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基金与隐形债务

A.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中的隐性债务是如何形成的应该怎样解决

中国社会保障养老基金的隐性债务问题
[内容摘要] 本文旨在从理论层面上对由基金制社会保障养老保险的创立所产生的隐性债务问题进行定性的分析和解释，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国际经验对于隐性债务中的责任认定、数值测算和债务安排等问题进行了具体阐述。
[关键词] 隐性债务 责任认定 数值测算 债务安排

一、隐性债务问题的产生和概念界定

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中，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方式为准，可以分为基金制和现收现付制两类，基金制社会保障养老保险是在国家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强制下，由社会保障养老体系覆盖范围内的个人在其年轻时按一定比例自我积累形成的、以个人账户形式保有的养老基金，用以保障其自身年老时的基本经济生活安全。对于任何一个社会而言，在此类基金形成之时都将面对全部年龄层次社会保障养老保险体系覆盖范围内的参与者群体，在其参与者群体中的已参加工作者和退休者，此前没有缴纳过以个人账户形式存在的养老金，无法按照基金制社会保障养老制度‘自我积累、自我保障’的基本原则获得养老金，然而由于他们已经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拥有（现在和将来）获得养老金的权利，这样就产生了基金的筹集和支付的实际情况与其基本原则之间的矛盾，形成了在基金制社会保障养老保险体制下的国家对于其覆盖范围内退休者和在职者的某种负债，这就是隐性债务。具体关系如图1所示。
这里，为便于读者理解有关概念和叙述的简洁，我们对于隐性债务中的相关名词作如下解释：‘新人’是指在基金制社会保障养老保险体制下刚参加工作的群体，他们的养老金完全可以按‘自我积累、自我保障’原则筹集和支付；相应的‘中人’和‘老人’分别指在基金制社会保障养老保险体制下的在职者和退休者，他们未按上述原则支付的养老金是隐性债务的产生根源。这一债务称为‘隐性’的原因在于其总体规模随时间而变化，并且是逐年地、部分地体现出来的。虽然对于基金制社会养老保险体制而言，隐性债务的发生是必然的，但是其存在具有时期性：从基金制社会养老保险的创立开始，到最后一个‘中人’退出其覆盖范围结束。
显然，隐性债务会影响到在基金制社会养老保险体制下养老金支付的顺利进行，因此必须得以妥善解决，否则就不能达到‘保障其自身年老时的基本经济生活安全’的基本目标。
隐性债务可以具体分解为三个逻辑上具有承继关系的基本问题：隐性债务的责任认定、数值测算和债务安排。

二、隐性债务的责任认定
隐性债务的责任认定实际上就是由谁来负担支付义务问题。从法理上分析，基金制社会保障养老保险对于‘中人’和‘老人’而言属于事后要约，对于其创立之前‘中人’和‘老人’的经济行为不具备约束能力，因此不能要求他们按照‘新人’的支付标准来实现个人养老基金的筹集。同时，由于‘中人’和‘老人’在基金制社会保障养老保险创立之前就已经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是隐性债务的债权方，因此对于他们就更不存在所谓债权回溯问题，不能要求他们自己来支付隐性债务，这样做颠倒了债权——债务关系的基本权责逻辑。从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历史考察也不存在债权回溯的经济缘由：中国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逐步构建基金制社会保障养老保险体制，到目前为止，这一过程的制度建设和具体实施尚未结束，因此其中的‘中人’和‘老人’的具体规模难以精确确定，从时间上看，其大致包括从新中国建立开始至1997年参加工作，并被纳入到其覆盖范围内的社会成员。此前的为‘离休者’，养老金只有公家财政负担，不进入社会保障范围；此后的为‘新人’，不会产生隐性债务。可见，从新中国建立开始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是我国隐性债务产生的主要时期，而在此阶段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采用‘高积累，低消费’的分配政策，通过降低居民工资的方式来积累建设资金，从而使我国迅速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建立以企业为行为主体的养老、医疗等现收现付制保障体系。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障体系替代了原有经济制度，产生了中国的隐性债务问题，而中国的‘中人’和‘老人’已经以‘低工资’的形式向国家‘预付’了社会保障的积累基金，因此没有任何经济理由要求中国的‘中人’和‘老人’为‘债权回溯’支付金钱，而且中国的隐性债务基本上要由国家承担。
从上述内容我们知道，中国隐性债务的权责认定问题的结论是由国家承担‘中人’和‘老人’的隐性债务，而具体由哪一个部门来解决这一问题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内容。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处于初创时期，《社会保障法》尚未出台，具体的施行过程也存在众多问题。隐性债务的具体承担主体并不明确，这为该问题的解决带来极大的困难。从上述对于我国经济历史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隐性债务主要应该由财政部负担。财政部作为计划经济时期唯一的经济管理部门以‘高积累，低消费’的分配政策从‘中人’和‘老人’获取了资金，发展了公用制经济，虽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剥离了一部分经济管理职能，但它仍是国有经济的主要管理者，因此作为原有政策的制订者和主要受益者，中国的隐性债务应该主要由财政部来负责解决。然而，目前财政部并没有履行这一义务，而是将其转嫁给社会保障的具体管理执行部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除了‘新人’和‘中人’交纳的个人账户养老金之外，没用其他的收入来源，因此只能动用这部分基金来支付隐性债务，进而造成了‘新人’和‘中人’个人账户的‘空帐’问题。
由于没有《社会保障法》相关条款的约束和其自身支付能力的限制，我们承认目前不具备要求财政部全额支付隐性债务的现实条件，但是这不能成为其逃避应付责任的理由。由此产生的‘新人’和‘中人’个人账户的‘空帐’问题，使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制变成了‘名义上的基金制，实际上的现收现付制’。这样，不仅使基金制的运行具有由‘空帐’造成的资金不足的潜在支付风险，而且还会增加现收现付制由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支付困难（这一问题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有力推动下正迅速凸现），从长期来看，将有可能诱发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的全面危机，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因此，财政部必须承担起支付隐性债务的责任，将之作为自己的核心工作。在这一问题上，智利的社会保障改革为我国提供了良好的范例。其具体改革方案见表1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与智利在经济和人文背景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不能在我国照搬智利的经验。
表1：智利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隐性债务的解决方案

