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券圈连爆被调查

㈠ 327国债事件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一、年2月23日爆发的327国债期货事件，可以说是建国以来罕见的金融地震。

327品种是对1992年发行的3年期国债期货合约的代称。由于其于1995年6月即将交收，现货1992年3年期国债保值贴补率明显低于银行利率，故一向是颇为活跃的炒作题材。

市场在1994年底就传言327等低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的国库券可能要加息；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不可能，因为一旦加息需要国家多支出10多亿元的资金，在客观形势吃紧的情况下，显然绝非易事。

于是，围绕着对这一问题的争议，期货市场形成了327品种的多方与空方，该品种价格行情的最大振幅曾达4元多。

二、2月23日，财政部发出公告，关于1992年期国库券保值贴补的消息终于得到证实。多头得理不饶人，咄咄逼人地乘胜追击，而空方却不甘束手就擒。双方围绕327高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空方的总指挥是万国证券公司，二号主力辽宁国发(集团)公司。

在148.50元附近，空方集结了大量的兵力。但多方力量势不可挡，一开盘，价位就跳空高开，数百万的空单被轻而易举地吃掉，价格大幅飙升，迅速推高到151.98元。16时22分，离收盘还有8分钟。

正当许多人都以为大局已定时，风云突变，730万口(约合人民币1460亿元)的抛单突然出现在屏幕上，多方顿时兵败如山倒。

最后双方在147.50元的位置鸣金收兵。当日上海国债期货总成交8539.93亿元，其中80%即6800亿元左右集中在327品种上。若按收市价147.50元结算，意味着一大批多头将一贫如洗，甚至陷于无法自拔的资不抵债的泥坑。

交易刚结束，上海证券交易所、证管办就接到了指有会员严重违规操作的控告。根据后来的处理结果，327事件被定性为一起严重的违规事件。

它是在国债期货市场发展过快、交易所监管不严和风险管理滞后的情况下，由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辽宁国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少数大户蓄意违规、操纵市场、扭曲价格、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所引起的国债期货风波。

三、作为327事件主要责任者的万国证券公司，在这次大起大落的剧烈震荡中，一下子就陷入了灭顶之灾。万国证券成立于1988年7月18日，总裁管金生。

这家起步时只有3500万元资本金的证券公司在短短6年的时间就发展成资产规模数十亿元的综合性公司，是中国证券业的一大奇迹。

万国证券成立不到两个月就先声夺人，争取到为意大利国民劳动银行新加坡分行在伦敦发行欧洲日元证券作承销商，成为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从事同类业务的第一家证券公司。

1992年，万国证券又与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及香港长江实业集团联合收购香港上市公司大众国际51%的股权，又创造了国内证券公司第一次在香港收购控股上市公司的奇迹。

1993年。万国证券在首批券商信用评级中成为唯一获得国内AAA最高信用级别的一家。

1994年，万国证券A股交易占上交所总成交量的22%，B股则达到50%，在上交所会员中首屈一指。当年上市的上海12只B股中有8只是由万国证券作国内主承销商。

如日中天的万国证券打起了“万国证券，证券王国”的旗号，声言要成为中国的野村、中国的美林。然而，在缺乏必要的监管条件下的过于顺利以及由此滋长起来的狂妄自大及膨胀野心，却成了它的“死穴”。

四、万国证券的总裁管金生是上海外国语学院法国文学硕士，毕业后先后就职于上海市级机关、上海信托投资公司。曾担任中美国际投资法研讨会秘书长，由此而受欧共体邀请，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进修，获法学硕士及商业管理硕士。

1988年学成回国，即着手创办万国证券公司。人生经历上过于一帆风顺，同样容易养成一个人过于自负的性格。他风头出尽，被尊为“中国证券教父”。

327事件后，人们指责管金生用家长制的那一套来领导全国最大的证券公司，而他本人却感到还有一条，这就是万国缺少监督机制。

如果说管金生在327品种上走了眼不过是一种偶然，那么，他以及他所领导的万国在327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则是一种必然。自从成为中国证券期货市场几乎所向无敌的虎狼之师，他们就太自以为是，也太自信了，他们以为国家不可能因其利率偏低而加息，因而一直在做空。

