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社会公益基金会公信力

㈠ 基金会的发展现状

据基金会中心网统计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2月8日，中国共有基金会4115家，其中公募基金会1476家，非公募基金会2639家。自2010年非公募基金会数量超过公募基金会之后，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很快。非公募基金会数量增长迅速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政策推动，《基金会管理条例》明确了非公募基金会的地位和基本运作规则，近几年非公募基金会登记管理权限下放进一步促进了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增长；2008年之后社会对慈善行业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关注；2008年1月1日起《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提高了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免税比例等。
从数量与分布概况看，基金会发展显现出以下趋势：
1. 基金会数量自2004年以来保持20%左右的增长率；
2. 活动领域发展趋势：一枝独秀、整体多样；
3. 7个省市基金会数量占据全国总数的61%。

从地域分布上看，基金会数量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分布着较多的基金会。截止2013年底，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北京市、上海市、福建省、内蒙古、湖南省是基金会最多的10个省份。 在美国，基金会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关注的范围日益扩展，除了关注传统的扶贫、教育、环境、医疗、公共事业等领域外，还扩展到全球发展、精神、个人潜质发掘等方面。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捐赠范围为全球发展、健康、教育。E-bay创始人奥米迪亚夫妇的基金会则是积极支持个人潜质发掘。怀特基金会则将主要精力放在古代研究、艺术、人文科学上。
截止2013年底，我国基金会的活动领域大多集中在教育以及传统的救灾济贫、扶弱助残、医疗救助、文化等方面，而致力于推动艺术、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社区发展、及公益支持等更为广阔的社会公共领域内的基金会则比较少。也有一些新成立的基金会已经更多地关注新兴领域，包括国防建设、传媒、地质科学等方面，包括：云南三益文化国防基金会、环球公益基金会、中国古生物化石保护基金会等。 2011年，中国公益慈善界经历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多事之秋，先是郭美美网络炫富的行为引发了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接着，中华慈善总会发票事件、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中非希望工程、河南宋庆龄基金会的投资放贷，又相继遭到舆论的质疑和抨击。在“一人生病，全家吃药”的公益界，不断涌现的慈善丑闻使得整个公益行业的公信力都受到影响。
正如当年的希望工程创始人、如今的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所言，由郭美美引发的“官办”慈善公信力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已经显现：“尽管四个机构涉及的麻烦和背景、原因、性质各不相同，但社会对这些事件的质疑和责问，不论是专业还是外行，理性还是不理性，无不指向‘官办’慈善机构的透明度和公信力，表达了对‘官办’慈善机构的不信任。这个乱局的出现看似偶然实属必然，归根到底是官民不分的慈善体制惹的祸。”
2012年8月29日，中基透明指数(简称FTI)在北京发布。中基透明指数，即中国公益基金会透明指数。这是一套有关基金会透明标准的评价系统，其评价指标包括基金会的基本信息、财务信息、项目信息、捐赠信息等共60个，并以基金会信息披露的渠道和完整度等作为参数，以排行榜单为呈现形式。排行榜将按照基金会最新透明分数每周更新一次，排名越靠前，代表基金会透明度越高。中基透明指数由基金会中心网、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中国NPO自律行动委员会、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论坛和众多基金会组织参与研发。“它标志着我国公益基金会在制定社会管理标准方面迈出了重大一步。”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据介绍，这个指数具有公开性、科学性、民间性、国际性，将推动我国公益基金会行业提升信息化水平。
中基透明指数一方面树立行业可量化的透明度标准，另一方面分享实践经验和互联网工具，实现基金会透明度的提升和基金会管理能力的跨越式发展。这个指数将帮助基金会根据标准增强自身透明度，并了解自己的信息公开程度在行业内的位置。对于公众而言，可以以透明指数作为捐赠参考，从而促进慈善行业增强透明度和公信力。 1、公募基金会亟需转型
公募基金会拥有着公募权这一优势资源，很多老牌公募基金会规模扩大迅速。然而，“如何把钱花好”成为这些基金会当前面临的最大难题，这促使他们思考基金会的未来定位。有些则开始了由运作型向资助型基金会过渡的转型尝试；也有基金会开始创造平台，将公募权分享给草根公益组织。
事实上，自2010年开始，一些全国大型公募基金会就纷纷宣布，将从操作型基金会转向资助型基金会,即基金会由筹资后自己做项目，转变为培育和资助草根公益组织。
越来越多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试图从操作性基金会转型资助型基金会，然而捐赠人不理解、不支持的态度以及草根公益组织专业性不高、执行项目效果难以预估的现状，使得公募基金会转型步履维艰。
2、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过程中的挑战
对于大多数非公募基金会来说，其自身的可持续性的资金来源问题也开始引起重视。按《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要求，基金会每年支出资金不是来源于投资回报，而是来源于企业和个人的捐赠。因此如何保证基金会自身的良性发展已经是个问题。
如何获得持续性的基金来源，采取多样的基金增值方式，获得安全的高收益，已经成为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过程中无法绕过的课题。事实上，在一些基金会发展发达的国家，捐助基金会不是单纯的捐助，而是一种“投资”。非公募基金会应该利用自身的创始基金进行运作投资，产生效益，从而使基金会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进行可持续地发展。