智利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隐性债务的解决方案
1925年，智利建立了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制度，但是由于人口老龄化加剧、管理混乱等原因，该体制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
1973年，皮诺切特政变上台，成立军政府，基于‘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学说，于1979年进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建立基金制的养老保险体制，并于1980年颁布了《养老保险法》。
智利政府承担支付隐性债务的义务：
1.1980年以前退休的‘老人’，养老金由国家承担，不建立个人账户。
2.1982年12月前参加工作的‘中人’，有为期5年的自主选择权。如果选择旧体制，养老金由国家承担，不建立个人账户，但个人按15%缴纳保险费，雇主不再缴费；如果选择新体制，可获得标志其以往就业对旧制度的贡献和积累的权益的‘认可债权’，作为个人账户的储蓄额，它不是按照基金投资的回报率计息，而是按照每年弥补物价上涨后的4%的固定利率计息，在持有人退休、死亡或残废后兑现。
在改革前，智利有200万人参加养老保险计划，退休人员有80万人，新制度实行后只有40万人选择旧体制。目前，智利的社会保障体系运行基本正常，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四、隐性债务的数值测算

隐性债务的数值测算实际上是保险精算问题，由于我国的隐性债务存在上述责任认定方面的困难，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测算主体，测算对象的含义和范围不明，同时更缺乏有效真实的统计数据支持，使得我们在此不能对隐性债务进行定量测算，而只是交待其测算的定性框架。

1. 隐性债务的存在时限。从基金制社会养老保险的创立开始，到最后一个‘中人’退出其覆盖范围结束，记为N年。
2. 隐性债务的计算基年。即基金制社会养老保险的创立年。记为n(0)年。
3. 隐性债务的核算年。 即隐性债务存在的某一年，记为 i,其中n(0)≤ i ≤ N
4. 隐性债务的覆盖人数。即社会保障养老体系覆盖范围内的‘中人’(Pm)和‘老人’(Po)的总数，记为P（ P = Pm + Po ）。
5. 隐性债务的生命表。即以社会保障养老体系覆盖范围内的‘中人’和‘老人’为研究对象，根据他们的平均年龄、最高年龄、最低年龄以及平均寿命等方面的特征，得出的反映其生存和死亡规律的统计表，死亡概率记为Q(i),借以反映以死亡退出隐性债务核算的情况。
6. 隐性债务基年的人均工资。即隐性债务基年中，社会保障养老体系覆盖范围内的‘中人’和‘老人’的平均工资，记为K。它可以通过已知工资水平和相关政策得出。
7. 隐性债务的因子。由于隐性债务的支付是在多年内完成的，这就涉及到资金的时间价值问题，这里用N年内年均通货膨胀率表示，记为f；人民有权利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基本经济安全’所包含的物质内容也会随着经济的变迁而改变，因此用一个调整因子来体现指数化收入政策在N年内的年均值，记为g。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计算某一隐性债务核算年的隐性债务的终值：F(i),
F(i)=P[n(0)]×[1-Q(i)]×K×(1＋f＋g) ^ i (1)
进而可以计算出其现值:AF(i)，折现因子为f (2)
以及隐性债务的现值总额：∑AF(i)，折现因子为f (3)
这样也就完成了对隐性债务的数值测算体系的理论构架工作。