而当加息的消息被证实时，为了挽救公司可能出现的高达10亿元以上的损失，便不顾一切地铤而走险，违规恶炒。

2月23日下午，空方主力阵营中的辽国发临阵倒戈，突然空翻多，使327品种的创出151.98元的天价。

在大势既去的情况下，最后8分钟，急红了眼的空方司令万国赤膊上阵，先以50万口将价位打到150元，接着连续以几个数十万口的量级把价位再打到148元，最后一笔730万口的巨大卖单令全场目瞪口呆，把价位封死在147.50元。

在这一阵紧锣密鼓的狂轰烂炸之中，万国共抛出1056万口卖单，面值达2112亿元，而所有的327国债总额只有240亿元。也就是说，万国卖空的数额超过了该品种总额的7.8倍。

管金生的一步之差，令万国遭遇了它事业上的滑铁卢，在管本人而言也是其人生道路上的滑铁卢。

(1)债券圈连爆被调查扩展阅读

“中国的巴林事件”

以万国证券公司为代表的空方主力认为1995年1月起通货膨胀已见顶回落，不会贴息，坚决做空，而其对手方中经开则依据物价翘尾、周边市场“327”品种价格普遍高于上海以及提前了解财政部决策动向等因素，坚决做多，不断推升价位。

1995年2月23日，一直在“327”品种上联合做空的辽宁国发(集团)有限公司抢先得知“327”贴息消息，立即由做空改为做多，使得“327”品种在一分钟内上涨2元，十分钟内上涨3.77元。

做空主力万国证券公司立即陷入困境，按照其当时的持仓量和价位，一旦期货合约到期，履行交割义务，其亏损高达60多亿元。

为维护自己利益，“327”合约空方主力在148.50价位封盘失败后，在交易结束前最后8分钟，空方主力大量透支交易，以700万手、价值1400亿元的巨量空单，将价格打压至147.50元收盘，使“327”合约暴跌3.8元，并使当日开仓的多头全线爆仓，造成了传媒所称的“中国的巴林事件”。

“327”国债交易中的异常情况，震惊了证券市场。事发当日晚上，上交所召集有关各方紧急磋商，最终权衡利弊，确认空方主力恶意违规，宣布最后8分钟所有的“327”品种期货交易无效，各会员之间实行协议平仓。

㈡ 简析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及改革思路。

权威回答:
因为是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而造成的。
次级房屋信贷危机(又称次级房贷风暴、次级按揭风暴)是指由美国次级房屋信贷行业违约剧增、信用紧缩问题而于2007年夏季开始引发的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震荡、恐慌和危机。 次级抵押贷款是指一些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近年美国等国家放松购房信贷标准(不用付首期，不用收入证明，也不计较抵押单位的质素等)，形成次级房贷市场。次级房屋信贷经过贷款机构及华尔街用财务工程方法加以估算、组合、包装，就以票据或证券产品形式，在抵押二级市场上出卖、用高息吸引其他金融机构和对冲基金购买。
原先在美国次级贷款市场占七成份额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公司，由政府机构主宰，将贷款打包成证券，将贷款证券化背后的财务风险计算颇为复杂，通常得先分析被证券化的那一堆贷款案过去类似贷款案例之风险，计算出投资者能够获得本金和利率。当房利美和房地美还占房贷市场主导地位时，他们通常会制定明确的放贷标准，严格规定哪些类型的贷款可以发放。随着这两家公司的丑闻爆出，政府对两家公司的业务增长加以限制，整个次贷市场开始争抢这两家公司所购贷款。整个过程中，新的市场参与者，出于逐利目的，过分追求高风险贷款。
其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国家破产， 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
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㈢ 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故事

