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险改革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

㈠ 中国储蓄率为何居高不下

中国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

1.新三座大山的压制：子女教育，个人住房，医疗保障。

具体内涵大致相同：从过去的政府大包大揽，到现在的自掏腰包，在居民收入未能大幅度提高的前提下，个人未来的预期支出是个未知数，很可能是个无底洞。许多居民因此不敢消费。只有存起一定数额的货币资金，似乎才能对未来稍有一点信心。

2.投资渠道太少，只有房产和股市。但政府对房市采取较为严厉的措施时，由于2006年股市赚钱的示范效应，相当部分的资金流向了股市，而一旦政府意识到单一地将储蓄资金往股市疏导的风险时，流入股市的资金同样只有两个选择：再次流向房市或流回银行储蓄。

3私人资本多数都是艰苦创业累计的，有着强烈的增殖动机．但是受自身专业素质的局限和时间的制约，以及投资环境的限制，中国的民间资本投资进程缓慢．民间资本在创业投资领域远远没有发挥作用

㈡ 高居民储蓄率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

一、我国储蓄屡创新高

近10年间，中国人民银行已连续数次调整储蓄利率。尽管利息一降再降，但我国的居民储蓄率却节节攀升，每年以0.5个百分点的速度一路高涨。

2006年1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截至05年12月末，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突破14万亿元，达到141050.99亿元。数据显示，05年12月末，我国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28.72万亿元，同比增长18.95%。

这是05年一年内，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连续跨越的第三个万亿元大关。05年1月，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突破12万亿元，5月份即突破13万亿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增速，其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储蓄存款持续增长阶段（1978年到1988年）。这一阶段储蓄存款平均每年增长30%以上。

2.储蓄存款高速增长阶段（1989年到1996年）。这一阶段在基数已经较大的情况下，储蓄存款余额继续保持旺盛的增长势头。这一时期储蓄存款余额的年均增长率达到31.6%。

3.储蓄存款减速增长阶段（1997年到2000年）。这一阶段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继续增长，但储蓄存款余额的增长速度开始下降，增长率从94年的41.5%，一直下滑到98年、99年、00年的15.4%、11.6%、7.9%。同时，新增储蓄存款的增长速度开始出现负值。

4.储蓄存款恢复性增长阶段（2001年至今）。这一阶段居民储蓄资金经过99年下半年和00年明显分流之后，01年居民储蓄分流明显减缓，储蓄存款增长速度重新加快，定期储蓄占比提高，存款的稳定性有所增强。

二、储蓄存款余额屡创新高伴随着消费率的持续走低

人民币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经突破14万亿元，创造了历史新高。储蓄存款的不断增多，对老百姓而言，是一件好事，因为总体上老百姓可支配的资金越来越多了。而在储蓄额不断攀升的同时，居民最终消费率却在连年下降。数字显示，近5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持续走低，分别为61.1%、59.8%、58.2%、55.5%、53.9%。十年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比世界平均消费率低近20个百分点。

从储蓄反映出来的越来越富裕的中国人却与最终消费率的连年下降相伴随，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消费信心缺乏

消费信心用来概括影响居民消费的各种因素的总合，这些因素包括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经济发展情况、居民收入增长率、人口年龄结构以及文化背景等。缺乏消费信心是致使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持续低下的原因之一。

首先，经济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使得消费者对未来收入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强。近年来，我国体制改革向纵深进展，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如住房、教育、医疗等制度的改革。虽然这些改革措施从长远看有利于经济发展，但从短期看，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预期提高。消费信心的缺乏，使得老百姓在考虑收入的支配时，预防意识明显增强。

其次，我国目前的人口结构特征使得总体上表现出来的社会总体消费信心不高。一般来说，低龄及高龄两个年龄段的人口对储蓄的贡献小于中青年龄段，因为除了收入上具有优势以外，中青年还要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等生活压力，因而消费信心减弱，储蓄动机增强。我国目前人口的平均年龄水平正处在对储蓄贡献最高的时段。

最后，消费环境的不够透明、不够规范也降低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储蓄率居高不下，而消费支出却没有同比增长。除了提高收入，让老百姓手中有更多的钱外，排除非收入制约因素对刺激消费同样重要。非收入制约因素包括行业垄断、商业欺诈、信息不对称、流通存在问题、产品不对路、供给质量不高、服务不到位等。

2.住房、教育、医疗负担沉重

众多研究和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居民在住房、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比较高。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中的调查显示，子女教育费用、养老、住房排在居民总消费的前三位；而人民银行04年第四季度关于“储蓄目的”的调查也显示，居民储蓄的目的依次是“攒教育费”、“养老”、“买房装修”。住房、教育、医疗方面的负担使得我国居民以支付这些支出为目的的储蓄意愿很高。

首先，近年来教育费用的持续攀升大大强化了居民的储蓄愿望，影响了城乡居民家庭的消费倾向。例如，据常州市城调队05年的抽样资料，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19年共需投入基础教育费用约13.1万元，比1999年的测算增加了5.1万元。

其次，不断上涨的房价已经超过了居民生活的承受能力。例如，目前在杭州、宁波和温州的市区，一套80平方米的住房价格是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7.54倍，大大超过了国际认定的发展中国家一般在4倍至6倍的标准。

最后，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国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医疗保险。在群众看病贵、药品价格高等体制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之前，居民消费意愿必然受到抑制。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 张燕生 凡是有后顾之忧的人，薪水无论多少，都不敢乱花，因为父母妻儿不一定都有稳定的收入，医疗费用上、子女教育开支庞大以及养老制度不明朗。

3.消费主力军掌握的财富和储蓄存款余额相对较少

一方面，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经突破14万亿元，相对于我国13亿人口来说，人均拥有的存款超过了1万元；但另一方面，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也在不断上升，目前已经达到0.447，已明显高于国际上收入贫富差距0.4的警戒线。这表明，不断递增的财富储蓄存款余额并不是平均分配给每一个百姓。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 郭国庆 受城乡人口比重和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国储户结构与收入不对称。人数最多的中小储户，拥有的存款并不多。因此，真正需要消费的人，口袋里没有足够的钱；而真正有钱的人，他们考虑的是如何使用现有资本使财富增长，而不是先把手中的这桶金消费掉。

据分析，贫富差距过大是导致银行储蓄不断攀升的主要原因。根据经济学的普遍规律，当个人财富达到一定程度时，其消费量将停止增长，而投资、储蓄在个人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将大幅增长。具体来说，高收入、中等收入、低收入三个阶层对储蓄、消费、投资的行为有较大差别。对高收入阶层来说，收入中用于日常消费的开支比例很小，更多的钱是用来投资的。在我国，由于投资渠道狭窄，一些人就只能选择将钱存在银行里。对于中等收入阶层，日常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程度已经很高了，而新的享受性消费热点尚未形成，加之高房价高教育费用等压力，这部分人的存款倾向增加。而低收入者由于许多方面都得不到相应的社会保障，即使有钱也尽量节约消费。

因此，要降低目前的高储蓄率，单纯从刺激居民的消费需求方面着手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增加社会的总体收入水平，并且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降低贫富差距。

4.投资机会，特别是金融投资渠道缺乏

从全球经济角度而言，我国居民储蓄率明显偏高，长期以来一直保持在40%左右，远远高于世界25%左右的一般水平。这其中除了我国所具有的储蓄传统外，把仅有的一点闲钱存到银行成为许多居民不得已而为之的理财方式。

中国人民银行上月公布的05年四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也印证了目前我国城镇居民面临的储蓄“两难境地”：一方面大多数居民对利率水平的认可度降低，认为存钱的意义不大；另一方面，由于其他投资渠道不畅通，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不得不选择继续把更多的钱存入银行。

调查表明，有62.1%的居民认为存款利率低，较上季提高2个百分点，但与此同时，在当前物价和利率水平下，认为“更多储蓄”最合算的居民人数占比为39.5%，较上季提高1.6个百分点，这一比例达到近两年的次高水平。

可以想象，在对利率水平认可度有所降低的前提下仍然追捧储蓄存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目前投资渠道匮乏。而股市低迷不振，房市面临调控，以上两渠道分流储蓄能力减弱，又进一步带来居民储蓄保持较快增长、十余万亿元资金以存款方式保存在银行的结果。

首先，股市长期低迷已使越来越多的居民缺乏投资渠道和投资热情。我国资本市场形成资本的质量不高，投资者从上市公司获得回报少得可怜，这使得我国直接融资市场无法有效分流居民庞大的储蓄资金。

统计显示，1993年至2003年11年间，上市公司分红比例最低的为1997年的23%，最高的2001年也仅为56.5%。每年平均有65%的上市公司没有给予投资者任何回报。截至03年，连续三年派发现金红利的上市公司只有244家，其中只有85家上市公司的税后股息率超过国内1年期的定期存款税后利率。

投资股票收益低的现象使得投资者根本无从分享上市公司净利润增长的成果，更令资本市场的吸引力丧失殆尽。央行05年四季度的调查表明，只有5.1%的居民认为“投资股票最合算”。