五、隐性债务的债务安排

在明确了隐性债务的责任主体和数值测算问题之后，我们要解决就是如何保证其责任主体及时、足额地支付特定年份的隐性债务的问题，即隐性债务的债务安排问题。
财政部作为隐性债务的责任主体，显然只能运用其自身所控制的经济资源来支付隐性债务，具体包括财政盈余和国有资产变现两个来源。
赤字财政是现代财政运行的基本特征之一，财政盈余、甚至是财政平衡已经不是现代政府的财政所追逐的主要目标，而是被以牺牲财政平衡为代价的财政赤字政策希望达到的‘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所取代。因此，财政盈余即便存在，其数量也不大。同时，财政盈余并不是一个稳定的资金来源，其产生受众多因素影响，财政部门对此的控制能力很差，显然不能以此作为支付隐性债务的可靠资金来源。再者，有限且规模不定的财政盈余是否必然投入到对隐性债务的支付也是值得商榷的问题，目前我国不存在将全部或部分财政盈余用于支付隐性债务的法律或政策规定，而且由于它不会给财政部带来任何经济收益，财政内部也不存在这样做的主观愿望。所以，将财政盈余作为支付隐性债务的主要来源是不现实的，我国目前的财政收支状况也印证了这一点。
国用资产变现是财政支付隐性债务的另一个可能的资金来源。从中国国有资产形成过程的历史角度考察，其相当部分是基金制社会保障养老保险体制下‘中人’和‘老人’前期对于经济发展贡献的产物和物质形式，将其一部分变现用以支付隐性债务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同时，财政对于国有资产的控制能力较强，可控国有资产数额巨大，能够保证对变现市场的充分供给。目前，我国财政部门主要通过直接出售和‘国有股减持’的形式变现国有资产。问题主要出在国有资产的需求方面，我国的市场经济历史不长，不存在足够的国内投资者来购买国有资产，而我国对于外国投资者购买国有资产有一定的约束，从而使对国有资产的需求不足。同时，财政部门出于自身和国家利益的考虑，也不会将业绩优良的或关乎国计民生的国有资产大量变现，这就进一步打击了其需求者的购买愿望，影响了财政变现国有资产的收入规模。以‘国有股减持’的形式变现国有资产面临着同样尴尬的需求状况。由于国有股本身存在着与现代市场经济原则相悖的内容，同时中国股票市场的投资者对于国有上市公司的总体业绩普遍不满和不信任，都使得‘国有股减持’方案一出台就遭到市场强烈的消极反映：股市一跌再跌，造成有行无市的局面。因此，以‘国有股减持’的形式变现国有资产来支付隐性债务在近期内在我国也难以奏效。
由于财政部单独承担隐性债务的支付面临严重的现实困难，同时缺乏明确的责任认定形式，作为社会保障管理、执行部门的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事实上分担了绝大部分的隐性债务支付责任。目前其资金来源主要是‘新人’和‘中人’个人账户的积累资金，前面已经论述了这种‘饮鸩止渴’方式对于社会保障体制，乃至经济和社会的危害，显然这不是解决隐性债务的理想办法。
由于基金制社会保障养老保险可以在长时间内保持很大规模的基金积累，一些人士认为可以参照智利改革的有关经验，将我国社会保障的基金积累用于投资，在保证社会保障基金保值增值的同时以一定比例的投资收益支付隐性债务，达到‘双赢’。本人认为这一方案是建立在‘投资必将盈利’的一厢情愿的基础之上的，与经济常识和社会保障基金的特殊性质存在本质冲突，同时我国经济的现实情况也使该方案不具备可行性。

综上所述，虽然智利的国际经验有助于我国对于加深对于隐性债务的责任
认定、数值测算和债务安排等问题的认识，但是并没用提供具体的方案，我国的现实情况也使得隐性债务问题的解决任重道远。

[辽宁大学 人口研究所 刘洪海]

参考书目：
1.《社会保险基金运行论》 李连友 著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0 1
2.《寿险精算原理》 章琪 朱文革 编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7 9
3.《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王东进 主编 法律出版社 2001 1
4.《社会保险基金管理》 林义 主编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2 2
5.《德国秩序政策理论与实践》（文集） [德] 何梦笔 主编 庞健 冯兴元 译

B. 贷款与投资与基金的区别

1，贷款：贷款指债权人（或放贷人）向债务人（或借款人）让渡资金使用权的一种金融行为。
贷款是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按一定利率和必须归还等条件出借货币资金的一种信用活动形式。广义的贷款指贷款、贴现 、透支等出贷资金的总称。银行通过贷款的方式将所集中的货币和货币资金投放出去，可以满足社会扩大再生产对补充资金的需要，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银行也可以由此取得贷款利息收入，增加银行自身的积累。 贷款指债权人（或放贷人）向债务人（或借款人）让渡资金使用权的一种金融行为。
2，投资：投资指的是特定经济主体为了在未来可预见的时期内获得收益或是资金增值，在一定时期内向一定领域的标的物投放足够数额的资金或实物的货币等价物的经济行为。可分为实物投资、资本投资和证券投资。前者是以货币投入企业，通过生产经营活动取得一定利润。后者是以货币购买企业发行的股票和公司债券，间接参与企业的利润分配。
证券投资的分析方法主要有如下三种:基本分析、技术分析、演化分析，其中基本分析主要应用于投资标的物的选择上，技术分析和演化分析则主要应用于具体投资操作的时间和空间判断上，作为提高投资分析有效性和可靠性的有益补充。
3，基金（Fund）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基金是指为了某种目的而设立的具有一定数量的资金。
例如，信托投资基金、公积金、保险基金、退休基金，各种基金会的基金。人们平常所说的基金主要是指证券投资基金。