残酷统治

日本占领台湾50年，派出19任总督，作为统治中国台湾地区、实施殖民统治的最高指挥。在1895年6月至1919年10月间，日寇为建立“殖民地体制”，用武力镇压和控制台湾人民的反抗，军人专政，派出的军人总督有桦山资纪、桂太郎、乃木希典、儿玉源太郎、佐久间左马太、安乐贞美、明石元等7届军人总督；1919年10月至1936年9月，日本殖民当局以为殖民统治已经稳定，为把台湾建成“理想的殖民地”，军人体制改为军政分立制，派出了田健治郎、内田嘉吉、伊泽多喜男、上山满之进、川村竹治、石冢英藏、太田政弘、南弘、中川健藏等9届文职总督；1936年以后，为配合全面侵华战争的需要，恢复军人总督，派出小木跻造、长谷川清、安藤利吉等3任军人总督。不论文官武将，19名总督集立法、行政、军事大权于一身，掌握了当地中国人的生杀予夺大权，个个都是杀人魔王，手上都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日本在台湾实施残酷的殖民统治，总督府于1896年发布了“关于施行台湾之法律”。这一文件编号为第63号法律，所以称为“六三法”。“六三法”总共6条，它成为日本统治台湾的基本法。此法确定台湾特殊化，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总督的独裁权力；主要内容是镇压抗日义军和剥夺台湾人民的基本权利。1906年，颁布实质相同的“三一法”取而代之，两法没有根本区别，中国人遭受的苦难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越来越沉重。

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主要靠军队、宪兵、警察维持，更多的是靠权大无边的警察管制社会和民众。1897年，日本第三任总督乃木希典，制订了“三段警备法”。规定山泽地带的治安由军队及宪兵负责；村落的治安，由警察担当；山泽和村落之间，则由宪兵和警察共同戒备。这是一部由军队、宪兵、警察三者协力镇压统治台湾人民的殖民法。在日据时期，台湾民间吓唬孩儿有一句惯语：“大人来啦！”所谓“大人”就是指当时的日本警察。1896年，第一批日本警察到台。自此以后，以日本警察为主体的警察，成为伸入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鬼魇，是直接屠杀台湾中国人的刽子手。日本警察遍及台湾社会的各个角落，台湾成为名符其实的警察社会。以1902年为例，全台设有10个厅警察课、97个支厅、992个派出所，以后最多时各类警察机构达到1500余处，警察18000余人。在台湾的经济发达地区，每隔2、3公里就有一个警察机构；每300人就配有一名警察。日本占领下的台湾，可以说是日本警察的世界，在警察法西斯式的管制下，中国人的基本权利都被剥夺。

为维持殖民统治，对中国人的任何反抗和不满行为，日本殖民者一律予以残酷镇压。1898年，日本殖民当局颁发“匪徒刑罚令”，全文8条，该“令”专门镇压台湾同胞的反抗，日寇殖民者根据此令残杀了无数台湾同胞。在颁发“匪徒刑罚令”的同时，又实施“保甲条例”，规定保甲作为警察军事统治的辅助组织。条例全文7条，规定10户一甲，10甲一保，全保全甲内部连坐，保甲另外组织壮丁团，接受警察当局指挥、监督。到1943年，全台共设保6074个，设甲58378个，控制户数达50余万户；壮丁团团丁最高时达到134613人。保甲制度作为日本殖民者对台湾民众实行殖民统治的重要手段，其实质是用“以台制台”的方式控制和奴役当地中国人，保甲制度成为法西斯统治的基础。

日本殖民者十分害怕中国人的反抗。在日本人秋泽鸟川写的《台湾匪志》一书中，把一切对日寇不满、反对日寇的人士和言行，都归入“匪”类，主张进行残酷镇压。在日本殖民当局的法西斯统治下，中国人完全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权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随时都有被扣上“匪”的罪名受到迫害。

