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會中干預的例子

⑴ 積極不幹預的典型事例

當中例子包括：
·1970年代的十年建屋計劃、興建地鐵
·1983年實施聯系匯率，將港元與美元掛鉤
·1987年股災時聯交所停市4天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中，香港政府入市干預，動用近1200億港元的外匯儲備，分別出擊外匯、股票和期貨市場，打擊國際炒家
·董建華擔任特首時期，投資數碼港和香港迪士尼樂園。
1999年9月，當時的政務司陳方安生曾經為投資數碼港辯護，稱數碼港是政府的例外處理，而積極不幹預則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干預。
2002年6月，唐英年曾批評過港英政府標榜的「積極不幹預」政策是「騙人」的，他認為抽稅、築路、興建公營房屋、工業村等，均是干預，是任何政府都會做的；最重要是如何以公開、公正的政策改善營商環境。
2006年9月11日，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明確表示，特區政府並不奉行積極不幹預政策，並指這是「很久以前」的事。由於此言猶如2000年6月29日，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同樣稱當年八萬五房屋政策「不說便不存在」，引起政界人士嘩然。
2006年10月6日，一直視香港為「自由經濟的最後堡壘」的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佛利民，在《華爾街日報》發表〈香港錯了〉（Hong Kong Wrong）一文，抨擊香港政府令「積極不幹預」制度夭折，是香港的「悲哀」，令香港「不再是自由經濟的閃亮象徵」。

⑵ 中國出生缺陷干預救助基金會是騙人的嗎

中國出生缺陷干預救助基金會（簡稱「基金會「）遺傳代謝病患兒救助項目（簡稱「本項目」內）獲得中央專容項彩票公益金支持，旨在針對符合救助條件的我國遺傳代謝病患兒實施救助，資助其進行疾病診斷，提供治療費用，防止病程繼續發展和致死致殘等嚴重並發症的發生，為提高我國整體人口素質做出貢獻。
一、申請人資格：
（一）14周歲以下（含14周歲）、家庭經濟貧困、患有可臨床確診並有效治療的遺傳代謝性出生缺陷疾病的患兒。
（二）通過國家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包括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城鄉醫療救助等制度）報銷比例達到90%的地區以外的遺傳代謝性出生缺陷疾病患兒。

⑶ 政府幹預經濟有效例子

97年亞洲金融風暴(香港)

⑷ 大學教育基金會（社團法人，有投資業務范圍）出資到股權投資基金或擬上市企業，有什麼障礙有哪些例子

《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於企業登記管理若干問題的執行意見》》（工商企字［內1999］第173號）規定，社會團體自身不容得從事經營活動，但社會團體具備法人資格的，可以作為公司股東或投資開辦企業法人，但依照中共中央、國務院的規定不得經商辦企業的除外。
從規定上看，如果沒有特別限制，投資企業法人是沒有障礙的，尤其是業務范圍里有投資一項。
從實踐中看，也有投資擬上市公司的案例。比如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投資農行，南京大學教育基金會投資通鼎光電等等。
還不太掌握出資到股權投資基金的案例，有的地方工商局不允許作為基金會作為股權投資基金的合夥人注冊，從規定上說也有道理，因為規定只允許投資法人，所以合夥制的投資基金按道理是不能投的。如果股權投資企業是按公司注冊的，那理論上是可以出資的。

⑸ 政府是怎麼干預經濟的 舉個例子

大蕭條讓美國政府開始干預經濟

羅斯福當選後，開始進行大刀闊斧的干預經濟，對生產資料部門進行直接或間接調控。

第一項措施，要求國會通過《農業調整法》。這個法律規定，農業部長可以和農民達成協議，休耕一部分土地，屠宰牲畜，減少農產品產量，提高價格。同時規定了農產品的最低價，一旦低於某個價格政府就出面收購。這是明目張膽的不按照市場經濟規律辦事。