㈡ 基金会的特征与功能

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组织和制度形态，基金会不同于政府、企业，也有别于一般的非营利组织，公益性、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基金信托性是基金会的基本特征。
1、公益性
基金会的公益性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金会源于捐赠，是公益捐赠的制度化和组织化形式；二是基金会有明确的公益宗旨；三是基金会有明确的公益用途，通过各种项目活动使特定群体和整个社会受益。公益性决定了基金会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公益组织。
2、非营利性
非营利性体现在基金会的运作管理及其相应的制度规范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存在非营利的分配与收入约束机制，要求基金会的捐赠人、实际受托管理者不得从基金会的财产及其运作中获得利益；二是存在非营利的组织运作和管理机制，要求基金会具备有效规避较高风险与较高回报的自我控制机制；三是存在非营利的财产保全机制，要求基金会不得以捐赠以外的其他方式变更财产及产权结构。
3、非政府性
基金会的非政府性是其区别于政府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基金会在决策体制上不同于政府，是具有自主决策、自治的独立法人；二是基金会在治理结构上不同于政府，是民主治理、公开的社会组织；三是基金会在运作机制上不同于政府，是追求核心竞争力、在市场中优胜劣汰的组织。
4、基金信托性
基金会是以捐赠为基础形成的公益财产的集合，是以基金形式存在的公益财产，有两层含义：一是基金会在本质上是一种信托关系，是捐赠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之间围绕公益财产达成的公益信托，良好的公信力是其核心价值所在；二是基金会是以公益财产形式存在的财产集合，通过有效的财产运作实现保值增值是其生命力的体现。 第一，可用于大规模的社会福利以自愿的方式被聚集起来。《2015-2020年中国基金会运作情况与治理模式分析报告》显示，据不完全统计，到 20 世纪末，美国的基金资产总额为4800 亿美元，每年向社会提供的基金高达300 亿美元，基金会数量有56000 之多。在不完全统计中，欧洲国家的基金多达10 万之多，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的基金会大量出现。
第二，基金会的目的是为全人类的明天服务，为了实现更美好的社会愿想，基金会需要对自身进行思考，实现一种自身发展的创新。
第三，基金会是法人为主体的体系模式，能筹到的资金高于其他非营利机构，这使得现代基金会具有适应新的社会需要和时代变化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四，基金会是公民社会发育的推进器。公民社会强调每个人的独立行为能力。基金会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和财富结构，不仅推动了在政府和企业部门之外的社会财富的聚集，而且通过基金会的公益运作将社会资源的支配权交给了公民的代表，将分散的公民意志、公民意愿集中起来，将公民的权利回归到公民手上，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

㈢ 什么是社会公益基金

社会公益你可以等同的认为是一种保障性的基金，是为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一种基金。
一楼说得很对，但是为什么会选错呢，社会公益是不包括科技发展的，原因也可以想象，科技发展是为了提高社会的科技水平，而不是满足公民基本权利。
具体来说，养老是一种基本权利，教育是一种基本权利，福利很多人不懂这是什么东西，其实西方是很清楚这个东西的，比如你失业了，领的那种最低社会保障，就属于一种福利，属于社会福利的一种，那些免费开放的公园，不要钱就可以进去了，这也是一种社会福利，残疾人儿童被人遗弃，然后被福利院收养，这也是社会福利，所以它也是基本权利，是公益事业的一种。
科技发展不是。答案应该是c