日本占领台湾后，在以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台湾人民没有停止反抗。日本宣扬全台平定，但是台湾人民的反抗没有停止，由正面抗战转为抗日游击战。就在1895年11月28日第一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宣布“全岛完全平定”的十几天后，北部义军在这里揭竿而起。林大北，台湾宜兰人，刘永福旧部，12月28日，在大里筒袭击日军分遣队，打响抗日游击战争第一枪。林大北起义后，新竹胡阿锦，台北简大狮、陈秋菊，宜兰林李成，以及许绍文、江振源、陈瑞荣等义士起而响应，给予刚刚在台湾建立统治的日寇予沉重打击。北部起义一直坚持数年，在战斗中林大北、詹振、简大狮等义军首领壮烈牺牲，义军受到重大损失。

在台湾抗日斗争中，涌现出无数个英雄，简大狮就是其中之一。在反割台斗争中，被称为抗日三猛士之一，他参加北部起义后，多次率军进攻台北，在宜兰金包里、堡矿溪等地坚持武装抗日斗争。1899年间在日寇的围剿下不得不退回厦门，后被清政府引渡给台湾殖民当局，1901年3月壮烈牺牲。

抗日起义遍及台湾各地。北部起义开始后不久，1896年6月14日，中部义军一千多人在云林县斗门镇东南10公里处的大坪顶集会，建号“天运”，改大坪顶为“铁国山”，公推简精华、柯铁等为“十七大王”。他们坚持斗争达6年之久。1898年林少猫等抗日义士也举起义旗。从台南大目降、潮州等地，到恒春、虎头山，转战数年，在台湾南部竖起抗日大旗，极大的鼓舞了台湾人民的斗志，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殖民统治。

日寇当局也对抗日起义用尽了各种手法进行残酷镇压。1902年5月25日，日本殖民当局在这些地方举行“大扫除”运动。日本强盗为安定统治秩序，以给予官职、田产等奖励为名，将北部、中部等地区坚持斗争的林火旺、陈秋菊、卢阿爷、林少猫等38位抗日义军首领和5600多名抗日义军官兵，骗到斗六、林圮埔、土库、西螺、他里雾等地，举行“总括性归顺仪式”。当仪式第一项“官民一齐摄影”进行完毕，进行第二项“鸣炮”时，日军和宪兵对毫无戒备的上当受骗的“归顺者”开枪射击，当场把他们全部处死。仅林少猫一家，被害的亲人、亲友就达231人，其中有40名是儿童。日本殖民者真是丧尽天良。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不会甘心充当亡国奴，日寇的大屠杀没有征服台湾人民的心。1907年11月14日夜，新竹北埔月眉庄人蔡清琳，带领民众突然袭击鹅公髻、一百端、长坪、大窝等日本警察分所和大坪派出所，杀死日本巡查、警察和其他日本人一百余人；第二天，再攻北埔支厅，杀死支厅长渡边龟作等50余人。日本殖民当局从台北、台中等地调集军队、警察前往镇压，蔡清琳等9人被处死，受株连者达2000多人。此次起义在台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为了维持殖民统治，日本殖民当局随意屠杀当地中国人。在1896年“大平顶事件”中，屠杀中国人3万人，在1901年“后壁林惨案”中，屠杀中国人3473人，在1902年“噍吧年事件”中，屠杀中国人3万余人；在1913年12月间的“苗栗事件”中，屠杀中国人1200余人；在1915年西来庵起义中，屠杀中国人数万人。据有的学者统计，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期间，被日寇残杀的中国人达60万人。这对当时最多只有500余万人的台湾来说，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大灾难，日本军国主义欠下了中国人民无数永远也无法偿还的血债。

除了残酷镇压之外，在日寇法西斯统治下，中国人毫无政治地位，以公务员为例。根据1944年的统计，台湾公务员总共84559人，其中中国人46955人。表面上看似乎中国人占55%，事实上差别很大。任敕任官（相当于南京政府简任官）的只有杜聪明1人，而且他只是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教授，并非行政官员；任奏任官（相当于南京政府的荐任官）的只有27人，其中担任行政职务的只有15人；任判任官（相当于南京政府委任官）只有368人。除此以外，其余都是雇佣人员。在警察中，中国人只有六分之一，但警级没有超过“巡官”的。因此，中国人只是担任低级职位和雇佣人员，供日本人驱使而已，成为日本殖民当局“以台制台、以台治台”的工具。