其次，投资房地产在面临宏观调控的情况下，持币观望比例增加。在股市持续低迷的情况下，投资房地产一度是近年来部分居民认为“更为安全”的主要投资渠道。但05年下半年以来，受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影响，我国部分地区住宅价格增幅开始放缓，成交量大幅下降，原本有购房意愿的部分居民和投资者开始持币观望。央行05年第三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称，在房地产价格波动剧烈的上海，“未来三个月准备购房”的居民人数比例仅为7.3%，较上季下降3.7个百分点，创历史最低，居民购房观望气氛浓厚。与之相对应的，05年三季度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大幅增加。央行数据显示，05年三季度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增速由二季度的平均16%上升至17.5%，最高月份达到18.1%，增幅月环比也由二季度的平均相差0.3个百分点翻番至三季度的0.6个百分点。据分析，三季度居民储蓄意愿被再次激发，除了此次汇率改革人民币升值2%令居民对人民币信心增强这一因素外，与房地产宏观调控措施有效抑制了住房投资性需求，当前居民消费意愿和购房意愿回落关系密切。

最后，近年来新兴的理财投资由于缺乏诚信制度和相应的规范，始终未能成为居民重要投资渠道。虽然理财热在各城市兴起，部分居民也开始尝试以购买保险等理财产品作为投资方式，但由于这一新兴市场缺乏规范，产品过分宣传投资效应，加之一些代理商在推销中的违规行为，导致这一市场正在面临诚信危机，让消费者和投资者望而却步。

综上所述，其他金融投资渠道的不景气和不健全，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居民手中的闲置资金集中涌向了银行，形成了储蓄存款。

三、高储蓄率对我国经济的贡献与危害

近20多年中，我国储蓄率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储蓄率大体维持在38%至40%左右，而同期储蓄率同样较高的日本、韩国，其储蓄率则处于31%至32%左右。

高储蓄率带对我国经济发展既有好处也有危害，这都与中国不同时期的具体国情有关。

1.高储蓄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高储蓄率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资金来源，是支持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其次，源源不断的资金流保证了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增强了银行的稳定性。从银行角度而言，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背负大量不良资产的同时还能正常运转，其原因也在于储蓄率居高不下，银行有源源不断的社会资金流入。当前银行已有和已剥离尚未处理的不良资产、证券和非证券资产损失、保险业的投资损失和利差损失等积累的数额巨大，很难消化，如果不是高储蓄率的支撑，金融的运行和平衡就将被打破。

最后，高储蓄率伴随着高投资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显著。最近10年间，中国以远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率，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最根本原因在于高投资是以充分的国内储蓄为保障。储蓄是投资的来源，有了充足的资金供给，加上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很高，存在着巨大的投资需求，在外部条件上形成了投资率上涨的压力。而投资正是我国经济近几年实现高速增长的最主要动力。

而对于普通百姓而言，14万亿的居民储蓄余额，意味着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使得人们有能力储蓄更多，这是看得到的财富。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郑京平 从长期增长因素看，高储蓄率、高投资率以及比较旺盛的市场需求，还有充裕的劳动力，仍可以保持我国经济继续较快增长。

2.高储蓄率对我国经济的危害

事物都是两面性的，储蓄率居高不下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最近几年，在宏观经济总体形势的影响下，高储蓄率带来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周小川 我国过高的储蓄率值得担忧，不希望这种现象再继续下去。

首先，储蓄的高增长加大了银行的压力，极易形成和加剧银行的系统性风险。由于目前我国金融改革还没有到位，金融市场规模偏小，投资渠道狭窄，银行除了贷款给企业，很少有其他渠道来消化存款。储蓄转化投资的效率不高，就有可能导致银行业的风险累积。

其次，储蓄的高增长使我国形成了以银行贷款为主的融资格局，而债券和股票市场等直接融资却发展总体滞后，导致间接融资比例过大。结果企业融资高度依赖于银行体系，银行承担了一些本应由金融市场承担的风险，金融风险向银行业集中。

最后，我国经济中存在的投资率过高、较多依赖出口、消费率偏低等问题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我国的储蓄率过高。有关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我国投资增长27.8%，依然保持高位。而过去几年，我国的储蓄率一直占到GDP的45%左右，这就意味着还有很大的资金等待投资。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 范剑平 高储蓄率必然导致高投资率，也就造成了产能过剩的局面，而我国连续多年高增长的投资依然无法完全吸收过高的储蓄率，而高投资率所形成的产能又不能被国内消费吸纳，这就形成了我国对外贸易顺差较大，而国内需求相对不足的局面。

四、降低储蓄率、扩大内需是保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任务和重要手段之一

综合上文论述，高储蓄率对我国经济既有贡献，也有危害。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在时间上来看，贡献更多地来自于过去，危害更多影响到未来；从性质上来看，贡献更多地指向我们应该竭力避免和改变的方面，危害主要针对我们要追求的方面。也就是说，我们经济发胀的目标是在不久的将来，让这种贡献无的放矢。这样，就目前的时间点和经济形势来讲，高储蓄率的危害成为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为了保持我国经济在未来长期稳定的增长，降低储蓄率、扩大内需是不仅是重要任务，也是重要的手段.

㈢ 一道社会学概论的论述题，急~~~

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指社会关系或社会环境失调，影响社会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的共同生活，破坏社会正常活动，妨碍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现象。
构成要素

主要指构成社会问题的基本成分或单元。对于社会问题的构成要素，社会学家有不同的看法。美国社会学家R.C.富勒认为，社会问题有客观和主观两种因素。前者表现为威胁社会安全的一种或数种情况；后者表现为社会上多数人公认这种危害，并有组织起来加以解决的愿望。中国社会学家孙本文也认为，社会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共同生活发生了障碍，一是社会进步发生了障碍。这两个方面决定了社会问题涉及的人数，或为社会全体成员，或为社会部分成员。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社会学家C.W.米尔斯区分了个人麻烦和公共问题两个方面。他认为，在社会上流行一时，同时又使个人深感其害的问题不一定就是社会问题。只有超出个人特殊生活环境，与人类社会生活、制度或历史有关的，威胁社会多数成员价值观、利益或生存条件的公共问题，才具备形成社会问题的条件。

60年代以来，社会学家越来越重视社会问题构成要素的分析。R.K.默顿提出了一种两维分析方法，认为一方面社会问题从类型角度应有社会解组和离轨行为之分；另一方面社会问题应有潜在性和外显性两种特性。与此同时，有些社会学家强调社会问题的破坏性，认为社会问题的构成要素应包括问题的社会性、紊乱性和破坏性。即社会问题必然是社会共同具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和功能失调、社会规范和社会生活发生紊乱，并直接造成社会日常生活的破坏。

中国社会学家大多从4个方面来考察社会问题的构成。有的学者认为，判定一种社会现象是否为社会问题，应从以下 4个方面来考察：①发生的情境；②价值、规范和利益几个方面的失调或破坏；③并非由个人或少数人引起或所能负责的；④必须有多数人或整个社会采取行动加以改进。另一些学者认为，社会问题的构成应考虑它的形成原因、影响范围、问题的性质和社会后果等4个方面。一般认为，社会问题由下述4种要素构成：①必须有一种或数种社会现象产生失调的情况；②这种情况必定影响许多人；③这种失调情况必须引起许多人的注意；④必须通过集体行动予以解决。

社会问题的特征

主要表现为普遍性、变异性、复合性和周期性4个方面。普遍性,指社会问题自始至终存在于每个民族、国家和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变异性，指社会问题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或社会，表现各不相同，各具特性；复合性，指社会问题在产生原因、存在方式或表现形式以及后果等方面的复杂的性质，即社会问题是由多种因素复合而成的，常常是几种社会问题同时并存，并引起一系列破坏性的社会后果；周期性，是指社会问题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时间规律性。通常说,社会问题总的时间进程及其阶段性,是周期性的两个基本含义。社会学家则特别强调周期性中潜伏性和反复性的特征。

当代社会问题

社会问题在各时代反映的内容各不相同，在当代，最突出的社会问题是：人口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劳动就业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和老龄问题。

人口问题是全球性最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是当代许多社会问题的核心。虽然它在不同国家的具体表现各异，但其实质主要表现为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失调，人口增长超过经济增长而出现人口过剩。以中国为例,当前社会生活和发展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无一不直接地或间接地与巨大的人口压力相联系。首先，人口压力使社会在提供现有人口生活条件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突出表现为就业困难,住房紧张,粮食、燃料等生活必需品短缺。其次,人口压力造成消费与积累比例失调、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降低等。

生态环境问题突出表现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严重。它是社会运行和发展的重大障碍。预测未来社会问题的主要矛盾将集中到生态环境上。如不及早解决，它将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甚至是全球性的、毁灭性的破坏。