㈣ 如何挽救公益组织的公信力

2011年，“郭美美事件”让公益界遭遇了空前的信任危机。如何重建公益的公信力，如何立法促进公益事业的透明度？3月6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搜狐网联合举行两会在线访谈，邀请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浩明共同探讨相关问题。

王名反复强调，“透明度是主要的问题。”在他看来，过去的一年里，公益慈善机构饱受诟病的一点在于透明度不够。资金的去向、慈善组织的管理、公益组织的涉商行为都成为公众质疑的对象。

“在捐款的时候我也会想，我捐的钱到底去了哪里？”王名坦言。

2011年中国慈善透明度调查表明，公众对慈善透明度的满意度仅有8%。

这让黄浩明汗颜。刚刚到德国考察的他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德国人认为，德国的透明度比英国差了10年。而中国要比德国差10年。

代人花钱要花得让人信任，这是公益组织起码的公信力，也是公益组织的生命力。但这点起码的公信力在去年的一系列事件中被严重透支。

民政部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监测数据显示，“郭美美事件”发生后的6-8月，全国慈善组织共接收捐赠8.4亿元，降幅达86.6%。

实现公益组织的透明化那么难吗？

黄浩明认为，一是监管体制没有建立起来，二是公众缺乏了解公益组织的途径。“我们到欧美去看，它所有组织的信息、社会成员、项目怎么运作，在网上可以看到每一个项目。但是中国在这方面没有很多信息，很多组织连网站都没有。”

在黄浩明看来，慈善组织公开信息也需要有一个界限。他认为慈善组织本身要从三方面去考虑：信息要对捐赠人公开；对受益人有确切交代；制度建设上要实现外部监督和内部控制的统一。

“有政府监督、媒体监督、捐赠人监督、受益人监督，再加上内部控制，比如说理事会、监事会、志愿者，这样公益组织的透明度才会提高。”

“慈善跟国家到底是什么关系？”王名认为，慈善组织一直没有厘清这个问题。

在他看来，国家和慈善事业应该分开，政府是监管者、促进者、问责者，但政府不能做慈善。但在很多地方，有的地方却明确要求企业家给政府捐款，这样政府就成了慈善事业的主体。

“也就是说你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在黄浩明看来，这种合二为一的“比赛”注定实现不了完全透明。

黄浩明认为，要实现慈善组织的公开透明，就要改革慈善体制。“第一要走民间化的道路。第二，要真正分清责任和权利。”

在监管方面，慈善组织曾做过努力。

王名和黄浩明有着一个共同的社会职务——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社会监督管理委员会委员。聘请社会各界人士做志愿监督，黄浩明认为这是弥补政府监管空白的一个有益尝试，但这些兼职的社会监管员发挥的作用毕竟很有限。

“如何真正发挥社会监管员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探讨。”黄浩明坦言。

虽然从2003年就开始参与慈善法的讨论，近两年也不断在两会上呼吁，但直到现在，王名才看到慈善立法的希望，“因为全国人大法工委已经明确表态把慈善事业法列为2012年的立法工程。”

“有了法律规范，公民才知道我要求什么，慈善组织才知道哪些是必须做的，哪些可以有条件公开，哪些可以适当收费。组织运作、资金管理、信息公开等方面都可以以法律的形式进行明确。”王名说。

在今年的提案中，王名提到，公益界仅有1999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公益事业捐赠法》，基金会等社会组织登记注册的相关行政法规，法律位阶低、规制少、协调差、缺位多，捐赠人、志愿者、公益组织、受益人等公益慈善事业的主要参与人缺乏应有的法律保障，对借公益慈善之名营利、谋私等缺乏必要的威慑和惩治，致使公益慈善领域出现超越底线的丑恶现象。

他建议加快公益慈善事业立法，及时出台《慈善事业法》及其配套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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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基金会在社会的影响中到底好不好

基金会缓解了社抄会保障资金的不足，促进了社会公平；倡导了良好的社会风尚，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立；在慈善项目领域引进了新思想、新技术和新方法；促进了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和改革；改善了人群健康水平、增进了社会和谐。 但是由于政府和公众对基金会的管理监督不到位，出现了很多基金会管理不善的负面消息，降低了民间基金会的公信力，阻碍了基金会的发展壮大，降低了其对社会的积极影响。