疯狂掠夺

日本占领台湾，是为了把它作为掠夺的对象。作为日本殖民当局法西斯统治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进行疯狂掠夺。1895年通过实施“官有林野取缔规则”，强占全台94.15%的山林原野。3年后，时任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设置“临时土地调查局”，颁布“台湾地籍令”、“土地调查规划”，1901年实施“土地征收规则”，1905年实施“土地登记规则”，根据这些法令，日本总督府强占民田2700万亩，日本财团强占200多万亩，也就是说台湾土地的四分之三落入日本殖民者手中。土地向日本殖民者手中高度集中，致使多少中国农民破产、逃亡。

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实施超经济的剥削。殖民当局强占了绝大部分土地和山林后，对广大农民进行超经济的剥夺。就土地税一项，1905年收取地税300万元，1933年高达570余万元。就粮食来说，1900年稻米年输往日本1400公吨，占当年台湾米生产总量的0.46%；到1934年，年输入日本51.5万公吨，占当年生产总量的40%以上。大米主要输往日本，造成岛内粮食严重缺乏，因而有“饥饿输出”之称，多少中国人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

台湾丰富的物产也成为日本掠夺的目标。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台湾的制糖业更是成为日本掠夺的对象。殖民当局规定，蔗农生产的甘蔗只能卖给当地日本控制的制糖会社，台湾蔗农成为日本糖业资本家的奴隶，每斤糖的价格从1921年的11.6钱，下降到1937年3.2钱；每年90%以上的台湾糖输入日本。因此人们说：“一部台湾糖业史，就是一部日本殖民史。”台湾糖的命运成为日本殖民掠夺下，台湾农业、工业、加工业的缩影。在日本殖民者的眼里，台湾的即是日本的，必须无偿提供。

谈及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至今有人为日本殖民者高唱颂歌，认为日据时代是台湾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不可否认的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的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日本完全是为了在台湾建立殖民地经济。台湾的大工业都为日本资本家独占，台湾工业是替日本工业制造初级产品和半成品，台湾工业只是日本淘汰设备、技术的集结地，台湾的进出口贸易完全处于日本人的控制之下，日本在台湾的经济管理部门成为吮吸中国人民膏血的魔鬼。值得指出的是，日本侵占台湾的50年中，正是日本疯狂对外扩张、发动侵略战争时期，因此台湾成为直接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的原料、加工基地。

殖民同化

日本占领台湾，在搜括和掠夺之外，就是图谋永久统治台湾，就是想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动。任何一个中国人，谁也不会忘记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推行的“皇民化运动”。日本殖民当局从侵占台湾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做起永久霸占台湾的美梦，开始推行殖民强制同化政策。

殖民同化政策之一是推行奴化教育。奴化教育主要措施有，一是推行差别教育和普及日语，在初级教育阶段，重视日本籍学童，就读的是“小学校”；轻视中国儿童，就读的是“公学校”和“国（日）语传习所”，高山地区的原住民儿童则进“教育所”，两类学校相差很大，无论在什么学校，都把日语当作基本语言。二是防止中国人接受高等教育。从中等教育开始，限制中国学生所学专业；高等教育更是明显，主要由日本人独占，而且除了医学专门学校及台南高等商业学校外，其他一切高等学校都在日本国内举行考试。在1928年成立的帝国大学（台湾大学）内，40年代日籍学生占81.8%，而中国学生则有18.9%。教学内容更是以传播殖民主义文化为主，有关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化均在排挤之列，以从根上切除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

在奴化教育中，殖民当局规定每个中国学生必须有一个偏名，就是在名字的第二字之后加上班级数，然后再加一个“郎”字，因此李登辉就有过“李登三郎”、“李登五郎”等不沦不类的名字。后来李登辉起了一个正式的日文名字“岩里政男”，而他的兄长李登钦则更名为“岩里武则”。类似这样变中国名字为日本姓名，发生在日寇发起的“皇民化运动”时，但是收效甚微。