劳动就业问题源于劳动力与生产资料比例关系失调。这种失调在不同社会、不同地区表现形式不同。但它作为社会问题主要指人口过剩及经济发展缓慢或停滞，造成劳动人口失业或待业现象。中国的劳动就业问题，首先表现为就业不充分；还存在现有从业人员冗员严重、劳动生产率低下、就业及待业人员素质低下等问题。就业问题的社会后果，一方面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诱发社会动荡及社会犯罪；另一方面，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进而威胁整个社会结构的稳定性。

青少年犯罪指少年或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近30年来，世界各国青少年犯罪急剧增加，突出特点是：犯罪次数增多、犯罪年龄提前、蔓延广泛、手段残忍、团伙作案突出、反复性增强、改造难度加大。

老龄问题又称人口老龄化问题，一般指人口中60岁及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增大，从而影响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问题。人口老龄化是近年来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一项重大社会问题。目前在发达国家较为突出，不发达国家则被高出生率造成的人口年轻化掩盖了这一现象。从人口年龄构成上看，中国将在20世纪末、下世纪初进入老年型社会。但由于人口基数大，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中国老年人口总数都将居世界首位。人口老龄化给社会、政治、经济带来一系列影响和问题，它要求对社会生产、消费、分配、投资、社会保障及福利、城乡规划等都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社会问题的理论研究

德国社会学家较早开始社会问题的理论研究。他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把社会问题理解为劳工问题。许多人都对劳资关系、阶级矛盾、分配关系、就业、工会、罢工、劳工住宅及妇女就业等开展过广泛研究。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对社会问题的理解较为宽泛。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接触，要有一种适合、平衡和规律,才能使社会关系协调,才有社会运动、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如果一旦失去适合、平衡和规律，就会出现社会问题。早期美国社会学家大多将社会问题的起因归结为社会变迁时发生的社会失调。美国社会学家W.F.奥格本认为，社会变迁时快时慢，这一快一慢之间往往出现文化失调，社会问题即产生于文化失调。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社会学家富勒提出，多数人认为偏离他们持有的某些社会规范的社会状况即为社会问题。4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学家孙本文归纳了当时社会学关于社会问题的种种解释，认为对社会问题下定义可以有 4种角度：①奥格本的社会变迁和文化失调的角度。②认为社会问题并无特殊内容，无论什么社会情况，只要引起社会上多数人的注意，并需要社会集体采取行动以求调整和补救的问题就是社会问题。③社会心理学派认为，社会问题不仅是一种见得到的现象，更主要的是人们的一种心理状态，是一种价值判断。④富勒等人提出的社会问题的主客观标准。其中，客观标准就是说它是可以确认的，其存在具有数量上的可验证情境；主观标准指人们认识到某种社会问题对其价值观造成威胁的情形。孙本文在总结归纳社会问题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定义。他认为，社会问题是社会全体或一部分人的共同生活或社会进步发生障碍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社会学家默顿等人总结了40年代以来的社会问题研究,提出社会问题应包括3个方面的含义：社会期望或愿望的事物安排的中断；社会规定的正当东西的破坏；社会所珍视的社会模式与关系的脱节。依据这种理解，他们认为社会问题有社会解组和离轨行为两种类型。

还有贫富差距也是社会问题啊,我可是学经济学的哦

㈣ 随着人口老龄化，我国储蓄率会下降这个表述准确吗

第
4
期
胡

翠
、
许召元
：
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1
3
4
7

关系在有些时间段内不显著
，
有些时间段内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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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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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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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研究认为儿童抚养比和老人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不同
，
并单独
对老人抚养比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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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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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个新兴市场经济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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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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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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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年度数据构建了
6
5
岁以上人口占工作人口比重的指标
，
并发现该指标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
有些研究利用微观的家庭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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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直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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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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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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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龄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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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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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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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中老龄人口比重越大
，
因
此这些研究间接反映了老龄化
程
度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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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由于不同年份调研
的家庭对象并不完全
相同
，
难以构建真正意义上的面板数据
，
这些研究一般
都是通过构建虚拟面板数据来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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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面板数据的方法最早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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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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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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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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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龄效应是指户主年龄和家庭
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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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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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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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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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因而并不能完全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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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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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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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
济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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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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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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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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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6
—
7
4
页
；
易行健
、
王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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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君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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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
防
性
储
蓄
动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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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
济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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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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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年第
2
期
，
第
1
1
9
—
1
3
0
页
；
何立新
、
封进
、
佐藤宏
，
“
养老保险改革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
：
中国的
经验证据
”
，
《
经济研究
》
，
2
0
0
8
年第
1
0
期
，
第
1
1
7
—
1
3
0
页
；
杨
汝
岱
、
陈
斌
开
，
“
高
等
教
育
改
革
、
预
防
性
储
蓄
与居民消费行为
”
，
《
经济研究
》
，
2
0
0
9
年第
8
期
，
第
1
1
3
—
1
2
4
页
。
5
周建
、
杨秀祯
，
“
我国农村
消
费
行
为
变
迁
及
城
乡
联
动
机
制
研
究
”
，
《
经
济
研
究
》
，
2
0
0
9
年
第
1
期
，
第
8
3
—
9
5
页
。
6
汪伟
，
“
经济增长
、
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高储蓄
”
，
《
经济学
》
（
季刊
）
，
2
0
0
9
年第
9
卷第
1
期
，
第
2
9
—
5
2
页
。
改革开放以
来
，
中
国
持
续
上
升
的
储
蓄
率
引
起
了
国
内
外
学
者
极
大
的
兴
趣
，
大量研究对其形
成原因进行了探讨
。
很多学者结合中国教育
、
医疗
、
住房制
度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的
国
情
，
从预防性动机的角度来解释
中国高储
蓄率的现象
（
如施建淮和朱海婷
，
2
0
0
4
；
易行健等
，
2
0
0
8
；
何立新等
，
2
0
0
8
；
杨汝岱和陈斌开
，
2
0
0
8
）
4
。
也有学者认为
城
乡
联
动
机
制
，
即
城
镇
居
民
消
费
的
示范效应是中国出现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
（
如
周
建
和
杨
秀
祯
，
2
0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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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
有
学者认为
中
国
高
储
第4期胡 翠、许召元：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影响的实证研究134
7 关系在有些时间段内不显著，有些时间段内呈负相关（如Kelley and Schmid，1996）。另有研究认为儿童抚养比和老人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不同，并单独对老人抚养比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如Yasin（2007）利用14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1960—2001年的年度数据构建了65岁以上人口占工作人口比重的指标，并发现该指标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有些研究利用微观的家庭调查数据直接考察年龄（用户主年龄代表）与储蓄率的关系，由于一般而言户主年龄越大，家庭中老龄人口比重越大，因此这些研究间接反映了老龄化程度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由于不同年份调研的家庭对象并不完全相同，难以构建真正意义上的面板数据，这些研究一般都是通过构建虚拟面板数据来进行分析。虚拟面板数据的方法最早被Deatonand Paxson（1994）用来研究家庭储蓄率的问题。在他们的研究中，年龄与储蓄率的关系被分成时期效应（period effect）、年龄效应（age effect）和群组效应（cohort effect）。其中，时期效应是指家庭储蓄率在不同年份的变化，年龄效应是指户主年龄和家庭储蓄率之间的关系，群组效应考察的则是不同年份出生的户主年龄相同时家庭储蓄率的差别。利用中国台湾地区的调研数据，估计结果发现了显著的群组效应，但年龄效应却不是很显著；Butelmannand Gallego（2000）用智利的家庭调研数据得到了与Deaton and Paxson（1994）相同的结果。同样的分析方法也曾被Baldini and Mazzaferro（2000）用来分析意大利家庭储蓄率的问题。但由于一个家庭是由不同出生年份、不同年龄的成员构成，上述研究都忽略了其他成员的影响，因而并不能完全反映年龄结构和储蓄率之间的关系（Baldini and Mazzaferro，200
0）。4 施建淮、朱海婷，“中国城市居民预防性储蓄及预防性动机强度：1999—2003”，《经济研究》，2004年第 10期，第66—74页； 易行健、王俊海、易君健，“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的时序变化与地区差异”，《经济研究》，2008年第2期，第119—130页； 何立新、封进、佐藤宏，“养老保险改革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中国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08年第10期，第117—130页；杨汝岱、陈斌开，“高等教育改革、预防性储蓄 与居民消费行为”，《经济研究》，2009年第8期，第113—124页。 5周建、杨秀祯，“我国农村消费行为变迁及城乡联动机制研究”，《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第83—95页。6汪伟，“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高储蓄”，《经济学》（季刊），2009年第9卷第1期，第29—52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上升的储蓄率引起了国内外学者极大的兴趣，大量研究对其形成原因进行了探讨。很多学者结合中国教育、医疗、住房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国情，从预防性动机的角度来解释中国高储蓄率的现象（如施建淮和朱海婷，2004；易行健等，2008；何立新等，2008； 杨汝岱和陈斌开，2008）4 。也有学者认为城乡联动机制，即城镇居民消费的示范效应是中国出现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如周建和杨秀祯，2009）5 ；还有学者认为中国高储蓄率是由经济增长造成的（如汪伟，2009）6 。Wei andZhang（ 2011）根据中国男女比例上升的事实提出了竞争性储蓄理论，并得到了实际数据的支撑
。