C. 基金与债券的区别

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金融商品。
一、债券是债务型有价证券。持有债券的人代表拥有对该发行人的债权。
债券基金是权益型有价证券。持有基金的人代表拥有该基金的财产持分所有权。
这是二者在基本权利属性上的不一样。
二、债券是由国家、企业或公司发行，是用来集资的。
而债券基金则是由基金公司将投资人的资金募集到一起，投资各种债券，为投资人赚取收益的一种专家理财产品。
这是二者在发行面上的不一样。
三、购买债券持有到期，基本上是以赚取利息为主。这一部分的所得是要扣税的。中途卖出则可能会另有资本损益(capital gain or loss)。一般这部分的资本利得是免税的。
而购买基金，持有基金，通常是为了享受基金的收益分配。一旦中途卖出才可能实现资本损益(capital gain or loss)。但是一般的债券基金通常设计成不分配收益，一切所得都滚入本金，所以持有债券基金一般也没有收益分配。但也因此於卖出债券基金时所有资本利得也不扣税；有资本损失也不得於报税时扣抵。易言之，这是一种免税商品。所以购买债券基金有很大层次被视为租税规划上的理财行为，不是风险投资行为
这是二者在交易面或投资理财角度上的不一样。

D. 基金与债券有什么区别

1、所有权关系不同

债券基金反映的是投资者跟基金管理人之间的信托关系，而债券反映的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

2、投资方向不同

债券基金属于信托工具，主要投资方向是债券等有价证券，是一种间接投资方式；而债券属于融资工具，主要投向实业，是一种直接投资方式。

3、收益稳定性不同

投资者购买单一债券，起收益率可以根据购买价格、固定利率、现金流以及到期后的本金计算其投资收益率；但债券基金作为一组不同债券的组合，尽管投资者也会定期获得收益分配，但分配的收益有升有降，因此收益率较难计算和预测。

4、到期日不同

一般单一债券会有确定的到期日，而债券基金由一组具有不同到期日的债券组成，因此债券基金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到期日，只能根据债券基金所持有的所有债券计算出一个平均到期日。

5、投资风险不同

利率风险：单一债券离到期日越近，所承担的利率风险就会越小。而债券基金没有固定到期日，所承担的利率风险是根据债券的平均到期日来估算的，因为债券基金的平均到期日通常相对固定，因此债券基金所承担的利率风险也会保持在一定的水平。