其次，通過《國家工業復興法》來防止盲目競爭引起的生產過剩。根據《國家工業復興法》，各工業企業制定本行業的公平經營規章，確定各企業的生產規模、價格水平、市場分配、工資標准和工作日時數等，以防止出現盲目競爭引起的生產過剩，從而加強了政府對資本主義工業生產的控制與調節。維護工人的權利和尊嚴。

從大蕭條以後，美國政府開始對經濟進行全面的宏觀調控。農業成了被管制的部門，工業也被納入管理的軌道，金融業也完全納入政府的調節之中。美國不再是市場供求決定價格和資源分配，而是靠政府。美國政府的支出佔GDP的比重從19世紀的2-5%，在羅斯福新政後達到20-25%。

(5)基金會中干預的例子擴展閱讀：

特徵

1、調控的主體為國家。與微觀經濟管理行為不同，宏觀經濟調控的主體是國家而不是具體的經濟活動主體。

2、調控的主要方式主要表現為經濟政策，它是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法律制度化表現，是一種「政策性法律」。

3、調控的效力多為引導和鼓勵。由於宏觀經濟調控多以政策性出現，政策的效力是在於引導和鼓勵，而不是在於強制執行或者加以處罰。

4、調控以社會整體經濟發展為出發點和歸結點，體現出綜合性。

⑹ 英語翻譯

NGO，英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一詞的縮寫，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統下，不被視為政府部門的協會、社團、基金會、慈善信託、非營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營利為目的的非政府組織。
NGO在全球范圍的興起始於20世紀80年代。隨著全球人口、貧困和環境問題的日益突出，人們發現僅僅依靠傳統的政府和市場兩級還無法解決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問題。作為一種回應，NGO迅速成長並構成社會新的一級。
NGO不是政府，不靠權力驅動；也不是經濟體，尤其不靠經濟利益驅動。NGO的原動力是志願精神。
一個發達的現代社會需要發達的非政府組織。據調查，美國非政府組織總數超過200萬個，經費總數超過5000億，工作人員超過900萬人。如此龐大和活躍的非政府機構（NGO），是與美國「大社會，小政府」的制度結構相配套的。這種制度的來源，與美國建國之初移民互助自助的傳統有關。
非政府組織的經濟來源主要是社會及私人的捐贈。比如美國有力量極其強大的各種私人基金會支撐美國的各種NGO。同時，國家從稅收上確立捐贈部分可以抵稅的制度，以鼓勵捐贈。