殖民同化政策之二是推行“皇民化”。日本占领台湾的还一个目的，是为了把台湾作为侵略中国的前进基地，为此它们进行了各种努力。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压制台湾民众的爱国热潮，“培养忠良帝国臣民的素质”，把台湾建成进攻华东、华南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基地，日本第17任总督小林跻造在1936年9月到任不久，即开始推行“皇民化运动”。罪恶的“皇民化运动”，从一开始就遭到台湾人民的唾弃。

“皇民化运动”开始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不久，1937年9月30日，日本殖民当局在台北市公会堂召开“（日本）国民精神总动员讲演会”，臭名昭著的“皇民化运动”就此开始。主要内容是，进行亲日思想宣传和精神动员，极力消除台湾民众的祖国观念，灌输大日本臣民思想。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皇民化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即“皇民奉公运动”。1941年4月9日，殖民当局成立了“皇民奉公会”。奉公会由时任总督的长谷川清兼任总裁，自总督府到街庄都设有分会，并且均由当地的行政长官负责。此外，还成立了奉公团、青年学生报国会、青年奉公会、女青年奉公会、产业奉公会、核心俱乐部、模国挺身队等名目繁多的外围组织，作为推行“皇民化”的社会基础和基本力量。

要想禁止一种文化，首先必须禁止相应的语言、文字。禁止汉语，强制推行日语是“皇民化”的主要内容。就在“七七事变”前后，日本总督府下达了撤销全台学校汉文科、废止各种报刊中文版的命令，同时颁布相应的惩罚措施，强迫台湾民众学习、使用日语。在“七七事变”前后，台湾花莲厅发布训令，规定公务场合如果不用日语者立即解职。在台湾许多地区，规定不学日语者征收过怠金。各种苛刻的惩罚禁令数不胜数，甚至如果买车票时听不懂日语，得到的回答是：“你不是皇民，买票要到后边去。”在学校说一句汉语罚款一钱。日本殖民当局公开叫嚣：“绝对禁止使用台湾语和汉文，不满者滚回支那去。”禁止汉文汉字，是日本文化侵略中最毒辣的一招。

日本殖民当局在禁止汉语汉文的同时，强行推行日语。1936年全台强制设有日语讲习所3832处，被迫参加的学生为205214人。1940年增加到15833处，学生763263人。到日本投降前夕，各地奉公班均开设夜间学习日语所，各类学生超过100万人，这在当时5名台湾民众中就有1人在学习日语。对居住在山区的原住民，日寇也不放过，强行推行日语，仅1939年间就设立日语讲习所265处，设立日语普及会11处。据有关资料显示，台湾的日语普及程度有所提高，1936年为32.9%，1940年达为51%，1944年则为71%。这是日本总督府的统计，虚假的成份很高。

“皇民化运动”不仅是从语言、文字上做文章，宣扬“日式文明”，还强迫中国人从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文化艺术、时令节气等方面向日本方式看齐。为使台湾民众生活日本化，严禁信仰民间的各种传统宗教、神灵，烧毁台湾民间的诸家神灵，专设日本的天照大神，并且强令在10月27日各行各业都要祭祀；中、小学则规定每月1、8、15日都要按时参拜神社。每逢10月27日，在台湾各地就能看到这种情况，在日本警察、官员的监督下，台湾民众来到设在各地的神社参拜。以清除流行于中国人民中间的宗教活动。

在社会习俗方面，日本殖民当局下令撤销春节等传统节日；台湾家庭必须使用日本的风吕（澡盆）、便所、塌塌米，妇女必须穿和服；吃饭要吃日本料理；行礼要行日本90度的弯腰礼；结婚要在日本花嫁神前结婚；葬礼要采用大和安葬式。

为减少中华民族的色彩，日寇当局下令禁演传统的布袋戏、歌仔戏、歌谣，禁止汉文文学作品，组织演唱戏剧、青年剧、日本军歌等，“灌注大和魂”，宣扬日本精神、日本军威、国体明证、大义名分等。