拓展资料

债券基金有以下特点：

①低风险，低收益。由于债券收益稳定、风险也较小，相对于股票基金，债券基金风险低但回报率也不高。

②费用较低。由于债券投资管理不如股票投资管理复杂，因此债券基金的管理费也相对较低。

③收益稳定，投资于债券定期都有利息回报，到期还承诺还本忖息，因此债券基金的收益较为稳定。

④ 注重当期收益。债券基金主要追求当期较为固定的收入。相对于股票基金而言缺乏增值的潜力，较适合于不愿过多冒险，谋求当期稳定收益的投资者。

E. 《新基金法》对证券投资基金范围和投资限制的规定是什么

一、扩大法律适用范围，私募证券基金首次入法
新基金法针对适用范围，通过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充分结合非公开募集基金的市场运行实际情况，规定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新基金法。并通过设立第十章专章对其进行原则性规定。自此，以非公开募集资金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首次纳入法律监管的范围。
（一）采用合同法理论，体现意思自治原则
新基金法总则部分对非公开募集基金合同当事人基本权利义务的设定方式进行了规定，即“通过非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基金（以下简称“非公开募集基金”）的收益分配和风险承担由基金合同约定。”不同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基金（以下简称“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按其所持基金份额享受收益和承担风险的强制性法律规定，新基金法对非公开募集基金当事人基本权利义务的设定方式上更符合法理和现实需求。
不同于《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草案）的表述，新基金法对基金财产债务承担的自治原则进行了明确规定，基金财产的债务由基金财产本身承担，基金份额持有人以其出资为限对基金财产的债务承担责任，但基金合同依照本法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另外还规定非公开募集的基金可以在基金合同中约定，由基金托管人之外的人管理。第三章中明确了基金托管人由依法设立的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担任。上述条款都表现出在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新基金法赋予基金合同当事人更多选择的权利。
（二）增加基金管理人组织形式，引入合伙企业
新基金法规定，基金管理人由依法设立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担任，比现行基金法增加了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即合伙企业。新基金法增加了基金管理人的种类，将以合伙企业形式存在的基金管理人纳入法律调整范围，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和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加强了对合伙企业性质的基金管理人的规范和监管力度。
（三）规定合格投资者制度，严防非法集资
新基金法规定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确定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的限制性条款，并授权中国证监会对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进行规定。
这一制度的确立为保护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投资者提供了法律防火墙，严格控制合格投资者的人数，有效地防止非公开募集基金违法乱集资，也预防了在基金证券投资过程中因投资不利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情形。
（四）取消事前注册，确立自律登记制度
新《基金法》排除了证监会在非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准入环节上设置行政审批的障碍，明确规定了担任非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只需要按照规定向基金行业协会履行登记手续，报送基本情况。
登记制度豁免了非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向证监会的事前注册义务，减轻了其设立的成本，降低了设立的难度，通过加强协会自律管理，给予市场更多活力。新基金法用法律形式奠定了基金行业协会在行业的地位，为基金行业在自律管理下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将对行业发展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五）加重管理人义务，债务无限连带
新基金法规定基金合同当事人可以依照约定，由部分基金份额持有人作为非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负责基金的投资管理活动，并在基金财产不足以清偿其债务时对基金财产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上述规定，一方面扩大了非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的选择范围，充分尊重了投资各方的意见，另一方面通过加重基金管理人的债务承担的义务，有效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
（六）私募股权基金应守法，违规投资证券适用本法
为了严防私募股权基金在实践中违反《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擅自投资于证券市场，发生监管套利行为，新基金法有针对性地对此进行了规定，明确了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以进行证券投资活动为目的设立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资产由基金管理人或者普通合伙人管理的，其证券投资活动也适用本法。即掩藏在私募股权基金合法外表下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证券投资活动为目的，资产由基金管理人或普通合伙人管理的，也明确地纳入了新基金法的规制范围内。
二、适度松绑行政管制，关联交易首度放开
（一）放松审核标准，提高申报门槛
新《基金法》规定，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的法定代表人、经营管理主要负责人和从事合规监管的负责人的选任或者改任，应当报证监会进行审核。
新《基金法》的这一规定明显提高了申报审核的标准，提高了进入证监会审核的门槛，放宽了公开募集基金对基金经理自行选聘的权力。
（二）放开法律禁止闸门，从业人员买卖证券成合法
新《基金法》引人关注的一点在于，确认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其本人、配偶、利害关系人可以进行证券投资，而这极可能与基金份额持有人发生利益冲突，产生侵害基金投资人利益的行为，而相关监管只需事先向基金管理人申报，且对上述人员的相关管理制度的建立则由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来进行，在制度设计层面是典型的自己监管自己。在外部监管层面只规定了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备案，而备案的形式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基本上不具有监管的效力。
虽然新基金法针对基金管理人与投资人产生利益冲突后的解决进行了规定，要求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行使权利或者履行职责时，应当遵循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的原则，但是保护投资者权益，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利益在无底限的放宽监管力度的情况下难以得到实现。
（三）建立激励机制，员工持股计划首实施
新基金法增加了员工持股计划，规定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可以实行专业人士持股计划，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
这一规定针对基金从业人员想与基金份额持有人共享证券投资收益的需求，通过股权激励的方式，鼓励相关专业人士恪尽职守，取得长远收益，也是防范基金从业人员通过“老鼠仓”对自身进行利益输送的一种正面制度设计，但制度的实施效果还有待验证。
（四）促进市场繁荣，关联交易附条件放行
新基金法解除了现行基金法对买卖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发行的股票或者债券的禁止性规定，明确要求使用基金财产买卖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与其有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或承销期内承销的证券，或者从事其他重大关联交易的，应当遵循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的原则，防范利益冲突，符合证监会的规定，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规定极大地促进了证券投资市场的积极性和流动性，但是如何保证在利益冲突时，基金管理人不会利用基金财产实施的关联交易不损害到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如何使得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的原则落到实处，实际操作中对证监会的监管必然会带来压力和挑战。