NGO是政府有效的「減壓閥」和「穩定器」，還有著不可忽視的精神功能。NGO在中國有兩種：一種是自上而下的NGO，具有較長的歷史和「半官方」的特色；另一種多由民間人士自發成立。目前全國稍具知名度的民間自發公益類NGO大約在300家左右。中國NGO主要集中在環保領域、婦女領域、扶貧領域，如北京的「自然之友」、「地球村」、「綠家園志願者」，天津的「綠色之友」、江蘇徐州的「綠色之家」等。
NGO的精髓在於「GO」，在於政府組織，因為NGO的目的是關心公共事務，是要干預公權力的執行，甚至於直接搶奪公權力在自己的手中。在國際社會中，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說明，NGO足以影響各國政府的決策，例如1999年WTO西雅圖部長級會議、今年WTO坎昆部長級會議，NGO的影響力從場外延伸到場內，WTO當中對於各國勞工、環保、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等等不利的談判，NGO一直在給予干擾和阻止，可以說對世界貢獻良多。就算在一國之內，NGO也常常有決定福利、國家法令、政府資源分配等方面的影響力。
這個世界上三種關鍵力量，就是國家、市場與公民社會，而NGO就是代表公民社會的力量。國家的公權力，是一國之內唯一合法的暴力機構，被稱作國家機器，有軍隊、警察、法院，能夠強制執行各種法令，還能夠與國際上其它國家簽署協議，而且要簽定國遵守。國家機器，就是合法的暴力。而市場，就是金錢的力量、企業的力量，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追求利潤，其它皆為次要。如果不受其它因素制衡，將會對人類社會造成嚴重的傷害。最後，NGO就是公民社會的力量，把社會上的公民組織起來，發揮對公共事務的影響力，要求國家去約束市場的力量。
國傢具有公共性質，但是有時候會「政府失靈」，不能反映民意，這時候要由NGO代表公民社會的力量來矯正。現在政府出現在國際場合，不能完全代表民意，一定要有NGO在場才行，才有代表性。市場也會「市場失靈」，譬如在台灣許多大商家不用繳稅，居然還退稅！因此，公民社會的力量就有必要出現了。
國家、市場、公民社會這三者不斷地彼此互相影響。公民社會要求國家的公權力下放，釋放公家資源給一般大眾，同時也向企業要求進行「公司整治」，取得獨立董事的席位，介入企業的經營，以迫使大企業照顧一般民眾等「利害關系人」的利益，不再只照顧股票持有人的利潤。
[NGO面臨的問題
但是，國家和企業也會對公民社會「反作用」，對NGO滲透，這種事情天天在進行當中。譬如國家釋放資源給NGO，讓它接政府計畫案，用資源來收買，NGO就不會對政府做得「太過分」；或者以法律特惠，保障NGO的地位，藉此收編NGO。在歐洲，有一個專門術語叫做「統合主義」（corporatism）在指這種情況，例如北歐，國家立法強制所有勞工加入總工會，大部分勞工福利事宜、薪資、勞動條件等等都由總工會與政府談判來加以保障，但是總工會保障勞動力的穩定，不會亂搞罷工抗議，國家因此可以穩固地進行統治。這就是歐洲，尤其北歐的所謂福利國家的真相。在台灣有些人討論到福利國家，立刻大叫「哈里路亞」，好像不知道福利國家還有這些層面。除了工會之外，很多NGO也是一樣被收編或者被攏絡，這種NGO，其實是G-NGO，是有利於政府的NGO。
企業一樣會收編NGO。許多NGO是企業出錢贊助，不會做出損害企業利潤的事情，民眾利益和企業沖突的時候，它們就縮回去，不會站在公民社會的立場據理力爭。如NIKE會自己組成勞動條件調查的NGO，以沖淡外界對於NIKE用血汗工廠賺取暴利的批評。這種NGO，其實是 BR-NGOs，Business Run NGOs，由企業進行運作的NGO。
所以，從事NGO工作的人，一定要清楚其實NGO是有AGO的性質，就是Against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帶有「反政府」性質。我並不是指無政府主義，而是維持NGO的獨立地位，不同於國家和企業對於統治與利潤的追求，而是以公民社會的需求為第一優先。NGO鼓動小公民參加大社會，也就是參加公共事務，這樣才會形成所謂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以公共關懷作為他的歸屬，鼓勵大家的眼界，從局部到整體，從小到大，這才是civil society。在東方社會，這種精神恰好最為缺乏，由此可見，我們在東方社會中推動NGO的重要性。
[編輯本段]國際知名NGO