㈤ 用西方经济学原理解释中国储蓄率为什么很高

一、我国储蓄屡创新高近10年间，中国人民银行已连续数次调整储蓄利率。尽管利息一降再降，但我国的居民储蓄率却节节攀升，每年以0.5个百分点的速度一路高涨。2006年1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截至05年12月末，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突破14万亿元，达到141050.99亿元。数据显示，05年12月末，我国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28.72万亿元，同比增长18.95%。这是05年一年内，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连续跨越的第三个万亿元大关。05年1月，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突破12万亿元，5月份即突破13万亿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增速，其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1.储蓄存款持续增长阶段（1978年到1988年）。这一阶段储蓄存款平均每年增长30%以上。2.储蓄存款高速增长阶段（1989年到1996年）。这一阶段在基数已经较大的情况下，储蓄存款余额继续保持旺盛的增长势头。这一时期储蓄存款余额的年均增长率达到31.6%。3.储蓄存款减速增长阶段（1997年到2000年）。这一阶段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继续增长，但储蓄存款余额的增长速度开始下降，增长率从94年的41.5%，一直下滑到98年、99年、00年的15.4%、11.6%、7.9%。同时，新增储蓄存款的增长速度开始出现负值。4.储蓄存款恢复性增长阶段（2001年至今）。这一阶段居民储蓄资金经过99年下半年和00年明显分流之后，01年居民储蓄分流明显减缓，储蓄存款增长速度重新加快，定期储蓄占比提高，存款的稳定性有所增强。二、储蓄存款余额屡创新高伴随着消费率的持续走低人民币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经突破14万亿元，创造了历史新高。储蓄存款的不断增多，对老百姓而言，是一件好事，因为总体上老百姓可支配的资金越来越多了。而在储蓄额不断攀升的同时，居民最终消费率却在连年下降。数字显示，近5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持续走低，分别为61.1%、59.8%、58.2%、55.5%、53.9%。十年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比世界平均消费率低近20个百分点。从储蓄反映出来的越来越富裕的中国人却与最终消费率的连年下降相伴随，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消费信心缺乏消费信心用来概括影响居民消费的各种因素的总合，这些因素包括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经济发展情况、居民收入增长率、人口年龄结构以及文化背景等。缺乏消费信心是致使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持续低下的原因之一。首先，经济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使得消费者对未来收入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强。近年来，我国体制改革向纵深进展，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如住房、教育、医疗等制度的改革。虽然这些改革措施从长远看有利于经济发展，但从短期看，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预期提高。消费信心的缺乏，使得老百姓在考虑收入的支配时，预防意识明显增强。其次，我国目前的人口结构特征使得总体上表现出来的社会总体消费信心不高。一般来说，低龄及高龄两个年龄段的人口对储蓄的贡献小于中青年龄段，因为除了收入上具有优势以外，中青年还要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等生活压力，因而消费信心减弱，储蓄动机增强。我国目前人口的平均年龄水平正处在对储蓄贡献最高的时段。最后，消费环境的不够透明、不够规范也降低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储蓄率居高不下，而消费支出却没有同比增长。除了提高收入，让老百姓手中有的钱外，排除非收入制约因素对刺激消费同样重要。非收入制约因素包括行业垄断、商业欺诈、信息不对称、流通存在问题、产品不对路、供给质量不高、服务不到位等。2.住房、教育、医疗负担沉重众多研究和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居民在住房、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比较高。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中的调查显示，子女教育费用、养老、住房排在居民总消费的前三位；而人民银行04年第四季度关于“储蓄目的”的调查也显示，居民储蓄的目的依次是“攒教育费”、“养老”、“买房装修”。住房、教育、医疗方面的负担使得我国居民以支付这些支出为目的的储蓄意愿很高。首先，近年来教育费用的持续攀升大大强化了居民的储蓄愿望，影响了城乡居民家庭的消费倾向。例如，据常州市城调队05年的抽样资料，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19年共需投入基础教育费用约13.1万元，比1999年的测算增加了5.1万元。其次，不断上涨的房价已经超过了居民生活的承受能力。例如，目前在杭州、宁波和温州的市区，一套80平方米的住房价格是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7.54倍，大大超过了国际认定的发展中国家一般在4倍至6倍的标准。最后，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国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医疗保险。在群众看病贵、药品价格高等体制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之前，居民消费意愿必然受到抑制。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凡是有后顾之忧的人，薪水无论多少，都不敢乱花，因为父母妻儿不一定都有稳定的收入，医疗费用上、子女教育开支庞大以及养老制度不明朗。3.消费主力军掌握的财富和储蓄存款余额相对较少一方面，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经突破14万亿元，相对于我国13亿人口来说，人均拥有的存款超过了1万元；但另一方面，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也在不断上升，目前已经达到0.447，已明显高于国际上收入贫富差距0.4的警戒线。这表明，不断递增的财富储蓄存款余额并不是平均分配给每一个百姓。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郭国庆受城乡人口比重和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国储户结构与收入不对称。人数最多的中小储户，拥有的存款并不多。因此，真正需要消费的人，口袋里没有足够的钱；而真正有钱的人，他们考虑的是如何使用现有资本使财富增长，而不是先把手中的这桶金消费掉。据分析，贫富差距过大是导致银行储蓄不断攀升的主要原因。根据经济学的普遍规律，当个人财富达到一定程度时，其消费量将停止增长，而投资、储蓄在个人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将大幅增长。具体来说，高收入、中等收入、低收入三个阶层对储蓄、消费、投资的行为有较大差别。对高收入阶层来说，收入中用于日常消费的开支比例很小，的钱是用来投资的。在我国，由于投资渠道狭窄，一些人就只能选择将钱存在银行里。对于中等收入阶层，日常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程度已经很高了，而新的享受性消费热点尚未形成，加之高房价高教育费用等压力，这部分人的存款倾向增加。而低收入者由于许多方面都得不到相应的社会保障，即使有钱也尽量节约消费。因此，要降低目前的高储蓄率，单纯从刺激居民的消费需求方面着手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增加社会的总体收入水平，并且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降低贫富差距。4.投资机会，特别是金融投资渠道缺乏从全球经济角度而言，我国居民储蓄率明显偏高，长期以来一直保持在40%左右，远远高于世界25%左右的一般水平。这其中除了我国所具有的储蓄传统外，把仅有的一点闲钱存到银行成为许多居民不得已而为之的理财方式。中国人民银行上月公布的05年四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也印证了目前我国城镇居民面临的储蓄“两难境地”：一方面大多数居民对利率水平的认可度降低，认为存钱的意义不大；另一方面，由于其他投资渠道不畅通，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不得不选择继续把的钱存入银行。调查表明，有62.1%的居民认为存款利率低，较上季提高2个百分点，但与此同时，在当前物价和利率水平下，认为“储蓄”最合算的居民人数占比为39.5%，较上季提高1.6个百分点，这一比例达到近两年的次高水平。可以想象，在对利率水平认可度有所降低的前提下仍然追捧储蓄存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目前投资渠道匮乏。而股市低迷不振，房市面临调控，以上两渠道分流储蓄能力减弱，又进一步带来居民储蓄保持较快增长、十余万亿元资金以存款方式保存在银行的结果。首先，股市长期低迷已使越来越多的居民缺乏投资渠道和投资热情。我国资本市场形成资本的质量不高，投资者从上市公司获得回报少得可怜，这使得我国直接融资市场无法有效分流居民庞大的储蓄资金。统计显示，1993年至2003年11年间，上市公司分红比例最低的为1997年的23%，最高的2001年也仅为56.5%。每年平均有65%的上市公司没有给予投资者任何回报。截至03年，连续三年派发现金红利的上市公司只有244家，其中只有85家上市公司的税后股息率超过国内1年期的定期存款税后利率。投资股票收益低的现象使得投资者根本无从分享上市公司净利润增长的成果，更令资本市场的吸引力丧失殆尽。央行05年四季度的调查表明，只有5.1%的居民认为“投资股票最合算”。其次，投资房地产在面临宏观调控的情况下，持币观望比例增加。在股市持续低迷的情况下，投资房地产一度是近年来部分居民认为“更为安全”的主要投资渠道。但05年下半年以来，受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影响，我国部分地区住宅价格增幅开始放缓，成交量大幅下降，原本有购房意愿的部分居民和投资者开始持币观望。央行05年第三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称，在房地产价格波动剧烈的上海，“未来三个月准备购房”的居民人数比例仅为7.3%，较上季下降3.7个百分点，创历史最低，居民购房观望气氛浓厚。与之相对应的，05年三季度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大幅增加。央行数据显示，05年三季度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增速由二季度的平均16%上升至17.5%，最高月份达到18.1%，增幅月环比也由二季度的平均相差0.3个百分点翻番至三季度的0.6个百分点。据分析，三季度居民储蓄意愿被再次激发，除了此次汇率改革人民币升值2%令居民对人民币信心增强这一因素外，与房地产宏观调控措施有效抑制了住房投资性需求，当前居民消费意愿和购房意愿回落关系密切。最后，近年来新兴的理财投资由于缺乏诚信制度和相应的规范，始终未能成为居民重要投资渠道。虽然理财热在各城市兴起，部分居民也开始尝试以购买保险等理财产品作为投资方式，但由于这一新兴市场缺乏规范，产品过分宣传投资效应，加之一些代理商在推销中的违规行为，导致这一市场正在面临诚信危机，让消费者和投资者望而却步。综上所述，其他金融投资渠道的不景气和不健全，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居民手中的闲置资金集中涌向了银行，形成了储蓄存款。三、高储蓄率对我国经济的贡献与危害近20多年中，我国储蓄率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储蓄率大体维持在38%至40%左右，而同期储蓄率同样较高的日本、韩国，其储蓄率则处于31%至32%左右。高储蓄率带对我国经济发展既有好处也有危害，这都与中国不同时期的具体国情有关。1.高储蓄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首先，改革开放以来，高储蓄率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资金来源，是支持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其次，源源不断的资金流保证了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增强了银行的稳定性。从银行角度而言，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背负大量不良资产的同时还能正常运转，其原因也在于储蓄率居高不下，银行有源源不断的社会资金流入。当前银行已有和已剥离尚未处理的不良资产、证券和非证券资产损失、保险业的投资损失和利差损失等积累的数额巨大，很难消化，如果不是高储蓄率的支撑，金融的运行和平衡就将被打破。最后，高储蓄率伴随着高投资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显著。最近10年间，中国以远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率，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最根本原因在于高投资是以充分的国内储蓄为保障。储蓄是投资的来源，有了充足的资金供给，加上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很高，存在着巨大的投资需求，在外部条件上形成了投资率上涨的压力。而投资正是我国经济近几年实现高速增长的最主要动力。而对于普通百姓而言，14万亿的居民储蓄余额，意味着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使得人们有能力储蓄，这是看得到的财富。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郑京平从长期增长因素看，高储蓄率、高投资率以及比较旺盛的市场需求，还有充裕的劳动力，仍可以保持我国经济继续较快增长。2.高储蓄率对我国经济的危害事物都是两面性的，储蓄率居高不下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最近几年，在宏观经济总体形势的影响下，高储蓄率带来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我国过高的储蓄率值得担忧，不希望这种现象再继续下去。首先，储蓄的高增长加大了银行的压力，极易形成和加剧银行的系统性风险。由于目前我国金融改革还没有到位，金融市场规模偏小，投资渠道狭窄，银行除了贷款给企业，很少有其他渠道来消化存款。储蓄转化投资的效率不高，就有可能导致银行业的风险累积。其次，储蓄的高增长使我国形成了以银行贷款为主的融资格局，而债券和股票市场等直接融资却发展总体滞后，导致间接融资比例过大。结果企业融资高度依赖于银行体系，银行承担了一些本应由金融市场承担的风险，金融风险向银行业集中。最后，我国经济中存在的投资率过高、较多依赖出口、消费率偏低等问题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我国的储蓄率过高。有关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我国投资增长27.8%，依然保持高位。而过去几年，我国的储蓄率一直占到GDP的45%左右，这就意味着还有很大的资金等待投资。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高储蓄率必然导致高投资率，也就造成了产能过剩的局面，而我国连续多年高增长的投资依然无法完全吸收过高的储蓄率，而高投资率所形成的产能又不能被国内消费吸纳，这就形成了我国对外贸易顺差较大，而国内需求相对不足的局面。四、降低储蓄率、扩大内需是保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任务和重要手段之一综合上文论述，高储蓄率对我国经济既有贡献，也有危害。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在时间上来看，贡献地来自于过去，危害影响到未来；从性质上来看，贡献地指向我们应该竭力避免和改变的方面，危害主要针对我们要追求的方面。也就是说，我们经济发胀的目标是在不久的将来，让这种贡献无的放矢。这样，就目前的时间点和经济形势来讲，高储蓄率的危害成为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为了保持我国经济在未来长期稳定的增长，降低储蓄率、扩大内需是不仅是重要任务，也是重要的手段.

