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的方式有哪些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的方式是指为履行基金监督职能，
完成或达到基金监督任务或目的而采取的方式、方法。主要包 括现场监督和非现场监督。
1.现场监督
现场监督是监督机构实施有效监督的主要方法，也是社会
保险基金监督过程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现场监督是监督机构派人到被监督单位对基金管理水平、基金资产质量、基金收益 水平、基金流动性等进行全面检查或专项检查。监督机构通过 检查比较详尽地掌握有关基金运作的控制程序和相关信息，对 其业务经营合规状况、内部控制和管理水平，以及资金流动性、 安全性和效益性进行深入细致的了解，发现一些财务报表和业 务资料中很难发现的隐蔽性问题，并对有关机构的产财务状 况和遵守法规政策情况作出客观的评价。
现场监督主要包括日常监督（在日常业务活动的开展的定 期或不定期的基金监督工作）、专项监督（针对某项k体问题而 开展的基金监督）和挪用基金案件的检查处理。
2.非现场监督
非现场监督是现场监督的基础，也是基金监督的重要方式之一。监督机构通过报表分析，对经办机构和有关机构管理运营基金的活动进行全面、动态的监控，了解基金管理的状况、 存在问题和风险因素，发现异常情况及时采取防范的纠正措施。 一般情况下，现场检查间隔时间较长，在此期间可能发生一些 变化和问题，监督机构可以通过非现场监督，依靠督办机构和有关机构报送的数据，进行多方面的分析、测算并加以管制。 非现场监督的目的主要是：发现那些目前管理运营状况尚好， 但在短期或中期可能会出现问题的机构，防患于未密切监 视已经发现问题的机构，不断获得管理运营信息，把握改进情况，防止进一步恶化；评估整个基金管理运营系统的动态，通 过对有关报表和报告的综合研究，分析基金管理运营的轨迹和 趋势，为制定切实有效的基金政策和监督措施提供依。
Ⅱ 我国的保险监督部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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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社会保险监督体系包含人大监督、行政监督、社会监督等三个方面，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险监督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的相关规定：
第十章社会保险监督
第七十六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投资运营以及监督检查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组织对本法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等，依法行使监督职权。
第七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用人单位和个人遵守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情况的监督检查。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被检查的用人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与社会保险有关的资料，不得拒绝检查或者谎报、瞒报。
第七十八条财政部门、审计机关按照各自职责，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实施监督。
第八十条统筹地区人民政府成立由用人单位代表、参保人员代表，以及工会代表、专家等组成的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掌握、分析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对社会保险工作提出咨询意见和建议，实施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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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根据我国法定规定我国的社会保险基金由哪个机构收支管理和运行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于2000年8月设立，是国家社会保障储备基金，由中央财政预算拨款、国专有资本划转、基金投资收属益和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构成，专门用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支出的补充、调剂,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简称社保基金会）负责管理运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与地方政府管理的基本养老、基本医疗等社会保险基金是不同的基金，资金来源和运营管理不同，用途也存在区别。社会保险基金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和生育保险基金。
Ⅳ 我国社会保障的监督体系由哪几部分组成
我国现行的社保基金监管制度是以行政监督为核心,审计监督和社会监督为补充的三专位一体的社保基金监督模式属。基金监管的主体是政府,主要负责制定社保基金征收、投资运营和支付等环节的相关政策、法规,并且监督以上政策、法规的实施。基金监管的客体是社会保障经办机构——社保事业管理局和基金管理人——投资公司。基金监管有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基金监管的主要内容是:对社会保险基金运营机构的选定,制定相关的规则和政策,设计社会保险基金运营的各项指标测量体系,实施社保基金的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长期稳定运行和实现社会政策目标。
Ⅳ 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是我国常设机构吗