㈥ 什么是公益基金，与一般基金会和基金由何不同

社会公益基金是指将收益用于指定的社会公益事业的基金，如福利基金、科技发展基金、教育发展基金、文学奖励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属于基金性质的机构投资者.
社会公益基金会是管理捐赠资金的非盈利社会团体，不是行政机构，不是企业、事业单位，也不是其附属机构，而是独立的社会团体法人必需依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其宗旨，依照基金会章程，建立一套自我约束、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运营机制，基金会的资金 来源主要靠社会捐赠。

基金会是对兴办、维持或发展某项事业而储备的资金或专门拨款进行管理的机构。一般为民间非盈利性组织。宗旨是通过无偿资助，促进社会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和社会福利救助等公益性事业的发展。基金会的资金具有明确的目的和用途。

基金（Fund）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基金是指为了某种目的而设立的具有一定数量的资金。例如，信托投资基金、单位信托基金、公积金、保险基金、退休基金，各种基金会的基金。在现有的证券市场上的基金，包括封闭式基金和开放式基金，具有收益性功能和增值潜能的特点。从会计角度透析，基金是一个狭义的概念，意指具有特定目的和用途的资金。因为政府和事业单位的出资者不要求投资回报和投资收回，但要求按法律规定或出资者的意愿把资金用在指定的用途上，而形成了基金。