日本种种统治口号的改变，目的都是为了加紧在台湾的掠夺。推行“皇民化”也是如此，日本借机加紧对台湾人民的欺骗和搜刮。宣扬“臣道实践”和“奉仕”，提出“全岛无一人不为圣战而劳动”，在产业领域组织起形形色色的“挺身队”、“奉公队”，榨取工人、农民的劳动成果；强迫开展“金报国运动”，发行“奉公债券”、“报国债券”，挨家挨户搜括民间藏金。仅1944年，台湾负担的日本军费高达1.5亿元，这全是靠明征暗夺而来，成为日本维持全面战争的重要补充。

为挖掉中国人身上的中国根，从40年代初期起，日本殖民当局又开始禁止中国人使用中国名字。1940年2月，日本殖民当局宣布“恩准”台湾人改用日本式姓名。表示本人提出申请，只要经过知事厅长许可，即可以改变自己的姓名。事实上，改用日式姓名运动，却是靠政治高压强迫推行的。殖民当局设立更改姓名推进会，由警察胁迫改名，有一些汉奸当然求之不得，也有一些供职于殖民机构和日人公司的人，因为生存的需要也跟着改名。在殖民者的淫威下，1941年间改名的有71875人，第二年有约10万人，日本投降时，同意改名字的人也极为有限。

日本殖民当局为加速推行“皇民化运动”，对于全天候使用日语和日本化生活方式的家庭，则奖赏其为“国语（日语）家庭”，在当时紧张的物资供应下，享受比一般人更多的食物供给等优惠待遇，以从物质上进行诱拉。

日本殖民者废尽心机推出的“皇民化运动”，从来没有达到所期望的目标。这是因为日本侵略者要釜底抽薪，妄图彻底割断当地中国人的祖国情结，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人不可能忘掉祖国语言，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仍然用汉文、汉语。祭祀、生活习惯很多是在民间和家庭中进行的，所以真正过“皇风生活”的台湾民众几乎没有。改中国姓名为日本姓名的，只占极少数。

日本把台湾作为侵略中国大陆的前进基地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是征集当地中国人参加日军侵略阵营。在“皇民化运动”后期，日本殖民当局则把征集当地青年参加侵略战争当作主要任务。1943年实施陆海军特别志愿兵制，1945年实施征兵制，由日本侵略者强征入伍、为日本卖命而战死的中国人达3万余人。至于在战争期间被日本强征入伍的更是多达207183人，这还是根据日本厚生省的统计，实际上肯定超过此数。

㈣ 特朗普又被调查了，为什么美国各界开始针对特朗普

因为特朗普的执政能力非常的弱，而且在美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的时候，特朗普还不戴口罩到户外打高尔夫，这也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表现。