目前有一个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于2000年8月设立，是国家社会保障储备基金，由中央财政预算拨款、国有资本划转、基金投资收益和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构成，专门用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支出的补充、调剂,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简称社保基金会）负责管理运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与地方政府管理的基本养老、基本医疗等社会保险基金是不同的基金，资金来源和运营管理不同，用途也存在区别。社会保险基金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和生育保险基金。
还有一个为国家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保监会，成立于1998年11月18日，是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根据国务院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能，依照法律、法规统一监督管理全国保险市场，维护保险业的合法、稳健运行。
Ⅵ 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当前中国基本社会保障主要面临以下四方面的突出问题（1）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难以适应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在五大社会保险中，覆盖面最大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但参加该制度的在职职工加上机关事业单位职工还不到2亿人，相对7.6亿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总数来说，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仍然偏小。（2）社会保障资金的统筹层次低。按照目标要求社会保障基金要实现省级统筹，但从目前情况看除福建、陕西等少数省（市）实现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外，其余地区大都以市县级统筹为主。统筹层次低，造成社会保险基金抗风险能力弱、基金调剂功能弱。（3）基本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尚未理顺。目前，基本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中存在着民政、卫生、社会保障部门之间政策分割、部门利益分割的矛盾和问题，难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大规模人口流动和就业方式多样化、收入分配不平衡的挑战。（4）社会保障个人账户“空帐”问题严重。例如，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模式，在基金管理模式上实行个人账户基金和社会统筹基金的一本账管理。由于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退休人员逐年上升，导致社会统筹收不抵支，迫不得已占用个人账户基金，使得个人账户“空账”运行问题严重。
Ⅶ 我国的社会保险监督体系包含哪几方面的内容
我国的社会保险监督体系包含人大监督、行政监督、社会监督等三个方面，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险监督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的相关规定：
第十章社会保险监督
第七十六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投资运营以及监督检查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组织对本法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等，依法行使监督职权。
第七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用人单位和个人遵守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情况的监督检查。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被检查的用人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与社会保险有关的资料，不得拒绝检查或者谎报、瞒报。
第七十八条财政部门、审计机关按照各自职责，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实施监督。
第八十条统筹地区人民政府成立由用人单位代表、参保人员代表，以及工会代表、专家等组成的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掌握、分析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对社会保险工作提出咨询意见和建议，实施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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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我国社会保险监管立法有哪些不足
一、社会保障基金监管过程中出现的几个问题
文上所述，我国社会在社会保障基金监管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从不同方面的社保基金进行了解分析，总结了以下几个问题亟待解决，并且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
1.社保基金监管的法律和社会地位低下