㈦ 浅谈如何加强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

同时，社会组织对社会的服务和奉献也得到了公众的广泛认可。面对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和公信力也倍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公益慈善捐款的有效使用、安全运作、规范管理、受益对象的资质认证等，都直接影响着社会组织乃至这一行业在公众当的信誉度。如何加强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赢得公众更广泛、更有力、更长久的支持，是包括基金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在内的每个社会组织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的重要课题。 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作为北京地区5A级的公募基金会，历经十几年不断发展，逐步搭建了一个服务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公益平台，建立了一支长期合作的支持者队伍，保持了一定规模服务青少年的资助水平，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注重机构的能力建设。从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展经验来看，社会组织提升自身能力，重点要抓好四方面建设： 一、明确组织的使命、责任，重点抓好组织的文化建设。 社会组织从事的是公益慈善事业，肩负着参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职能，对于公众而言社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公益、慈善的化身。因此，社会组织的从业者就必须有崇高的信仰、有强烈的使命感、有较高的道德标准和行为约束；社会组织必须要树立明确的机构使命、发展愿景和核心价值观。 组织文化是对内的管理文化，组织文化是社会组织发展的指导思想，其工作重点是营造组织氛围，加强思想道德标准体系建设和进行理念体系、组织行为体系、形象识别体系的建设。组织文化是以机构使命、发展愿景，树立核心价值和塑造行为方式为核心来开展工作。抓好社会组织文化建设，能够实现社会组织两大转变——内在和外在形象的转变，建立完整的提炼、固化、传播、落地实施的体系，从而能够将组织使命、核心价值观与员工的日常工作紧密结合。因此，抓好机构的组织文化建设是加强社会组织能力建设的基本任务。 以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例，近年来北京青基会在组织文化建设中，重点从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信用至上”的机构形象，“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组织入手，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建立“开拓进取，奋发向上，团结协作，努力学习”的机构文化，不断提升机构发展的内动力、凝聚力、公信力、创新力，实现机构和员工的和谐发展，最终强化了组织的能力。 二、规范组织的内部治理，重点抓好组织的制度建设。 内部治理能力是社会组织核心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科学、严格、规范的内部治理机制，是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组织提高自身能力的主要任务。 所谓内部治理是相对于外部环境而言，是区别于人员、资金、办公场所、设备等硬件设施的软件设置。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主要包括规范的治理结构，完善的管理制度，科学的业务流程等等。 治理结构建设是社会组织进行内部治理重要环节，明晰理事会、监事会、秘书处的责权关系，做到管理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社会组织中理事会的职能是决策与支持，它负有指导组织的合作和策略，确定有效的目标和战略规划，确定有效组织规划，支持筹资等的责任。监事会的职能是监督与建议，它负有检查财务资料，监督遵章守纪情况，向理事会提出质询和建议等责任。秘书处的职能是治理与运作，它负有参与理事会的政策制定，确保对组织的有效领导，筹集资金实现组织合作，开发项目、执行项目、实施项目管理等责任。 业务流程设置是社会组织内部治理重要支撑。科学的业务流程通过项目运行打破部门之间的界线，建立PMO（以项目管理为核心）组织，按照流程进行规范化操作、按项目发展配置资源，在日常工作中，建立项目管理体系模型，为组织的持续发展和实现战略目标提供管理保障。 管理制度是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的核心内容。俗话说没规矩不成方圆,完善的管理制度是社会组织开展工作的依据，是规范社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准绳。抓好社会组织制度建设要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制订全面科学的管理制度；二是着力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三是根据外部环境和工作情况的变化，及时修订组织管理制度。 三、建立多样的监督形式，重点抓好组织的信息披露建设。 保持畅通的信息发布渠道,做到组织信息公开透明,建立形式多样的监督机制,是社会组织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社会组织提高公信力的有效措施。 在广大公众眼里，社会组织从事的是服务社会的善行和诚信的事业，它的“口袋”和行为应该是透明的，是让人放心的。但是，由于社会组织特别是公益基金会天然的公益产权性质及所有者缺位的特点，往往导致社会公益组织及其管理者与捐赠者等利益相关主体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后者在信息获取和处理方面处于弱势。由此，容易导致公众对社会组织的猜测、信任缺失、甚至是反感。如何赢得公众对社会组织的信任、支持和追随，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信息的公开透明，采取多种形式的监督。 加强信息披露机制建设是社会组织提升公信力的必然要求，它是社会组织实施多种形式监督的基础和载体。社会组织信息披露要坚持五原则，即真实原则、长期原则、广泛原则、有效原则和多样原则。信息披露不能以偏盖全，不能时有时无，不能面向少数，不能方法简单形式单一。可以采取常规发布与专项发布相结合，主动发布与接受质询相结合，机构网站与新闻媒体相结合。要做到三个保障，即有一个规范的信息发布制度做保障，一个常规的信息发布平台做保障，一支具有专业水平、热心公益的监督者队伍做保障。 所谓的多种形式监督包括组织监督、审计监督（即财务监督）、捐赠人监督、公众监督和自我监督。 组织监督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组织上级主管单位对其工作的管理、检查和问责；二是政府登记管理部门对社会组织进行年度检查、定期评估；三是各由社会组织组成的行业协会等自治组织对其成员的监督、评估。审计监督即财务监督，是对社会组织实施监督的重要方式之一。社会组织不仅要每年由政府审计部门或者社会审计机构对其财务运行状况进行审计，同时，要在法人代表离任时、重大救灾捐赠活动后接受专项审计，并通过新闻媒体对审计情况进行公布。捐赠者监督是指社会组织的捐赠人，借助不同的手段和渠道对社会组织捐赠接收情况,捐赠落实情况以及其他方面工作进行监督。例如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借助网络平台将组织接收的每笔捐款向社会公布，捐赠者可登陆网站了解自己捐款接收的情况；此外北京青基会还设立了“北京市希望之星（1+1）奖学金”、“学子阳光——首都高校优秀贫困大学生扶助”等捐款者与受益人能够建立1对1关系的公益项目，捐赠者通过与受益学生建立通讯联系，可了解捐款的落实时间、落实金额以及受益人的家庭状况等。公众监督即媒体监督是指新闻媒体通过报道社会组织工作、活动和事件，反映出社会组织工作宗旨、工作状态、工作水平以及存在的问题，使公众认清社会组织的真实状态，从而使公众行使质询权。自我监督是指在组织内部成立监察部门，对社会组织以及分支机构业务开展情况、公益项目实施质量进行检查；同时，接受并处理公众对社会组织及其所设公益项目实施情况的投诉。 四、打造具有特色的公益品牌，重点抓好组织的运营能力建设。 社会组织的品牌作为一种标识，不仅代表有形的产品，也代表着无形的服务，是社会组织与捐赠者、支持者之间的相互承诺。社会组织的品牌分为两种，一是公益项目品牌，如：希望工程、春蕾计划、学子阳光、希望之星等；二是机构品牌，如在我国较有影响力的中华慈善总会、红十字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等等。 社会组织品牌的力量是巨大的，拥有特色品牌，社会组织在宣传公益理念、整合公益资源、推动公益事业发展上能够发挥着四量拨千斤的作用。因此，打造公益名牌是形成社会组织核心竞争力的必要条件，是社会组织提高自身能力的核心任务。 公益品牌的打造，是社会组织运营能力集中体现，它是社会组织筹募能力、宣传能力、捐赠落实能力、项目策划能力、组织服务能力的有效结合。抓好组织运营能力建设，就要从增加社会组织筹募、宣传、捐赠落实、项目策划和服务等五方面能力入手，确立学习、探索、创新、发展的思想，将组织运营能力建设作为机构一项重要任务，深入研究社会环境和民众需求，挖掘自身优势；遵循行业规律，整合社会资源；探索、固化落实渠道；抓住典型人物或事件，借助多种手段扩大组织影响，实现组织运营能力的提升，推动社会组织品牌战略的实施，打造社会组织特有的公益品牌。 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其实施品牌过程中，树立了“塑造公益名牌，筹募遵循市场规律，规范自律、公开透明，服务至上，‘平民公益’，创新发展，重视受益资源以及员工与机构共成长”等八个工作理念，不断提高组织运营能力。在品牌打造上，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重点实施“希望工程”品牌再生产，努力推动希望工程的本地化，利用几年时间，先后推出了 “北京市希望之星（1+1）奖学金”、“学子阳光——首都高校家庭经济困难优秀大学生扶助工作”、“希望电脑教室”、“希望阅览室”等教育资助项目，从教育阶段划分，涵盖了大、中、小学生，实现了教育资助的全程化；从资助范围划分，涵盖了校舍建设、教育教学设备、生活困难学生助学金、图书和文体用品，做到了教育全方位资助。成功的打造了“北京希望工程”品牌，实现了由公益项目品牌向机构品牌的转化，扩大了机构的社会认知度和号召力。 总之，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组织必将迎来一个高速发展的春天，面对公众的新需求，社会赋予的新任务，社会组织只有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高组织服务社会的能力，才能赢得公众更广泛的信任，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为社会提供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亚纪英：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