綠色和平組織：當今國際上影響最大的環保NGO之一。自1971年在美國反對阿拉斯加州的核實驗基地以來，綠色和平組織以其激進、頑強、堅定而聞名於世。
無國界醫生組織：1971年成立於法國，主要由一些醫療救助志願者組成，目的在於向人們提供醫療救助，特別是賑災援助。
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成立於1969年，宗旨是防止對動物的虐待行為。
美國福特基金會：1936年創立，全球最大的私人基金會之一。1988年，福特基金會是第一批被中國政府允許在中國設立辦事機構的國際非政府組織之一。
英國救助兒童會：英國最大的國際非政府組織之一，成立於1919年，是救助兒童會國際聯盟的重要成員。英國救助兒童會以倫敦為總部，在全球60多個發展中國家開展項目。
日本笹川和平財團：成立於1986年，為了進一步促進中日友好關系，笹川和平財團與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共同設立了中日友好交流基金，總額為一百億日元（約6.5億元人民幣），是迄今中日間數額最大的民間友好交流專項基金。
國內知名NGO
自然之友
1993年6月5日，自然之友的幾位發起人舉辦了中國首次民間自發的環境研討會 —— 「玲瓏園會議」。1994年3月31日，自然之友成立，標志著中國第一個在國家民政部注冊成立的民間環保團體誕生。創始人是梁從誡、楊東平、梁曉燕和王力雄。其中，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文化書院導師梁從誡教授任會長，社會文化和教育問題專家楊東平教授任副會長。自然之友支持政府保護環境的各項政策、法規和措施，盡可能地予以配合和監督。十多年來自然之友累計發展會員8000多人，其中活躍會員3000餘人，團體會員近30家。我們累計獲得國內國際獎15餘項，如「亞洲環境獎」、「地球獎」、「大熊貓獎」和菲律賓「雷蒙·麥格賽賽獎」。各地會員熱忱地在當地開展各種環境保護工作，已有多位會員榮獲各級嘉獎，由自然之友會員發起創辦的NGO已有十多家。歷經十年的創立與發展，自然之友成為中國具備良好公信力和影響力的環境NGO, 對中國環保事業和公民社會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並已成為標志性組織之一。
NGO發展交流網 http://www.ngocn.org
簡稱NGOCN,由兩名志願者發起,成立於2005年,是國內最大的NGO交流平台之一,其旨在通過網路和現實的互動,推動公眾參與社會服務,構建中國公民社會.NGO發展交流網站提供大量關於NGO業內的動態,招聘招募等信息,並於實地設立昆明草根公益支持中心,支持有志青年,草根組織參與各類NGO相關學習實踐,
「綠色江河」
以推動和組織江河上游地區自然生態環境保護活動，促進中國民間自然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開展，提高全社會的環保意識與環境道德，爭取實現該流域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為宗旨。
「綠色江河「的主要任務是：組織科學工作者、新聞工作者、國內外環保團體等對長江上游地區進行系列環境科學考察；建立長江源頭自然生態環境保護站；出版宣傳生態環境保護的出版物及美術、音像作品；開展群眾性環境保護活動及國際間生態環境保護的學術交流。
「綠色江河」目前正在推進的活動是「保護長江源，愛我大自然」計劃。
濟溪環境交流網路
濟溪環境交流網路(濟溪，GSEAN )是一家為環境公益行動者提供信息交流和學習平台的民間環保組織，由一群年輕的中國環境保護志願者於2004年12月創立。我們的主旨是通過信息的分享和傳播讓更多人了解到參與環境保護的方法和途徑，讓發展中的環境組織得以成長起來，讓滿懷夢想的環境保護活動者擁有更大的力量。
濟溪網站提供各類環境保護要聞和評論、各種環境組織的活動和資源信息，並提供一些有用的環境活動和組織發展相關資料下載，並熱切歡迎各環境組織和活動者把自己的最新活動信息和可提供的資源支持發布到濟溪網站！濟溪網站還通過論壇為環境組織和活動者提供交流空間，通過博客系統為其提供個性信息發布空間，其中，濟溪論壇已經成為中國最為活躍的環境活動者社區。濟溪會提供相對獨立的中英文版本網站，便於不同人群關注了解中國環境和社團發展情況。
濟溪會逐步擴展提供更強的功能服務於環境社團和活動者。
目前，濟溪在重慶注冊為重慶濟溪環境咨詢中心，有3名專職工作人員，同時還在北京設立聯絡辦公室。
網站：http://www.gsean.org