社会保障基金监管受到的法律保护和社会的关注都比较少，所以，导致了很多的公民对社会保障基金都并不了解，甚至有概念混淆的情况出现。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进步，社会的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已经成为了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同样很多的社会制度的进行都离不开依法治国。同样，在社会保障基金监管过程中，法律依旧成为了比任何监管措施都有说服力的监管手段，有法律的支持和保护能够使得很多的基金监管措施落到实处，但是，近年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监管并没有太多的法律保护，所以，导致了很多社会保障基金发放工作在进行的时候缺乏了法律的保护，使公民的信任度降低，无法真正让社保基金做到为人民服务，所以，人民的关注程度比较低，社会保障基金发放一度受到影响。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也并未真正落到实处。
2.社会保障基金发放监督管理不到位
社会保障基金分为几个类型，文上所述的养老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等等都是比较重要的社保基金，属于社会福利覆盖面积比较大的基金类型，但是，根据调查，我国的这些基金监管有很多的覆盖仍然存在漏洞，如因为基金在发放过程中监管不严格，导致了很多的基金有发放不平均的现象。所以，在社会保障基金监管过程中应该着重监督管理基金的发放，保证覆盖率的同时可以进行实名登记发放人员。
3.社保基金监管过分依赖行政手段，各部门运行不协调
行政手段也是在社保基金监管过程中的一种监督手段，但是其并没有法律监督的权威性，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的法律保护比较少，所以更多的是依赖于行政管理，因此在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监管过程中行政手段占据了比较大的地位，但是，长此以往，会造成一定的问题，首先，就是权威性，虽然行政手段也是一种监管手段，但是法制社会，法律的权威性更能让百姓信服。其次，会造成一定的官僚主义作风出现，简单的说会有很多的所谓捷径可以走，造成不公平的现象出现，社会保障基金发放本来就是一种社会福利，这样的行为会让更多的人对社会失去信心。
4.基金投资运行过分追求利益，监管不到位
基金投资会让社保基金变得更有意义，但是如果过分的在基金投资过程中追求利益，就失去了社会福利的意义。现在很多的百姓因为对社保基金投资的不了解，造成了盲目的投资，而且我国现在只有社保基金发放的体系，并没有形成投资体系，因此，在投资方向上没有人对百姓进行引导，造成了很多人走入盲区，所以，对社保基金的投资形成一个专门的体系更为重要。
二、社会保障基金监管问题的相应解决方法
1.社保基金监管过程中加强法律保障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所以社保基金监管应该和法律有所关联，政府应该在社会保障基金监管中形成一个专门的体系，使得在社保基金发放过程中有法可依，整个过程更具有权威性，这样人民群众才会更加相信社会福利， 同样，政府应该充分利用可利用资源进行社保基金发放，比如说以税法的形式增加社保基金，这样，社保基金监管体系会更加完整，能够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
2.各部门协调运行，促进行政，法律等社保基金监管同时进行
各部门应该在社保基金监管过程中协调运行，有效的促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同时协调的进行社保基金监管，政府首先起到表率作用，利用税法增加社保基金，然后按照不同公民的实际情况公平公正的进行发放社会福利，而且，整个过程公开透明化，所有部门经手的基金要进行签字，减少贿赂贪污等违法现象的出现。只有国家政府以身作则才能让人们百姓收益更多。行政手段也可以利用，但是和法律手段一同使用能够有效减少官僚主义现象出现。
3.全面为社会做出福利，确保基金投资落在实处
社会保障基金由很多的基金类型组成，所以，要真正分析社会问题存在于哪里，然后再进行详细的调查，确保基金发放落在实处，真正起到了为人民服务的作用。如果不经过了解，指定的基金发放政策不符合实际要求，受益的百姓群体比较少，这样会对人民群众的生活造成影响，社会的经济等发展也有影响。
三、社会保障基金监管的重要性
社会保障基金监管能够更有效的分析社会保障基金从拨款到发放的问题，详细的进行了解，有利于保证基金的完整和安全，有利于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在基金发放过程中就会对每个劳动者进行严格的监督，这样，监管体系能够很好的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另外，对社会保险基金实施监督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险体系的需要，社保基金只是整个社会保险体系的一个方面，对其进行监督能够更好的完善社会的保险体系，为人民的生活提供了保障。另外，在经济发展的今天，通货膨胀也是基金监管防范的一个问题，如果遇到通货膨胀，有效的监管措施可以降低基金风险，保证基金安全，更好的提升基金的投资效益。
四、结语
社会保障基金监管是对人民生活的一个保障，能够真正对社会和谐稳定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和影响。所以，应该在监管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将社会保障基金和法律结合，使得整个基金的发放有法可依，另外，完善整个监管体系的同时注意基金投资问题，完善社会保障基金监管体系，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也能够对社会保险体系起到改良的作用。