㈥ 为什么说储蓄未必利国利民

我国居民储蓄已连续数年高速增长，并于1995年底一举突破三万亿元大关，成为当前社会经济生活的一大热点，再次令金融界和经济学界为之震惊。那么，居民储蓄如此快速增长和巨额居民储蓄的存在对整个经济运行会带来什么影响？是利是弊？不能不引起社会公众的高度重视。
一、我国居民储蓄的变化及原因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自建国到实行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全国居民储蓄只有几百亿元人民币，1978年全国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只有21元，按当时的外汇牌价，只相当于发达国家人均一天的工资，由此可见我国居民的贫困程度。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才使这一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经过十年改革，1988年人均储蓄存款上升到347元，十年增长了16.5倍，到1995年底，全国人均储蓄存款达到了2500元左右，也就是说，十七年增长了120倍，仅1995年一年，全国居民存款总额就增加了8000亿元，人均增长近700元。 我国居民储蓄高速甚至超高速增长明显具有以下原因：
1.改革后国民收入分配明显向个人倾斜，造成消费基金过快增长。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分配情况看，绝大部分年份个人收入增长率高于经济发展增长率。1995年上半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1968 元， 比1994年同期增长31.7％，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758元，增长了37％，而同期的经济增长率只有11 ％左右。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也是如此，1979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初始结构为：政府部门11.4 ％， 企业部门37％，个人部门50.8％，1994年依次转变为10％、25％和65％。国民收入最终分配结构变化为：改革初期政府、企业、个人三部门在国民收入最终分配结构中的比重分别是23.5％、12.1％和64.4％，到1988年，其结构就转变为11.7％、10.8％和77.5％，1994年又成为12％、 10 ％和78％。由以上变化不难看出，除改革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给人们带来实惠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变化即过分向个人倾斜是我国居民增收的重要原因。
2.居民收入的平均化导致了居民消费结构单一和相对集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因素，我国居民收入除个体工商业者、企业承包人、三资企业经理等少数人员外，基本上处于两个档次水平上，一个是城镇居民，另一个是广大农村人员。收入上的统一性造成消费结构的单一性和集中性（消费时间相对集中、消费品种相对集中），在新的消费热点未形成之前，居民收入处于储蓄结构状态，一旦新的消费热点形成，便一拥而上。由于近年来一直没有形成大的消费热点，这是造成近年来居民储蓄高速增长主要原因之一。
3.保值补贴的吸引。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是伴随着时高时低的通货膨胀运行的，从1988年以来，国家考虑到物价上涨过快因素，采取了保值储蓄，以保护储户的利益，稳定金融秩序和加强宏观调控，这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居民存款意向，保证了储蓄渠道的畅通，为储蓄总额的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
4.居民投资渠道单一。改革以来，我国居民投资渠道远不适应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投资方面，由于股票、期货等投资领域具有风险性，特别是高度投机和过低回报率的存在，使绝大部分居民不敢涉足股票等投资领域。资料显示，到1992年居民持有证券量只占居民储蓄余额的9.27％，如果扣除国库券和企业债券，其比例相当低。因此，银行存款便成为近年来我国居民投资的主要选择。
二、居民储蓄过快增长对经济运行的影响
居民储蓄过快增长，一方面说明我国经济经过改革已具有了一定的实力，一方面反映了广大居民在改革中得到的巨大实惠，可以说是改革推动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改善了城乡居民的生活。反过来，居民储蓄的过快增长对经济运行和改革带来的影响也是利弊兼之的。
1.巨额储蓄是近期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保证。从我国经济发展情况看，虽然我们提出了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的宏伟目标，但由于我国面临着就业压力大、劳动力素质低等多种难题，实现这一目标必然是以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在条件成熟的部分行业、部门辅之以集约经营。换言之，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近期内不可能靠实现大规模集约化经营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外延扩大再生产必须以高投入为保障，储蓄的实质就是把闲散的资金通过特定的渠道和方式加以集中并转化为有效投资的过程，从而使这种高投入成为可能，我国居民由节俭消费形成的巨额储蓄，才使这一可能变为现实。纵观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发展情况，之所以能维持较高的发展速度，与居民储蓄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居民储蓄支持了改革和经济发展，为改革和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2.巨额居民储蓄为深化改革奠定了物质基础。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普遍由过去的盲目消费、保值消费、跟风消费等变为现在的预期消费、理智消费等。特别是在居民生活得到基本改善和人们普遍安居乐业后，改革将触及深层次矛盾的情况下，居民的预期生活危机意识逐步增强，如住房、医疗、就业、养老、子女教育等项改革措施将陆续出台，使每个家庭对未来的开支增加了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人们在考虑收入分配时，已开始产生强烈的危机感和防患意识。于是，人们便把增加储蓄作为未来需要应付各项不确定开支的有效办法。1995年8 月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的两万户居民储蓄心态问卷调查显示，在居民的储蓄动机中买房建房的占11.5％，为应付子女未来教育费用的占13.5％，为自己准备养老金的占7.3％，防范意外事故的占5.5％。这表明人们对自主安排自己未来生活有了一定心理准备和初步规划，绝大部分家庭开始注意正确处理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的关系。也说明人们对未来改革造成的居民支出增加已有心理预期。这就为未来改革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心理基础和物质基础：一是居民这种有针对性的储蓄为将来住房、就业、教育、养老保险等改革措施的出台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继而为理顺各种经济关系、深化体制改革铺平了道路。二是居民对未来改革的心理预期和为此而采取的储蓄防范措施为我们突破改革难点提供了良好机会。三是居民对改革的难度认识和心理素质的提高为改革中保证社会稳定提供了基本社会环境和心理保障。