⑺ 沖銷干預和非沖銷干預，誰能用通俗的例子解釋一下

沖銷干預，即央行在進行公開市場操作時，再通過反向操作來抵消這種操作的負面效應。
比如，央行要穩定人民幣匯率，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向貨幣市場投入人民幣來購買美元，使人民幣匯率對外提升，但同時呢，央行又必須通過另一種方式來抵消投入人民幣所導致的通貨膨脹的產生，在這時就可以通過逆回購或者上調利率來進行抵消。
非沖銷干預就是不進行反向操作。

⑻ 什麼是慈善基金會誰能舉個例子，最好是非公募形式的！

補充上面說的，以老牛基金會為例：
老牛基金會（前身為內蒙古老牛公益事業發展促進會）成立於2004年12月28日，是由著名企業家、慈善家牛根生先生捐贈並發起設立的從事社會公益慈善活動的非公募基金會。老牛基金會登記機關為內蒙古自治區民政廳，業務主管單位為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金融工作辦公室。老牛基金會以「發展公益事業，構建和諧社會」為宗旨，業務活動主要方向是面向環境保護、文化教育、醫療衛生、「三農」事業及救災幫困等其他公益慈善事業。
2005年1月，牛先生攜家人捐贈了蒙牛乳業全部股份，並約定：在他有生之年，該等股份紅利所得的51%歸老牛基金會，49%歸個人支配(實際執行比例為，紅利的67%歸老牛基金會，33%歸個人支配)；待他天年之後，該等股份的紅利100%歸老牛基金會，家人只領取相當於北京、上海、廣州三地平均工資的生活費。牛先生有個理念：「從無到有，滿足個人，這是一種小的快樂；從有到無，回饋社會，這是一種大的快樂」。企業家捐出全部股份的，牛先生屬全球首例，故被譽為「全球捐股第一人」。牛根生捐到老牛基金會的股份，市值約合45億港元，大部分仍以股份形式存在，已變現9.55億港元。受其慈善行為之感召，蒙牛乳業創業團隊的十四位高管共同決定將來自外資股東獎勵股份的70%（約合3億元）捐出，用於社會公益慈善事業。
本會秉承牛先生的理念，在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金融工作辦公室和民政廳的指導下，積極規范地開展各項社會公益慈善活動。截至2009年底，本會向中國紅十字總會、中國扶貧基金會、中國醫葯衛生事業發展基金會、中國兒童聽力基金會、中國社會工作者協會、中華思源工程扶貧基金會、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李嘉誠基金會、李連傑壹基金會、北京大學、內蒙古自治區扶貧辦公室、內蒙古慈善總會、內蒙古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內蒙古農牧民書畫研究會、內蒙古扶貧協會、內蒙古學生聯合會、呼和浩特市紅十字會、呼和浩特市扶貧開發協會、呼和浩特市120急救指揮中心、和林格爾縣民政局等的五十餘個公益慈善項目捐贈款項合計約1.3億元。
隨著國家對民間公益慈善事業的重視與規范，本基金會亦將不斷發展壯大，為我國社會公益慈善事業的發展做出自己的努力。據我們了解，美國有5.6萬多家基金會，總資產近5000億美元(1美元約合人民幣8.2元)，其中獨立的私人基金會約佔85%，公司基金會約佔5%，兩項在數量和總資產上佔到了90%以上，它們均屬於「非公募基金會」一類；而面向公眾籌款的社區基金會和運作型基金會的總數和資產加起來還不及10%。毫無疑問，在美國，私人基金會占據著絕對領導地位，大的基金會幾乎都是私人基金會。
是否可以推斷，未來中國最具實力的基金會也是由私人設立的非公募基金會?我國的情況是現有私營企業200多萬家，千分之一就是2000家。而設立的資金門檻不高，稍有規模的企業很容易做到。所以相信在不太長的時間里，我們可以看到非公募基金會的大量涌現，以及由此帶來的我國基金會事業的繁榮和民間公益事業蓬勃發展的局面。

⑼ 有沒有什麼基金會失敗的例子或者企業做慈善而被拖垮的例子啊拜求答案！！

好像沒有。像福耀玻璃的曹德旺，不是名氣越來越大嗎！公司也越來越強嗎！當今的中國並不缺錢，缺的是德！真正講道德，講責任的個人和公司都越來越少了！像雙匯那麼大的企業，都亂搞！出了問題不但不深刻反省反而一直找借口，開會時竟高呼「雙匯萬歲」！。相比中國人最恨的日本鬼子，人家的問題大米代理商發生了食品安全問題後謝罪自盡。試問中國的奸商們有這個勇氣嗎？