三、提高风险控制监管力度，从业人员成防范重点
（一）加强从业人员监管力度，禁止内幕交易
新《基金法》增加了禁止基金管理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所实施行为的类型，被禁止的行为包括侵占、挪用基金财产，禁止泄露因职务便利获取的未公开信息、利用该信息从事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的交易活动，禁止玩忽职守，不按照规定履行职责。
对于违法经营或者出现重大风险，证监会还可以对该基金管理人采取责令停业整顿、指定其他机构托管、接管、取消基金管理资格或者撤销等监管措施。经证监会批准，还可以通知出境管理机关或者申请司法机关，对该基金管理人直接负责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阻止其出境，并禁止其转移、转让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财产，或者在财产上设定其他权利。
（二）明确高级管理人员特别义务，未勤勉尽责要负责
新《基金法》明确要求基金管理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尽到勤勉尽责的义务，对未能尽到勤勉尽责义务，致使基金管理人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或者重大风险的，证监会可以责令更换。
（三）严控基金管理人股东，不得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
新《基金法》增加了对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的股东、实际控制人相关责任义务的相应规定，要求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向证监会及时履行重大事项报告义务，并明确规定不得虚假出资或者抽逃出资，不得擅自干预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经营活动，不得要求基金管理人利用基金财产为自己或者他人牟取利益，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四）明确基金托管人特别义务，未勤勉尽责要负责
新《基金法》规定了基金托管人不再具备法定条件、未能勤勉尽责或履行职责时存在重大失误的责任承担问题，证监会、银监会有权责令其改正。逾期未改正，或者其行为严重影响所托管基金的稳健运行、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上述权力机关还可以限制其业务活动，责令暂停办理新的基金托管业务，或责令更换负有责任的专门基金托管部门的高级管理人员。
四、保护基金投资人权益，加强知情权和监督权
（一）规定风险准备金制度，投资人损失有保底
新《基金法》规定了风险准备金制度及其适用条件，明确了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应当从管理基金的报酬中计提风险准备金，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因违法违规、违反基金合同等原因给基金财产或者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可以优先使用风险准备金予以赔偿。
（二）明确投资人知情权，可查私募财务信息
新《基金法》特别规定了投资人的知情权，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有权查阅或者复制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资料，非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对涉及自身利益的情况，有权查阅基金的财务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
（三）投资人常设权力机构，加强日常管理有法可依
新《基金法》加强了基金投资人对基金的日常管理，规定按照基金合同约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可以设立日常机构，行使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提请更换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基金托管人的托管活动，提请调整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报酬标准，基金合同约定的各项职权。
（四）加强投资人对基金监督，引入二次召集制度
新《基金法》规定，因参加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持有人的基金份额不足50%而导致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首次召集失败，召集人可以在原公告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时间的3个月以后、6个月以内，就原定审议事项重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重新召集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应当有代表1/3以上基金份额的持有人参加，方可召开。
五、区分公募、私募和非法集资，私募符合标准的可转公募
（一）公募基金管理严，禁止未经注册变相募集
新《基金法》规定公开募集基金应当注册，未经注册，不得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募集基金，明确将公开募集基金定义为是向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累计超过200人，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的基金形式。
（二）明确非公开募集基金内涵，私募投资基金被排除
新《基金法》对非公开募集基金财产的证券投资对象进行了明确，包括买卖公开发行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债券、基金份额，以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证券及其衍生品种。
（三）明确非法集资的形式,严禁宣传推介
新《基金法》规定非公开募集基金不得向合格投资者之外的单位和个人募集资金，不得通过报刊、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等公众传播媒体或者讲座、报告会、分析会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宣传推介。
（四）引入竞争机制，私募符合标准可转公募
新《基金法》允许专门从事非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的基金管理人，其股东、高级管理人员、经营期限、管理的基金资产规模等符合规定条件的，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可以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
这相当于为公募基金管理业务引入了更多竞争主体，一方面促进了公募基金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将更多符合公募基金管理条件的基金管理人纳入公开募集基金严格的监管体系中。
六、专章规定基金服务机构，细化责任分配
（一）基金服务机构首入法，纳入证监会监管范围
新《基金法》对基金服务机构实行注册或者备案制，规定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的销售、销售支付、份额登记、估值、投资顾问、评价、信息技术系统服务等基金服务业务的机构，应当向证监会申请注册或者备案，基金服务机构准入制度的具体规定则由法律明确授权证监会制定。
（二）明确各方法律责任，连带责任适用广泛
新《基金法》规定，基金管理人可以委托基金服务机构代为办理基金的份额登记、核算、估值、投资顾问等事项，基金托管人可以委托基金服务机构代为办理基金的核算、估值、复核等事项，但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依法应当承担的责任不因委托而免除。
另外，关于基金服务机构的连带赔偿责任，新基金法规定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委托，为有关基金业务活动出具法律意见书、审计报告、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等文件，应当勤勉尽责，对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其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他人财产造成损失的，应当与委托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基金服务机构应勤勉尽责，保守基金商业秘密
新《基金法》对基金服务机构的相关勤勉尽责义务和保密义务进行了规定，要求基金服务机构应当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建立应急等风险管理制度和灾难备份系统，不得泄露与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投资运作相关的非公开信息。
七、提升基金行业协会地位，发挥行业自律管理作用
（一）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强制性入会，纳入证监会监管
基金行业协会是证券投资基金行业的自律性组织，是社会团体法人。新《基金法》规定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应当加入基金行业协会，该规定是强制性法律规定，而基金服务机构则根据自愿原则可以加入基金行业协会，也可以不加入。
新《基金法》还明确了向证监会备案基金行业协会章程的机制，将其纳入证监会的监管范围。
（二）基金行业协会自律管理，服务会员保护投资人
依据新《基金法》的规定，基金行业协会将发挥以下作用：
1、自律管理；
2、维护投资人利益；
3、开展行业服务。