3.国民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的改革事实，为未来改革设下了潜在危机。迄今为止，考察我国改革走过的路程，改革带来的最大的受益者是城乡居民。这种具有“特殊性”的改革，可以使启动伊始的改革获得广大民众的广泛支持，也是十九年来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一个基本动因，更是形成居民巨额储蓄的主要原因。但是，从改革的进程及长远看，这种以国民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的改革难以持续，当改革进行到一定难度，触及到深层矛盾时，必然要求居民在某种程度、某些方面付出一定的代价。当人们不但无法从改革中获取逐年大幅度递增的预期收益，而且还需要承担改革成本时，尽管改革的最后受益者还是全国人民，但是由于眼前利益的驱动作用，便会使他们在某一时刻某一方面不再支持改革，甚至会采取抵制行动。这在当前因分配不公、通货膨胀、企业效益下降、职工潜在失业等造成的居民减收等问题，居民在情绪上对改革所持的态度与前几年比较是有所变化的。从我国目前的改革进程看，下一步的改革恰恰是要在触及城乡居民利益的许多方面展开工作，从而使居民不断增支的因素大大增加，而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由于企业因资金短缺等原因造成经营困难、效益下降等，国民收入不但不能继续向个人倾斜，而且还要调整这种分配结构。所以，更值得注意的是，国民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虽然对以前的改革产生了积极影响，下一步如何在国民收入恢复正常分配比例，甚至需要广大居民付出更大的改革成本的背景下，能否继续保证积极而有序的推进改革，无疑是摆在理论界和改革家面前的一道难题。
4.储蓄结构失衡，为经济运行增加了成本。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民收入分配逐步向个人倾斜，我国的总体储蓄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1979年我国总体储蓄结构为：个人23.55％、企业33.65 ％、 政府部门42.8％，到1988年则变为个人62.5％、企业30.5％、政府部门7％，1995年底大概为个人72％、企业23％、政府部门5％，而在同期的美国总体储蓄结构大概平均为个人35％、企业58％、政府部门7％， 韩国为个人38％、企业35％、政府部门27％。相比之下，在我国，不论是政府储蓄还是企业储蓄，都显得太低。5％的政府储蓄， 这与我国政府所承担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任务显然不相称，过低的政府储蓄，无疑是导致财政连年赤字并由此而拉动货币持续扩张的主要原因之一。23％的企业储蓄比例，对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庞大的国有企业群体来讲，也明显偏低，这是造成国有企业高负债经营和企业间三角债边清边欠的重要原因。企业储蓄下降和负债经营的直接后果就是成本增加、效益下降。实际上，企业储蓄严重短缺已成为我国企业制度改革难以顺利推进的一个重要原因。
5.“笼中虎”对经济的威胁依然存在。居民储蓄是一把双刃剑，既能支持经济建设，也能冲击发育不完善的市场。许多金融界人士把居民巨额储蓄比做“笼中虎”，就在于此。当1991年我国居民储蓄存款突破1万亿元大关时，引起了经济界专家们的不少担心，到1994年突破2万亿元大关时，有关人士担心这只巨大的“虎”一旦出笼会把市场冲垮，当1995年末全国居民储蓄存款突破3万亿元大关， 达到几乎可以收购全部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的能力时，再次令金融界和经济界为之震惊。实际上，这种担心不无道理，1988年因通货膨胀引发的挤兑风对市场和经济的影响便是例证。尽管这几年发生的通货膨胀并没有引起“老虎”出笼，但这不应成为我们放松警惕的理由，一是从法律角度讲，居民存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存款自愿，取款自由是银行起码的信誉，银行在任何时候都不得拒付居民存款，这便为“老虎”出笼提供了法律保障。二是我国改革已进行到关键时期，每一项深层次的改革几乎都牵扯到多方利益的调整，换言之，每一项改革都可能引起居民心理转换，使他们在存款与消费中分析利弊做出选择，而我们的深层次改革恰恰是一些增加居民支出和容易引发通货膨胀的问题。这些措施出台后，极有可能造成消费的统一性继而引发集中取款。三是从总量上看，城乡居民储蓄的数额很大，但由于分配不公使储蓄过于集中，据统计，储蓄存款总额的28％属于个体户、私营企业老板、企业承包者等人，集中在约3000万人手中。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伴随利率市场化的形成和个人投资条件的逐步成熟，当存款利率大大低于投资利润时，这部分储蓄存款将会很快转入个人投资。有鉴于此，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大老虎”出笼或者是“小老虎”出笼，都会出现以下情况：即目前国有企业运营实际上是在靠贷款维持着，企业在70％多的负债经营背境下已经步履艰难，如果一旦出现挤兑风，出路只有两条：一是企业立即归还贷款，以保证银行信誉和及时兑付；二是中央银行大规模超经济发行货币。无论走哪条路，其后果都是灾难性的。
三、结语
分析居民储蓄过快增长的利弊，并无意贬低居民储蓄作用。实际上，我国的居民储蓄额与日美西欧国家相比，都相差甚远，甚至我国居民储蓄对经济的支持远没有他们那样大。问题不在于储蓄绝对额的大小，而在于我们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居民储蓄与国有资产的比例关系失调，以及对深化改革可能带来不利影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改革特别是象我国这样情况复杂、家底又薄的大国的改革，十分需要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需要人民支持改革。但改革既不可能把国民收入分净吃光以此取得人民的支持，也不可能不顾深层次矛盾的解决，让人们在改革中只收取成果不付出成本。一般而言，当改革容易推进时，国民收入应少向个人倾斜，以积累力量准备攻关，当改革进入攻关阶段，既需要人们付出改革成本更需要他们支持时，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这样才能取得人们对改革的长期支持。问题就在于我们在十几年的改革实践中并没有很好地把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的政策与个人相应付出改革成本结合起来。恰恰相反，当改革容易推进时，我们却片面强调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当改革进入解决深层次矛盾的攻坚阶段，而企业又困难重重、高负债经营，甚至许多企业面临破产，职工就业艰难。需要巨额资金支持改革时，我们的财政和企业既力不从心，也没有能力继续保持国民收入向个人倾斜以保证人们对改革的支持。这种局面不得不迫使我们采取相对减少居民收入与绝对增加居民支出并举的措施，但这样就会增加改革阻力，真可谓养肥了笼中“老虎”，饿瘦了草原“骏马”（国企），花钱买了个阻力。
就巨额居民储蓄存款而言，既然国民收入过分向个人倾斜是育肥“笼中虎”的根本原因，那么调整这种倾斜特别是调节少数人的过高收入就成了我们减少“笼中虎”养料的最主要办法。虽然这样做可能会给改革带来许多阻力，但为了能使“草原骏马”跑起来，在下一步的改革中，不管是理智的选择，还是舍此别无他途，在目前的改革框架中，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如果巨额居民储蓄存款是一只笼中“老虎”，为了防止“老虎”出笼，那么我们今后就应更理智、更清醒地推进改革进程，消除“老虎”隐患。有人认为，只要不断加强对居民储蓄的引导，把居民余钱引向长期存款，就会防止“老虎”出笼。其实不然，银行存款与债券股票的性质完全不同，只要购物消费获得的利益大于存款利息或可能减少损失，不管是长期存款还是短期存款，都阻挡不了居民取款消费，银行也不能把长期存款当作拒付的理由。与此相反，由于银行把大部分居民长期存款用做长期贷款或基建贷款，一旦发生挤兑，则更难筹款兑付。因此，只能另寻他途：第一，按国际惯例加快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步伐和规范现有股份制企业经营行为，提高投资回报率，为居民投资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和领域。目前看来，通过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实现居民存款转移，是既能防止“老虎”出笼，又能深化企业改革的最好选择。第二，加快城镇居民住房制度改革进程，以期回收资金，支持改革。有人认为，住房商品化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定价太高，居民买不起，定价太低，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笔者认为，这不应成为延缓住房商品化的理由：一是定价太高，不符合我国国情；二是适当低价不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因为从我国职工以往的工资构成看，职工工资中并不包括住房基金，住房基金是以利润或其他形式上交国家了，现在降低房价使一般居民能买得起，是含有返还职工住房基金的性质。实际上，现行的住房制度中，造价与租金的悬殊，每时每刻都在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在住房商品化问题上，脱离国情谈国有资产保值，既不现实，也不合理，更误改革。