㈧ 公信力的公益组织范畴

公信力对公益组织而言非常重要，这直接影响到公益组织的公共募款能力，因此对基金会尤其是公募基金会更为重要。一个基金会的公信力来自于机构运作过程中积累的社会认可和信任程度，良好的公信力来自遵守法律约束和自律规范两个方面。2010年公益行业一系列事件曝光后，公信力危机成为基金会行业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这个问题在之后几年导致一些基金会获得的社会捐赠大批减少。在2013年4月份的雅安地震中，公信力危机的影响也进一步体现出来。2011年底成立的民间公募基金会——深圳市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获得了最多的社会捐赠，而个别在汶川地震中获得很多捐赠的基金会的表现则逊色很多。基金会要提升自己的公信力，必须加强基金会的信息披露工作，同时提高日常工作中与公众的互动和沟通。

㈨ 什么是公信力

公信力，意指为某一件事进行报告、解释和辩护的责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并接受质询。

公信力是指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公共权力面对时间差序、公众交往以及利益交换所表现出的一种公平、正义、效率、人道、民主、责任的信任力。

公信力既是一种社会系统信任，同时也是公共权威的真实表达，属政治伦理范畴。

公信力对公益组织而言非常重要，这直接影响到公益组织的公共募款能力，因此对基金会尤其是公募基金会更为重要。

一个基金会的公信力来自于机构运作过程中积累的社会认可和信任程度，良好的公信力来自遵守法律约束和自律规范两个方面。

基金会要提升自己的公信力，必须加强基金会的信息披露工作，同时提高日常工作中与公众的互动和沟通。

(9)浅析社会公益基金会公信力扩展阅读：

公信力的社会影响：

1、2003年发生的“非典”促使国内的理论界对政府公信力开始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有：政府公信力是指政府依据于自身的信用所获得的社会公众的信任度。

2、传媒组织对公信力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有：传媒公信力是负有社会责任的传播者，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提供客观、全面、及时、权威的信息，并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

3、对司法公信力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定义有:即一定社会的司法机构通过其职权活动在整个社会当中建立起来的一种公共信用。

4、民间组织公信力。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有:指社会对一个组织的认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