-1280.
Li Yurui, Long Hualou*, Liu Yansui.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A rurality index perspective.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5, 38: 12-26.
Liu Yongqiang, Long Hualou*, Li Tingting, Tu Shuangshuang. Land use transitions and their effects on water environment in Huang-Huai-Hai Plain, China. Land Use Policy, 2015, 47: 293-301.
Li Tingting, Long Hualou*, Liu Yongqiang, Tu Shuangshuang. Multi-scale analysis of rural housing land transition under China’s rapid urbanization: The case of Bohai Rim.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5, 48: 227-238.
Xiong Shangao, Long Hualou*, Tang Guoping, Wan Jun, Li Hongyuan. The management in response to marine oil spill from ships in China: A systematic review.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2015, 96: 7-17.
Long Hualou, Liu Yansui, Li Tingting. Agricultural proction in China under globalization. Editors: Guy M. Robinson, Doris A. Carson. Handbook on the Globalisation of Agriculture. Publisher: Edward Elgar, 2015, 214-234.
Long Hualou. Land consolidation: An indispensable way of spatial restructuring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4, 24(2): 211-225.
Long Hualou. Land use policy in China: Introction. Land Use Policy, 2014, 40: 1-5.
Long Hualou, Liu Yongqiang, Hou Xuegang, Li Tingting, Li Yurui. Effects of land use transitions e to rapid urbanization on ecosystem services: Implications for urban planning in the new developing area of China.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4, 44: 536-544.
Liu Yansui, Yang Ren, Long Hualou*, Gao Jay, Wang Jieyong. Implications of land-use change in rur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Yucheng, Shandong province. Land Use Policy, 2014, 40: 111-118.
Long Hualou, Li Yurui, Liu Yansui, Zhang Xingna. Population and Settlement Change in China’s Countrysid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Editors: Cawley M., Bicalho A.M.S.M., Laurens L. The Sustainability of Rural Systems: Global and Local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Publisher: The Commission 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Rural Systems (CSRS) of the 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Union (IGU) and the Whitaker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 Galway, 2013, 123-133.
Long Hualou, Li Yurui, Liu Yansui, Woods M., Zou Jian. Accelerated restructuring in rural China fueled by ‘increasing vs. decreasing balance’ land-use policy for dealing with hollowed villages. Land Use Policy, 2012, 29(1): 11-22.
Long Hualou, Li Tingting. The coupling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farmland and rural housing land transi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2, 22(3): 548-562.
Long Hualou, Liu Yansui. A commentary on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and Use Issues and Policy in China. 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 2012, 3(4): 384-384.
Wang Ling, Long Hualou*, Liu Huiqing, Dong Guihua.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rought-Flood Disasters and Land-Use Changes in West Jilin, China. Disaster Advances, 2012, 5(4): 652-658.
Long Hualou, Woods M. Rural restructuring under globalization in eastern coastal China: What can be learned from Wales? Journal of Rural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2011, 6(1): 70-94.
Long Hualou, Zou Jian, Pykett J., Li Yurui. Analysi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since the turn of the new millennium. Applied Geography, 2011, 31(3): 1094-1105.
Long Hualou.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Disaster Advances, 2011, 4(1): 3-5. (Invited Editorial)
Long Hualou, Liu Yansui, Li Xiubin, Chen Yufu. Building new countryside in China: 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Land Use Policy, 2010, 27(2): 457-470.
Long Hualou, Zou Jian. Farmland destroyed by natural hazards in China: spatio-temporal pattern and integrated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system. Disaster Advances, 2010, 3(4): 592-597.
Long Hualou, Zou Jian. Grain proction driven by variations in farmland use in China: an analysis of security patterns. 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 2010, 1(1): 60-67.
LI Yurui, LONG Hualou*, LIU Yansui. Instrial development and land use/cover change and their effects on local environment: a case study of Changshu in eastern coastal China. Frontiers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 Engineering in China, 2010, 4(4): 438-448.
Long Hualou, Zou Jian, Liu Yansui.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driven by in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eastern coastal China.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09, 33(4): 454-462.
Long Hualou, Liu Yansui, Wu Xiuqin, Dong Guihua. Spatio-temporal dynamic patterns of farmland and rural settlements in Su-Xi-Chang region: Implications for building a new countryside in coastal China. Land Use Policy, 2009, 26(2): 322-333.
Long Hualou, Wu Xiuqin, Wang Wenjie, Dong Guihua. Analysis of urban-rural land-use change ring 1995–2006 and its policy dimensional driving forces in Chongqing, China. Sensors, 2008, 8(2), 681-699.
Long Hualou, Heilig G.K., Li Xiubin, Zhang Ming.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nd-use change: analysis of rural housing land transition in the Transect of the Yangtse River, China. Land Use Policy, 2007, 24(1): 141-153.
Long Hualou, Tang Guoping, Li Xiubin, Heilig G.K. Socio-economic driving forces of land-use change in Kunsha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conomic Area of China.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7, 83(3): 351-364.
LONG HL, HEILIG GK, WANG J, LI XB, LUO M, WU XQ, ZHANG M. Land use and soil erosion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some socio-economic considerations on China’s Grain-for-green Programme. Land Degradation & Development, 2006, 17(6): 589-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