㈦ 劳动供给变化影响因素有哪些

目前，中国正处于人口结构变化的关键时期，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老龄人口占比不断提高，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将从劳动力供给、储蓄和技术进步等多个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储蓄率下降和工资成本提高，将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发生显着的变化。

第一，人口结构转变推动经济增长，由投资型逐步转向消费型。从理论上讲，在人口结构比较年轻、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的社会里，由于人口的抚养比例比较低，通常会有比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经济增长函数中的劳动力和资本积累两大要素都可以得到满足，这样有助于经济实现较快的增长。随着劳动人口占比的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与此相对应的经济体将会由投资驱动转为消费驱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同时，实行了非常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升，而计划生育则推动了人口结构的迅速改变。首先，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人口出生率大大下降，少儿比例急剧减少，在老年人占比上升并不明显的情况下，总的抚养比例从1970年的79%下降到2010年的39%，抚养比的下降是居民人均储蓄率提高的必要条件。由于我们国家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人口政策又大大削弱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养老保障的作用，所以较高的储蓄率在人口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居民主观上的理性选择。

第二，丰富的劳动资源使工资保持在较低的水平，而劳动人口为养老进行了大量的储蓄，压低了贷款了利息水平，这两方面使得资本的回报比较高，促进了资本的快速积累。而众多的劳动力人口产生了大规模的市场供给又促进分工进一步细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计划生育政策也加速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我国劳动人口占比将在2010年到2015年处于72%的峰值，此后将逐年下降，到2035年将会下降到65%，相当于我国八十年代的水平。目前，我国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8%.现在劳动人口将在三、四十年里逐步转为老年人，当然又会产生年轻人，但是如果保持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变的话，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肯定要大大快于小孩占比的增速，将使得老龄化程度在2010年以后逐步加深，人口的抚养比在连续下降三十多年以后，2010年达到了最低点39%，此后肯定是逐步上升。从经济学意义上讲，高储蓄对应着高投资率，这与我国目前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是相一致的。我国投资占GDP的比重由1990年的35%一直上升到2009年的48%，同期消费占比由63%下降到49%.但是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将改变我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下一步将会由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逐步转为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

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劳动人口占比下降，老龄化和人口扶养比的上升，与国家的总体储蓄率下降是吻合的，当前我国已经度过了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最有利的时期，劳动人口占比将开始下降，这将意味着储蓄率下降是必然的。人口结构的转变，将推动我国经济由积累转为消费，只要政策适当，有助于经济的平稳和稳定的发展。

第二个部分，促进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我国居民消费提高的空间是很大的，目前我国居民消费占比只是占GDP的36%，不仅是历史上最低的时期，而且有相似人口结构时期，大概在1975年的日本相比差距也很大，当时日本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7%，与目前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居民消费占比也是严重偏低的，不仅低于美国、日本、韩国，而且大大低于印度和巴西这些国家。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工资成本的上升是必然趋势。工资上涨有利于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从而推动居民的消费。但是我们觉得在目前全国要求增加工资的呼声很高的情况下，还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尊重市场的规律，不能急于求成，人为的、过快的推动工资增长。因为如果工资高于劳动力供求平衡点，不仅会产生失业现象、令贫富差距拉大，还有可能因为工资增速大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导致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水平脱节。在这方面，日本有很多的教训值得我们汲取，日本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曾经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使居民收入在六十年到七十年之间大幅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大大增强，从一个方面助长了八十年代后期的资产泡沫，令日本社会和居民至今还没有从这个泡沫当中完全恢复活力。我们在强调增加国民收入来扩大内需的同时，要保证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报酬增长的同步，避免出现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的脱节，导致大量资金流入资本市场，形成资产泡沫这些不良后果。必须认识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有效升级，才是居民收入水平和实现经济增长转变的物质基础。

第三个部分，顺应工资上涨的趋势，推动经济升级。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和劳动人口占比的下降，青壮年劳动力的供给将会十分有限。虽然有多方学者估计，我国有超过一亿的劳动力在农村有待转移，但是根据我们大规模的入户调查，发现现在留下的一亿多富余劳动力年龄都偏大，大概平均年龄基本上都是四十岁以上的人，这些人实际上不大可能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虽然最近有很多人还在强调说中国劳动力供给还是非常充分，很多农村劳动力和美国比、和日本比、和韩国比，我们劳动力比重还很高。但是我觉得这个高不是在一代人当中可以减少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要通过几代人才能转移，有的人一辈子中到三四十岁的时候，就不再进城了。并不会因为我们城市化的进程他就会禁止。劳动人口的减少和劳动成本的提高，将促进节约劳力的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力资本投资的价值，而技术和人力资本正是新经济增长模型的核心。因此，工资成本上升，可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我国经济由粗放型转向节约型，从根本上推动居民收入的提高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目前，中国第二产业GDP占比是46%，但就业人口只占28%，有38%的劳动人口是在第一产业，同结构时期相比，相当于1975年的日本，在人口结构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与美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第一产业的人口当然很大，第二和第三产业人口还有相当的上升空间，这是在今后几十年会发生的事情。从我国实际的情况看，第三产业的工资水平要高于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水平，随着第三产业占比的不断提升，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也会相应得到提高。

第四个部分，以完善养老金制度为重点，对付中国出现的“未富先老”的状况。未来一段时期，随着人口结构变化的加快，我国将面临着“未富先老”的严峻局面。这个时候养老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将会大幅度增加，将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带来很大的挑战，给财政收入和支出带来很大的压力。我国在 2010年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门槛，也就是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的7%，但是和老龄化相同时期的日本相比，我国人均GDP只有日本的一半，2025年我国老龄化人口将会达到13%，成为高度老龄化的社会，但人均GDP却不到日本进入这个高度老龄化时期GDP的一半。应对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未来社保类支出将会成为财政支出重要增长项目，一方面是因为人口老龄化对养老、医疗、保险等方面的需求加大，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城市化进程和产业不断升级，人们对于公共服务业、住宅、生活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会不断提高，从而使这类投资比例也会增加，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引导到以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上来。日本在人口结构变化时期，其社会保障支出也出现了大幅增长的局面，1970年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支出占14%，1975年占 20%，而中国目前这个数字只占10%，由于人口接口变化带来的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和税收也同时下降，为了弥补养老和社会保障的大量支出，日本政府不得不依赖举债，所以现在债台高筑，目前日本国债占GDP的193%.由于我国“未富先老”的现实，在某些方面，我们可能面临着比日本更大的挑战，应该及早应对，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完善的养老制度为突破口，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从资金来源来看，我们和日本比还有一点优势，目前我国政府负债率还相对比较低，举债空间比较大。第二，我国的大量国有企业手上的国有股权可以适当减持来保持社会保障支出。

除了完善养老制度以外，我们还可以考虑其他方面的政策，比如说在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之际，劳动力供求的拐点以及来临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考虑适当调整已经实施多年的过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推迟法定的退休年龄，像目前其他发达国家和人口开始减少的国家正在施行的措施一样，欧洲、日本、美国他们都在推迟法定退休年龄，鼓励老龄人继续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样不但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延长人口红利期，还可以缓和因为养老而带来的财政压力。
望采纳,谢谢!