F. 隐形债务的保全处理

企业改制后发现的隐形债务并不能以企业改制转型为由，淡化或取消原企业与债权人的债权债务关系，无论采取的改制形式如何。对于改制前已经知悉并经过评估、清理但 在改制方案中协商未履约的隐形债务，由改制后的公司制企业承担债务。对于改制过程 中没有暴露出来的隐形债务，对于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的，由原企业和改制后的公 司制企业共同承担并清偿，除此之外，应由原企业在改制后的公司中的股份承担有限责任。但是需要特殊说明的是，如果企业是部分改制或是分立改制，事后发生的隐形债务 则只能由母体公司承担，原因在于如果由分立出去的部分来承担，则有抽逃注册资金之嫌，当然如果母体公司承担不足的，可再由分立出去的部分在公司制企业中的股份承担。
把“隐形债务”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我国现行社会保障体制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养老保险的“隐形债务”。近些年来，由于参保职工人数增长缓慢甚至减少，离退休人员增长迅速，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欠费严重，导致社会统筹基金入不敷出，只能通过挪用个人账户来实现当期支付平衡，形成个人账户的“空账”运行及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的“混账”管理，长此以往将影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健康运行。
养老保险“隐形债务”逐年增加
截至2004年底，全国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规模累计已达7400亿元，而且每年还会以1000多亿元的速度增加。
我国现行社会保障体制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养老保险“隐形债务”，以及由此引发的个人账户空账运行问题。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确立了现行社会保障制度框架。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建设步伐明显加快，初步建立起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包括城镇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制度，以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在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中实行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金模式。“统账结合”把社会保险基金运行的“现收现付制”与“基金积累制”结合起来，是一种“部分积累制”的基金模式，也就是马丁所说的“混合型的社会保障体制”。这种改革方案在世界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史上是一个新的尝试。但是在实践中，“统账结合”模式遇到一些挑战和难题。最大的挑战来自养老保险转制中出现的巨额“隐形债务”问题，即转制成本问题，而且这种成本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自动消除。
据有关机构和专家估计，“隐形债务”规模很大，世界银行专家1997年估计为当年GDP的46%-69%；一些经济学家估计占71%-94%；原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的估计高达145%。按此计算，以1997年建立统一养老保险制度计算，当年政府遗留的养老金“隐形债务”负担约2-5万亿元。近些年来，由于参保职工人数增长缓慢甚至减少，离退休人员增长迅速，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欠费严重，导致社会统筹基金入不敷出，只能通过挪用个人账户来实现当期支付平衡，形成个人账户的“空账”运行及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的“混账”管理。这实际上已经违反了现有制度设计规则，长此以往将影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健康运行。截至2004年底，全国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规模累计已达7400亿元，而且每年还会以1000多亿元的速度增加。
转制成本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国家采取了三大措施，并进行了相关试点，这些措施缓解了转制带来的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但转制成本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为了解决养老保险“隐形债务”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空账”、“混账”等问题，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明显效果，但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主要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为保证养老金当期的正常支付，从1998年开始，中央财政连续每年大幅增加对养老保险的支出，主要用于补助部分省市的养老金支付缺口。截至2004年底，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对地方的养老保险基金缺口补贴累计达2290亿元。另外，地方财政也累计投入92亿元。二是2000年8月，中央决定建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同时设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负责管理运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包括管理中央财政划拨入的资金、减持国有股所获资金及通过其他方式(如彩票公益金)筹集的资金。截至2005年底，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总资产约1800亿元。三是从2000年开始，国务院在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中，提出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进行局部改革和调整。基本思路是：继续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调低个人账户比例，由原来的11%调整到8%，全部由个人缴费组成，同时要求逐步做实个人账户，提高统筹层次。降低个人账户规模，无疑会适当减少“隐形债务”，但“统账结合”制度模式并未改变，转制成本依然存在。国务院自2001年起在辽宁省进行了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到2004年底基本结束；2005年，国务院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吉林和黑龙江两省。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转制带来的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但转制成本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变现一部分国有资产
我国过去长期实行低工资制度，劳动者在得到工资前已经扣除了隐性的社会保障资金，但这个扣除部分并没有折算成社会保障基金，而是用于投资建设，形成了国有资产的一部分。
变现一部分国有资产，用于社会保障支出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应该看到，政府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主体，对转制成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过去国家没有给劳动者积累养老保障基金。关于解决转制成本的思路很多，比如提高企业缴费水平、增加财政投入力度、发行特种国债、特殊税收政策(例如，马丁提出通过增值税来解决养老保险基金缺口问题。我们认为马丁的这个建议不妥)等，但比较共同的看法是，变现一部分国有资产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理由是，我国过去长期实行低工资制度，劳动者在得到工资前已经扣除了隐性的社会保障资金，但这个扣除部分并没有折算成社会保障基金，而是用于投资建设，形成了国有资产的一部分。这一方案早在1993年就已经提出。近些年来的国有股减持，是朝这个方向前进的一小步，但可惜并不成功。 1999年10月，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推动中国证监会推出配售方式减持国有股的方案，所筹集的资金补充社会保障基金，随后进行了试点。2001年6月，国务院发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暂行办法》，并开始具体实施。然而结果是，两次减持国有股的尝试均引发了股市大跌。2002年6月，国务院宣布停止通过国内债券市场减持国有股，并不再出台具体实施办法。但通过变现国有资产解决养老保险转制成本的思路，却是一以贯之的。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明确提出，“采取多种方式包括依法划拨部分国有资产充实社会保障基金”。
借鉴国外“三支柱”养老保险模式
这种改革方案的最大好处，是可以把隐形债务规模限制在一个合理、稳定的范围，而不会不断放大。
继续改革养老保险制度，尽量减少转制成本的总体规模。按照国务院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意见，个人账户缴费比例从11%降低到8%，并要求做实个人账户。按照这一思路，隐形债务规模会有所降低，可一定程度缓解养老保险转制的压力。可以考虑，进一步改革养老保险制度，借鉴国外“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模式，把社会统筹部分与个人账户部分分开。第一支柱是社会统筹，可作为国家养老金，立法强制执行，覆盖所有企事业单位，基金通过社会保障税征缴，实行现收现付、全国统筹。第二支柱是个人账户，作为企业年金，由用人单位和职工自行选择参加，国家给予税收优惠，基金实行完全积累制。第三支柱是商业养老保险、社会互助保障和个人储蓄性保障等。这样，国家只需要在第二支柱中对“老人”(已退休人员)和“中人”(有一定工龄的在职人员)做实个人账户负责，而对“新人”(刚参保的人员)无须负责。对于第一支柱，可通过正常的“代际转移”、加大财政支持等措施，来应付老龄化带来的未来养老金支付危机。这种改革方案的最大好处，是可以把隐性债务规模限制在一个合理、稳定的范围，而不会不断放大。在此基础上，再研究变现国有资产充实社会保障基金的具体操作问题。