㈤ 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以及对中国的影响

金融危机成因详解
【摘要】震惊世界的金融风暴席卷而来，全球正面临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由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全球金融体系的长期失衡，这场源自美国的金融风暴，波及范围之广、冲击力度之强、连锁效应之快都是前所未有的，它给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忧虑。可以预见，危机的演变以及各国的应对将对全球金融、经济乃至于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金融危机 房地产泡沫 金融监管 游资攻击
这场金融危机的成因，涉及美国的消费模式、金融监管政策、金融机构的运作方式，以及美国和世界的经济结构等各方面因素，尽管各方的说法还不尽一致，但以下几点已为多数人所认同。
一、房地产泡沫是危机的源头祸水
次贷危机说到底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引发的危机，而房地产泡沫的催生既和美国社会的“消费文化”有关，也和美国不当的房地产金融政策和长期维持的宽松货币环境有直接关系。
美国经济长期以来一直有高负债、低储蓄的特征，不但居民大手大脚地借债消费，而且国家也鼓励大规模借贷和超前消费。近年来，个人消费支出占美国GDP的比重达到了70%的历史新高。从2001年末到2007年底的6年中，美国个人积累的债务更是达到过去40年的总和。可以说，美国政府和社会近年来一直是在债台高筑的危险状态下运行的。
美国人近年来不断增强的消费勇气主要来自于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为了应对2000年前后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和2001年“9·11”事件的冲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打开了货币闸门，试图人为改变经济运行的轨迹，遏止衰退。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美联储连续13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使利率从6.5%降至1%的历史最低水平。
货币的扩张和低利率的环境降低了借贷成本，促使美国民众蜂拥进入房地产领域。对未来房价持续上升的乐观预期，又使银行千方百计向信用度极低的借款者推销住房贷款。所有的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了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上。在2001年至2005年的5年中，美国自有住房者每年从出售房屋、房屋净值贷款、抵押贷款再融资等套现活动中平均提取了近1万亿美元的“收益”。当经济开始周期性下滑，货币政策出现调整，利率提升，房价暴跌，泡沫也随之破灭，整个链条便出现断裂，首先是低信用阶层的违约率大幅上升，从而引发了次贷危机。
二、金融衍生品过多掩盖了巨大风险
传统上，放贷银行应该把贷款记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并相应地把信用风险留在银行内部。但是，美国的大批放贷机构却在中介机构的协助下，把数量众多的次级住房贷款转换成证券在市场上发售，吸引各类投资机构购买；而投资机构则利用“精湛”的金融工程技术，再将其打包、分割、组合，变身成新的金融产品，出售给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这样一来，提供次贷的银行变魔术般地销掉了账上的抵押贷款这类资产。表面上看，这是皆大欢喜的“金融炼金术”：购房者能以极低的首付款甚至零首付获得房产；提供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不必坐等贷款到期，通过打包出售债权方式便提前回笼了资金；提供资产证券化服务的金融中介可以在不承担风险的情况下赚取服务费；由抵押贷款演变成的各种新型金融产品，又满足了市场上众多投资者的投资牟利需求……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调查，美国次贷总额为1.5万亿美元，但在其基础上发行了近2万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进而衍生出超万亿美元的担保债务凭证（CDO）和数十万亿美元的信贷违约掉期（CDS）。
资产证券化所创造的金融衍生产品本来可以起到分散风险、提高银行等金融机构效率的作用，但是，资产证券化一旦过度，就加长了金融交易的链条，使美国金融衍生品越变越复杂，金融市场也就变得越来越缺乏透明度，以至于最后没有人关心这些金融产品真正的基础是什么，也不知道其中蕴含的巨大风险。
在创新的旗号下，投机行为一波一波地被推向高峰，金融日益与实体经济相脱节，虚拟经济的泡沫被“金融创新”越吹越大，似乎只要倒腾倒腾那些五花八门的证券，财源就可滚滚而来。通常，虚拟经济的健康发展可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但是，一旦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支撑，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起初1元钱的贷款可以被逐级放大为几元、十几元甚至几十元的金融衍生品，金融风险也随之被急剧放大。当这些创新产品的本源——次级住房信贷资产出现问题时，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就犹如空中楼阁，轰然坍塌下来。
三、美国金融监管机制滞后，致使“金融创新”犹如脱缰之马
以负有维护美国经济整体稳定重责的美联储为例，它只负责监督商业银行，无权监管投资银行；而负责投资银行的监管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只是在2004年经过艰难谈判后才获得监管权的。这就使得像美国国际集团（AIG）这样涉及多领域的“巨无霸”，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处于根本无人监管的灰色地带，可以自由自在地进行“金融创新”。
金融评级机制在此次危机中，也出现了严重失误。那么多金融机构的贷款出现了问题，它们发行的金融产品有那么多漏洞，金融评级机构居然“视而不见”，使很多问题债券、问题银行能够长期被评估为“优等”。一位在某评级机构的结构性金融产品部门工作的业内人士形象地说，什么都可以评级，我们甚至可以评估一头被结构化的母牛。这无异于在鼓励华尔街大施“金融炼金术”，肆无忌惮地四处“圈钱”。
由于国际金融体系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而美国又无视一些国家多次提出的加强监管的建议，因此，整个国际层面也缺乏有效的金融监管。在监管滞后的整体气氛下，金融机构的贪婪性迅速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