Ⅸ 第19题.我国保险基金管理中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当前中国基本社会保障主要面临以下四方面的突出问题（1）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难以适应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在五大社会保险中，覆盖面最大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但参加该制度的在职职工加上机关事业单位职工还不到2亿人，相对7.6亿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总数来说，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仍然偏小。（2）社会保障资金的统筹层次低。按照目标要求社会保障基金要实现省级统筹，但从目前情况看除福建、陕西等少数省（市）实现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外，其余地区大都以市县级统筹为主。统筹层次低，造成社会保险基金抗风险能力弱、基金调剂功能弱。（3）基本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尚未理顺。目前，基本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中存在着民政、卫生、社会保障部门之间政策分割、部门利益分割的矛盾和问题，难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大规模人口流动和就业方式多样化、收入分配不平衡的挑战。（4）社会保障个人账户“空帐”问题严重。例如，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模式，在基金管理模式上实行个人账户基金和社会统筹基金的一本账管理。由于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退休人员逐年上升，导致社会统筹收不抵支，迫不得已占用个人账户基金，使得个人账户“空账”运行问题严重
Ⅹ 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改革与发展
我也不知道你需要具体的哪一方面我就简单的说说
深化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的理论思考
前言:近年来,中国的社会保障改革似乎又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理论界和政策层面一些人士各种议论纷纷,包括主张再来一次颠覆性改革的,包括只要济贫制度而不要社会保险的,以及要求回复到现收现付模式的,等等,不一而足。作者在2000年曾先后参与在中南海、钓鱼台等地方召开的中国社会保障改革内部座谈会,并就国务院今年颁发的新的改革方案较系统地阐述过自己的观点,作者是主张在现行框架下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新方案体现了这一指导思想。现将作者的部分发言加以整理并公开发表出来。
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不能仅从经济的或政治的或社会的层面去考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纵观世界,可以发现,任何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几乎都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社会保险制度不是最早出现在发达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而是出现在较为薄弱的德意志?为什么在一些福利国家陷入重重困境的同时,亦还有澳大利亚、丹麦等国家却在继续强化并保持着福利国家模式的健康发展?为什么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大国,却还有4000万人口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障,而中国却在计划经济时代建立了惠及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为什么许多西方国家学者或国际组织在建议中国养老保险制度采用智利模式的同时,却根本不可能在其本国实施这种完全由个人负责的制度?等等。对此,唯一的解释便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确定乃至修订,均要接受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乃至历史文化、伦理道德的影响,依赖单一因素所做出的决策通常不会是最优决策,大多将注定要遭遇失败的命运。清楚地认识这一点,对处于渐进改革、综合转型时期的我国而言,更是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在我国社会保障改革事业进程中,就必然需要综合考虑多元因素的影响,并在推进中确保求稳、求妥、不留后遗症。
有必要坚持在现行框架下推进改革的基本取向。这一观点的主要理由有三:首先,社会保障的直接功能是解除国民的后顾之忧,这种制度自产生发展至今就是建立在政府信用、连续稳定的基础之上的。必须承认,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自改革以来已经遇到了信誉危机,这种信誉危机起因于社会保障网的残缺、改革政策的不稳定性、社会保障待遇的无法全部兑现,以及过分强调个人负责的舆论渲染;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居民对政府信用的怀疑和对自己未来生活的信心不足,而维护社会保障的信誉、政府的信用和重振国民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均需要保持改革政策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其次,社会保障改革以来所确立的基本原则与方针,既考虑了国家、企业与个人的责任分担,又较好地兼顾了公平与效率,从而是值得肯定的,新制度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并非新制度自身造成,而是历史因素及其他现实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因此,当前应当讨论并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如何消化历史包袱,改善制约新制度生存与发展的现实条件,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完善资本市场等等,而不是放弃正在改革中得到确立的新制度框架。再次,维护现有制度的基本框架,还是因为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我国既不可能重走由政府完全直接负责的现收现付制老路,也不可能走个人完全积累的极端激进型道路,而中间道路却是一种比较理性的选择。因此,我坚持认为下一步改革的深化应当在现有基本框架下进行,但现有框架仍然需要完善。