G. 投资基金100元，以后再没投过，如果跌完了，我会不会欠债

很简单:你绝不会欠债。理由:基金是指百姓把自己的钱投给基金公司，由基金公司拿去买股票赚钱，赚了钱，净值上升，大家一起赚。输了钱，净值下跌，大家一起亏。但是，钱输完了就是完了，基金公司不会欠债，你也不会跟着欠债。因为基金跌到0就被清盘退出股市了。大家只是亏完了投给基金公司的那些本钱，不会再亏，更不会欠债。就这么简单，因此你不用担心欠债。

H. 什么叫债务性投资和权益性投资

1、权益工具投资：

权益工具投资是权益性证券一种基本的金融工具，是企业筹集资金的主要来源。投资者持有某企业的权益性证券代表在该企业中享有所有者权益，普通股和优先股就是常见的权益性证券。

权益性投资是指企业接受的不需要支付偿还本金和支付利息，投资人对企业净资产拥有所有权的投资。反映的是所有者对企业资产的剩余索取权，是企业资产中扣除负债后应由所有者享有的部分，反映所有者投入资本的保值增值情况。

2、债务工具投资：

债务工具投资是浮动利率投资。债务工具是金融工具中会形成债权债务的一类工具。如各种债券、银行对企业的信贷等。其持有者的要求权是获得固定的支付，它具有具体的支付条款,如期限、利息、息票率等。

(8)投资基金与隐形债务扩展阅读：

当前国有商业银行占据银行总资产的绝大部分, 这部分资产能否为中小企业服务关系到整个中小企业发展的大局, 为此, 应当积极鼓励国有商业银行利用一部分资源为中小企业服务。其主要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有商业银行要转变观念,真正建立互利合作的银企关系。而且我国今后的大企业大部分将是从中小企业发展而来, 支持中小企业也是争夺客户、培养客户的竞争需要。

二是改变现有的企业信用等级评定使用同一标准的状况, 制定符合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特点和要求的中小企业信用等级评定标准, 提升中小企业信用等级, 改善中小企业信用状况, 促进中小企业融资。

三是改革现行的贷款审批程序, 形成合理的制度安排, 建立适合中小企业的授信体制、政策和程序。

四是加快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品种创新, 开发中小企业在各个金融服务领域的需求, 满足不同层次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需要。

I.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存在哪些问题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存在的问题：

1、扩大结构性矛盾

地方政府负债投资整体上降低了社会投资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扩大了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许多地方政府大规模启动的投资项目效率很低，尤其是机场、公路的重复建设项目有许多建成即亏损，给当地财政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也降低了经济增长的素质和质量。

2、恶化信用环境

债务约束软化，恶化了社会信用环境。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的基石，地方债务的展期、拖欠会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财政该支未支、该补未补还直接损害不少企业的利益。地方债务不能到期清偿还会产生严重扭曲的市场信号，动摇投资与消费信心，使得后续的政府投资项目筹资、经营变得困难重重。

金融风险放大

高居不下的地方债务积累了庞大的金融风险。地方政府通过对控股或全资的地方金融机构的行政干预，借款垫付地方债务是转轨时期各地普遍存在的现象，地方债务向金融机构转移导致地方金融机构财务状况恶化，金融风险累积。

城市商业银行平时的经营普遍受到当地政府的强烈干预，一般地方政府都是城市商业银行的最大股东，向大股东的关联贷款庞大是引发其财务风险的重要原因。

债务风险是社会稳定的隐患

一些感到财政收入不足、上级财政“补贴”不足、同时无力变相发债或借钱的地方政府或机构，往往情不自禁地利用手中职权向社会强行摊派或收费。个别地方政府及其部门由于无法按期归还银行债务本息或拖欠工程款，使他们疲于应付筹措资金还债，这不仅使政府的正常工作受到干扰，而且影响了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

(9)投资基金与隐形债务扩展阅读：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偿还途径：

1、增加国家预算中用于基本养老保险事业的支出；

2、利用股市变现国有资产，变现收入的大部分用以充实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3、开征存款利息税；

4、发行养老保险国家债券；

5、发行养老保险彩券；

6、开辟新税种——个人住房房产税、遗产税及其他；

7、扩大共济基金 可运营部分的投放渠道和投放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