㈧ 农村养老保险的改革完善

1、因地制宜的发展社会养老保险，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
即应该立足于中国国情，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根据各地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的需求，缴费能力的不同适时、适当地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只有当地区经济的总体实力能够提供剩余积累，而且从积累中提取的资金用于社会养老保险对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们当前的生活消费没有影响时，建立社会保险才具有可能性，在尚未解决温饱问题时就谈建立社会养老保险是不现实的。
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与其他保障制度的协调发展原则。建立多层次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自我保障层次：家庭保障，体现为成年子女对老年人“反哺”；个人储蓄，以青壮年时的个人储蓄养老；土地保障还可以发挥其有益补充作用。政府负责层次：财政与政策支持；集体保障层次，传统的或新型的经济组织给予补助。
3、区别对待原则。针对不同的对象，进行不同的管理。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应该灵活对待，能够纳入到城镇中参加养老保险的尽量纳入城镇的养老保险体系，提前与城镇的养老保险体系衔接；不能纳入的参加农村养老保险体系。
4、循序渐进原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逐渐扩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第二，资金的筹集在现阶段坚持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财政与政策支持。随着农民收入的不断增加，集体和国家支持的份额逐渐减少。第三，逐渐与城镇社会养老保险体系衔接，实现城乡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第四，现阶段应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与家庭养老等保障制度相结合，今后慢慢过渡到完全的以社会养老保险解决养老问题。 1、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归根结底是“钱”的问题，资金短缺成为农村养老保险的瓶颈。所以要好好规划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与运作。
（1）资金的筹集渠道
基金的筹集现阶段坚持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财政与政策支持。
个人交纳是主要部分。现在农民的经济收入不宽裕，要保证每次资金的交纳，必须提高农民的供款能力。一部分农民的收入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比如进城打工，增加收入；自主成立合作经济组织等。合作经济组织正要逐步成为农村经济生活中富有生命力的主体，农民增收创业的新起点，农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农村经营体制的创新点。如果个人的经济确实存在困难，农村信用社可以贷款给这些农民来提高投保能力，从而落实个人交纳的部分。
国家给予政策支持主要针对乡镇企业，集体提供的补助部分可以税前列支；其次国家可以从财政中拨款，给予农村一定的补偿；对于农业各税应该予以减免，减轻农民的负担与从土地上获得收益的难度。另外，还可以发行农村养老保险特种国债。但是城镇社会养老保险中存在的“隐性债务”问题也需要解决，因此要与此协调，所以，国家的支持更多表现为政策支持。
（2）交纳养老保险金时的灵活掌握
考虑到农村家庭收入的不平衡性，保险费的交纳标准实行高中低多档次。由于农民收入的灵活性多样性，很难进行考核和计量，而且农民收入是以年为时间单位的，要到年底才进行结算，档次的划分不与农民的个人收入挂钩，而是以农民的人均年纯收入为基数，并根据其变化加以调整，以保证养老保险费用分担的均衡和养老金的保障能力。
（3）基金的运行与保值增值
现在农民的投保积极性不是很高，提高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能力可以说是吸引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一个重要途径。现在农村养老保险基金以县为单位统一管理和运营的现实，不仅形成了过度分散管理带来的不合理管理费用和基金被挤占挪用的风险，而且投资形式单一，只是储蓄的形式，但是现在国家为了拉动内需，不断的下调利率，利率已经低于物价的上涨指数，实际上基金得不到增值反而是贬值，最终使养老保险基金“缩水”。基金由地市级统一管理，应该是更为合理的安排，建立合理的保险基金运行机制。
2、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建构各主体应负的责任
国家的经济政策，随着农村养老保险资金筹集的社会化，适应于现阶段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责任分担机制逐渐开始形成：主要是个人的积累账户，由集体和国家补助的部分构成统筹基金，统一进行地市级统筹。
（1）国家的责任。国家在农村养老社会保险体系建构中必须担负的责任有三：一是政策责任。政府的重视与支持是建立该项制度的根本前提。二是财政责任。该项制度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保证每一个农民基本生存的必然举措，政府有义务根据国家财政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推动其实行。三是法律责任。对农村养老保险进行立法，就是要通过法律规范和调整农村养老保险关系，加强这项立法工作非常重要，对农村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都具有促进作用。
（2）集体经济组织对于农村的养老保险也应该负责。农民先前的劳动大部分都积累到了集体财产中。现在集体经济组织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方表现形式不同。深圳宝安、龙岗两区城市化集体经济组织改制采用股份合作公司形式，设立股份合作公司。而经济还不是很发达的地区仍然是传统的土地集体经济组织。1979年以后，中国农村广泛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承包责任制，集体经济呈现急剧衰落的趋势，农户收入中来自集体经济的份额大幅下降。在集体经济基础比较雄厚的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投资设立的乡镇企业比较多。
（3）个人从自己收入中拿出一定的比例积累个人账户，以备养老。 现阶段实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具有明显的身份特征，以是否有城镇户口为划分依据，“以这种眼光看待农村社会问题的观点，显然违背一个基本常识，即中国政府是全民政府而不是市民政府”。消除城乡差别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不公平待遇是发展趋势，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未来发展的必然结果。

㈨ 封进的发表论文

Feng, Jin, Lixin, He, Hiroshi Sato, 2011, “Public Pension and Household Saving: Evidence from Urba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39, 470-485.
封进郭瑜，“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财政支持能力研究”，《重庆社会科学》，2011.7
Feng, Jin, “Macro determinants of health expenditure in China”, Fuda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2011,3.
封进刘芳陈沁，2010，“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县村两级医疗价格的影响”，《经济研究》第11期127-140。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封进张馨月张涛2010 ,”经济全球化会导致社会保险水平下降吗？基于中国省际差异的分析”, 《世界经济》第11期, 37-53。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保障制度》全文转载。
Feng Jin, 2010, Health Insurance and Its Reimbursement Arrangements: Policy Evaluation on New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in Rural China. Fuda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3 (3), 1-21.
Feng J., B. Qin and Y. Yu (2010), ‘Wealth, ecation, and demand for medical care: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in Gordon Liu and Shufang Zhang (eds), Investing in Human Capital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封进 李珍珍，2009，“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补偿模式研究”，《经济研究》第4期103-115。人大复印资料《体制改革》2009.7.全文转载
封进，余央央，2009，“医疗领域所有制和产权的研究评述”，《中国卫生政策研究》第9期。
封进，2009，“统一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紧迫性“，《改革》第5期。
封进，张涛，2009，“医疗服务市场所有制模式比较及中国的选择”，《江海学刊》，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2010,《公共行政》全文转载。
Feng, Jin, Song Zheng, 2009, “Health care system in rural China: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based on heterogeneous indivial”, “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Volume4, No.2, Springer.
袁志刚，李珍珍，封进，2009，《城市化进程中的基本养老保险水平研究》，《南开经济研究》第4期。
何立新，封进，佐藤宏，2008，“养老保险改革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中国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第10期。大复印资料《社会保障制度》2009年2期全文转载。
封进，胡岩，2008，“中国城镇劳动力提前退休行为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封进，余央央，“ 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市场化、激励制和政府的作用” 《世界经济文汇》，2008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体制改革》第5期全文转载。
封进，余央央，“补贴需方还是补贴供方：医疗改革中的政府作用”，《中国改革》，2008年第3期。
叶春辉，封进，“收入、教育水平和健康投资：基于农户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08年第8期。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保障制度》2008年12期全文转载。
封进，余央央，2007，“中国农村的收入差距与健康”，《经济研究》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农业经济》全文转载。
封进，宋铮，2007“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一项基于异质性个体决策行为的理论研究”，《经济学季刊》，第六卷，第三期。
封进 宋铮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养老保险制度的福利效应》，《南方经济》，2006年11期。
余央央，封进《收入差距与健康的研究评述》，《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7期。
封 进，秦 蓓，《中国农村医疗消费行为变化及其政策含义》，《世界经济文汇》，2006年第1期。
李珍珍，封进 《教育对健康的影响——对上海家庭调查数据的研究》，《中国劳动经济学》2006.3
Yuan Zhigang and Feng Jin, 2005. Rethinking Pension Reform in China. Chinaand World Economy, Volume 13, No.2, March-April
Yuan Zhigang and Feng Jin, 2005. Social security Option in China: Parametric or Paradigmatic? Fuda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袁志刚、封进、张红，《城市劳动力供求及外来劳动力管理研究——上海的例证和启示》，《复旦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全文转载。
封进，许庆 《上海外来劳动力问题研究》，《中国劳动经济学》，2005年第3期。
许庆，封进，“外来劳动力，社会保障体系与经济发展”，《开放导报》，2005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保障制度”专辑2005年第11期全文转载。
封进，中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福利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04年第2期
封进，人口结构变化的福利效应——一个包含社会保险的模型及其解释，《经济科学》，2004年第1期
封进，效率与公平的交替：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的再分配效应，《世界经济文汇》，2004年第1期

㈩ 养老保险新政策对当时的影响

1.2015年公务员社保退休政策最新规定如下：
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连续工龄或工作年限满10年的，可以退休。符合下述情况的也可以申请提前退休。
一、公务员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或者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应当退休。
二、公务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本人自愿提出申请，经任免机关批准，可以提前退休：
（一）工作年限满三十年的;
（二）距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不足五年，且工作年限满二十年的;
（三）符合国家规定的可以提前退休的其他情形的。

2.延迟退休对公务员的影响：
延迟退休作为改革目标已经是毫无疑问了，渐进式只是操作性的考虑，减缓政策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当前，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退休养老金和企业人员退休养老金采用不同制度，其中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仍然沿用公共财政大包大揽的制度，而且养老保险替代率大大高于同期的企业职工。由于两者待遇的巨大差别，被称为养老“双轨制”。
在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下，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保险费用由国家财政承担，养老金平均替代率高达80%以上;而企业职工不但需要缴纳养老金，且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不足50%，这种不同的制度安排不仅有损公平与效率，也无法适应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人口流动、身份变换的现实需要。
虽然有退休待遇上的优势，公务员尤其是掌握一定行政权力的官员仍然是愿意延迟退休的主力人群。“因为在职公务员可以获得更多的津贴和各种福利，而且相对于企业职工而言他们的工作并不繁重。”“一旦施行了弹性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也就意味着拥有高技能和公务员等岗位人员将延迟退休，而这些公共部门的岗位正是对大学生就业最具吸引力的岗位，这就难免加大就业压力。”
试点方案明确提出，对事业单位进行分类，有行政职能的纳入公务员的养老保障体系，具有经营性质的事业单位，将参照企业职工保障制度进行改革。而对占绝大多数的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最终将实行与目前企业职工一致的养老保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