需要树立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调节收入分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社会保障的产生与建立这种制度的根本目的,即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矫正“市场失灵”、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它受整个社会经济关系(在我国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制约,但自身却必须是公平优先,在此基础上兼顾效率(这里的效率是指社会保障自身的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是“平均主义”与“大锅饭”盛行,需要矫枉过正;那么,经过20年来的发展,情况又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收入分配不公已成新的社会问题。因此,我们既不能为了公平而放弃效率,也不能对贫富差距扩大化问题视而不见;社会保障改革应当有利于保护低收入阶层的利益,改革的推进不能将职工对改革的热情变成对改革的憎恨。针对目前的现状,我认为提高社会保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是完全必要的,它很自然地应当包括开辟社会保障新的筹资渠道、尽快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广覆盖、适度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社会统筹中的份额、建立完整的对贫困居民的社会救助政策等。
在确定政府主导、责任共担、水平适度、监控有力的基本思路的同时,坚持渐进改革。基于中国的现实国情,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综合影响,在我国社会保障改革和制度建设中,既要避免构成政府的沉重负担,也不能对家庭或个人构成巨大压力,在整个社会并未像前苏联、东欧国家及智利等发生剧变的条件下,社会保障改革不能走向极端也不可能走向极端。理性的思路就是要建立一种政府主导、责任共担、水平适度、有效监控的新型制度;理性的策略则是不能急于求成,而是同样需要渐进式地推进。例如,计划经济几十年造成的中老年职工养老金欠帐,就绝对不是现在一代人或一届政府可以偿还的,任何寄希望于一代人或一届政府完成这样巨大的还帐任务,不论采用何种手段,都是不现实的,也是注定行不通的。因此,采取自然过渡的方式来消化历史欠帐,促进新制度的最终确立,或许是一条最适合中国现实国情的选择;即国家只保证做实已经进入新的养老保险制度的人的个人帐户,而对此前的欠帐仍然采取现收现付方式,其结果必然是进入新制度中的人越来越多,而完全现收现付者自然减少,只不过需要的时间可能长一些,但偿还历史巨额债务却不会构成现时的巨大压力,我们仍然会沿着改革中确定的既有目标前进。
在改革策略上宜采取多层次与多元化相结合、官民结合、统放结合、强制性制度安排与发挥市场及家庭或个人作用相结合。我的这些观点其实早已在多个场合阐述过,但仍有重复的必要,因为我始终认为这是我国社会保障改革中应当尽快采取的措施,这些措施的采取将能够解决很多现实问题。例如,强调多层次与多元化相结合,并将多元制度安排作为必要的过渡,将能够解决不同群体对社会保障的不同需求,从而既能够减少改革的阻力与即期成本,又不会扭曲迈向改革目标的路径,因为至少在现阶段,我国还不具备建立一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客观条件;强调官与民相结合,是基于责任共担的改革方向,充分调动民间的、社会的力量,如在企事业单位自愿基础上建立补充保险制度,大力发展慈善机构及其他非营利性组织并对慈善事业给予直接的税收优惠等,均可以不断壮大民间力量,弥补政府力量的不足。强调统与放相结合,就是要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事权进行明确划分,实现中央统一决策与分级负责相结合,最好是在人大立法中对此予以明确,在层次上应当实行社会保障的基本原则由立法规范,中央则统一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军人社会保障制度及重大灾害的救济等少数社会保障项目,其他社会保障项目则应当下放,由地方政府充当直接责任主体,职责划分明确、中央与地方协调推进,将使社会保障改革进展顺利。强调强制性制度安排与发挥市场及家庭或个人作用相结合,是在不损害受保障群体的利益的条件下,对能够由市场替代的尽量由市场提供,可以由家庭提供的应当鼓励并有相应的政策支持家庭提供(如老年人的家庭扶养问题等)。在此,尤其需要始终维护家庭保障的基础作用,如哺幼养老既是我国传统伦常所要求的基本道德,更是我国《婚姻法》、《继承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多部现行法律所明确规范的,因此,国家在考虑社会保障制度安排时应当与这些法律相衔接,并促使获得双重效果。
关于费改税问题。对这个问题,需要分层次来考虑:一方面,我赞同开辟新的税收渠道或者将原来的有关税种收入用作社会保障支出(即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如个人所得税、遗产税、非慈善性捐赠税乃至特别消费税或其他附加税,这些税收都属于收入分配调节范畴,用于社会保障支出属于恰到好处,从而值得决策层采纳;另一方面,我对目前讨论得更多的社会保险费改税问题却持有与大多数人不同的观点,即社会保险费改税应当缓行,因为这种改变不利于控制国家财政的责任,亦并不能真正解决现有的一些问题。具体理由包括:一是征税与征费的强制性强弱,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对社会保险基金筹集的立法,即社会保险法与税法的效力是完全相同的,因此,那种寄希望于通过征税来解决征缴难问题的人至少是对社会保险费、税在世界上不同国家所具有的同等强制性不了解;二是费、税之争不是简单的筹资手段之争,而是必然涉及到采取何种制度模式的问题,国际上凡采取完全积累或个人帐户的国家,都是采取征费方式而非征税方式来筹集社会保险基金,而采取现收现付模式的国家则既有征税的也有征费的,因为税收的公共性质与个人帐户或完全积累的私人性质是不相容的;三是费改税后,社会保险制度的刚性加上税收的刚性,将促使现收现付制得以恢复并被强化,它虽然能够缓和现阶段的基金支付危机,却给国家财政的长期负担埋下了隐患,国家财政尤其是在中国人口老年化加速度进行的现在乃至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都具有不宜性;四是费改税后,国家财政将由后台走向前台,国家从社会保险尤其是养老保险的间接责任主体变成直接责任主体,财政与社会保险制度的合二为一,既不符合社会保险制度追求自我平衡的国际趋势,也不利于有效控制社会保险支出膨胀的风险,从而可能构成对国家财政正常运行的新的压力源;五是在中国的现阶段,地区发展极不平衡,而各种社会保险项目的财务机制并不相同,所要求的统筹层次也不一样,费改税还将面临着许多难以逾越的技术难题,这些技术难题绝对不容小视,它将决定这种改革的效果不会像主张费改税的人士所期望的那样。因此,社会保险费改税并不必然改变社会保险主要是养老保险所面临的困难,其强制征收、专款专用、追求周期自我平衡的特征,决定了国家不能将其与其他收费等同视之,与其在费、税之间费力争论,不如加快社会保险立法,多花功夫扩大覆盖面,同时完善基金筹集与管理机制,强化监控。
关于经济保障与服务保障的结合。在讨论社会保障改革时,我认为还不能只讨论经济保障问题,还需要同时讨论服务保障问题,因为经济保障事实上需要服务保障配套。如养老金的社会化发放需要服务系统,失业工人的培训需要职业培训系统,医疗保险的落实需要医疗服务系统;即使是能够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员,也呈现出对养老院的需求增长的趋势,而服务保障还能够在某种
程度上改善经济保障并补充经济保障的不足。因此,应当将服务保障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我主张以社区服务为基础,以社会化服务系统为主导,辅之以各单位内部的服务系统,现阶段尤其应当强化社区服务系统,理顺社会化服务系统,大力改造单位内部的服务系统,它对于促进经济性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缓和失业问题等,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于养老保险。一是职工养老保险制度需要继续完善,在坚持统帐结合的原则下调整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的结构为必要举措,我认为应当增大统筹部分的比例,缩小个人帐户的规模,以便增强基本养老保险的互济功能与收入分配调节功能;同时,主张在调小个人帐户的基础上,明确划出责任起讫时间,逐步填实个人帐户。二是对公务员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安排,宜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轨,以避免制度分异激化阶层冲突、增加运行成本;但从有利于将社会精英吸收到公务员队伍出发,亦应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之外再行建立补充待遇,根据职级高低、在国家机关服务年限长短、正常离退职与非正常离退职等情形实行一次性补偿;但若短期内无法统一认识,则可以延后再研究,目的即是不要因此影响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定型。此外,还有一个需要引起关注的重要问题就是农村的养老保险等问题,因为农民对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的需求是客观的,尤其是已经非农化或正在非农化的具有乡村户口的职工对社会保障(如工伤保障等)的需求,更是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现阶段一些富裕乡村对村民福利采取全部包下来的做法和一些贫困地区连“五保户”的生存也出现了困难的极端情形,表明农村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保障等处于失控状态,如果不能及时加以引导,其后果同样是十分严重的,对此,建议采取区域推进策略,而不宜全国展开,选择自东向西、自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逐步推进的策略,实行自我负责为主、集体补助为辅、政策引导与政府适度介入相结合,通过乡村社会保障区域试点的示范,来规范农村的社会保障事务,这将是一项并不需要太多成本却又能够消除重大社会风险的举措。
关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同样存在着完善的必要性。例如,补充保险制度急切需要明确监管部门,并由其负起制定规则并实施监管的责任,因为尽管补充保险应当且可以按照市场化来运营和管理,但在市场体制还未成熟的条件下,政府的监控先严后松仍然具有必要性;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应当尽快与失业保险制度并轨,为此需要尽快扩充失业保险基金,以便应付加入WTO后可能出现的失业保险金支付高峰;医疗保险急切需要建立以良好医德为基础的医生执业资格制度,并真正实现医务人员之间的良性竞争;在推进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时,需要摒弃歧视性色彩,同时将居民的非工资性收入(如房产收入、存款收入、捐赠收入及其他收入等)纳入家庭收入统计范围,并尽可能地采取统一的现金或物质援助方式,防止多种补贴(如现金补贴、房租补贴、子女教育补贴、粮油补贴、“送温暖”等)并存情形下造成贫困陷阱与失业陷阱,等等。
总之,我国的社会保障改革经过近20年的努力,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也存在着需要吸取的教训,目前又进入一个较为关键的时期。为此,既需要加快推进改革步伐,又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而坚持在现有基本框架下加以完善的深化改革取向,无疑是避免造成混乱和给未来留下后遗症的正确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