⑽ 請舉出一個現實經濟生活中政府幹預失敗的例子，並剖析失敗的原因

弗里德曼曾經研究過美國政府醫葯管制的實例，發現負責醫葯管理的那些官員，負有極大的責任――如果他們審批後，發出許可的葯出了問題，那是有責任的，但是，葯賣了多少錢，他並沒有收益。這樣，對一個理性的官員來說，把新葯的申請報告壓在抽屜里，就是最合理的選擇。只要不批准，就不會有新葯，當然也就不會有假葯。因此，在實行葯品管制後，美國新葯上市的速度大大減緩，其後果是很嚴重的，用弗里德曼的話說，大量患者因為吃不到更新更有效的葯而導致的死亡人數，可能遠遠超出了政府防假葯減少的死亡人數。這可以說是管制失敗的一個具體例證。管制是西方的一個概念，英文是「regulation」，也就是使你按照某種規則行事。好比說，一個壟斷企業的定價高於正常的邊際成本，可能對社會造成效率損害，於是通過價格管制使得企業行為接近理想性競爭所能達到的行為，避免社會福利損失。通常，西方的管制只是給你提供一個市場競爭的框架。也就是說，它制定一種規則，你只能在這種規則下運轉。相比之下，政府幹預走得更遠，它是由政府部門、行政部門而不是讓你自己去決策的一種博弈規則。另外，政府之所以直接對企業決策進行干預，往往為的是達到政府想要達到的非經濟目標，這個目的可能與市場競爭和社會福利目標沒有任何關系，甚至完全偏離了市場競爭和社會福利目標西方在工業革命之後，奉行的是自由市場制度的原則，人們相信有一隻「看不見的手」會完善地引導著經濟運行，每個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後達到全社會最優，即所謂的「帕累托最優」。後來，人們認識到，市場本身可能存在著不完善，這個不完善會使得個人利益最大化行為無法達到帕累特最優，生產者可能損害消費者，或者對社會中交易的第三方造成損害。

一種情況是信息不對稱。比如說賣者坑蒙拐騙，買者不知底細，這在葯品市場最典型，所以美國成立了成立了專門對食品和葯品市場進行管制的食品醫葯管理局。另一類問題是外部性。企業得到了全部的好處但有一部分成本它沒有承擔，象企業排放污染就是這樣的例子，政府為此制定各類標准來限制企業排污。再就是企業的市場運作，可能會採取一些反競爭的行為。比如說，幾個企業聯合起來搞「卡特爾」定價，或者壟斷企業制定壟斷價格剝削消費者。

從根本上講，西方的管制是對他們所認為的正常的市場運轉出了問題後的一種糾正，西方人心中的基本理念仍然是怎麼去維護市場的公平競爭，怎麼使市場更加有效地運轉。他們普遍同意，自由簽約是最重要的，只要交易雙方的協議不形成對第三方的損害，管制就沒有必要；只有市場運轉會形成對他人利益的損害，而這種損害又無法通過當事人之間解決時，才需要有政府管制。我們不能否認管制有一定的理論合理性，但要進一步問，你管制的目的究竟是什麼？你的管制建立在什麼樣的管制動機的基礎上？另外，你的管制究竟能不能達到你所期望的效果？講市場可能會不完善，交易當事人可能會對第三者造成損害，而他本人不顧及這種損害，這只是指出了市場本身有不完備的地方，但是，我們不能由此簡單地推斷管制一定能解決這些問題。過去簡單地推論，只要市場有毛病，政府就應該管制，但國外幾十年管制的經驗，大量的案例已經證明管制可能比市場做得更壞而不是更好。我們必須清楚並不存在一個最優（first-best）選擇，我們只能選擇次優（second-best），或者說。兩害相權取其輕。

許多管制其實都是這樣。有一個樓堂館所失火了，我們馬上去追究消防隊員的責任，問你們當初是怎麼審批的。那麼這樣一種做法會有什麼效果呢？消防部門最好的一個決策就是我不批准搞樓堂館所。不批准，你就沒法失火。

中國目前的通貨緊縮也是管制失敗的例子。銀行家在市場中放出貸款，他知道有風險，與此同時他也有一個預期的收益。他與借款人談判，設法達到最好的風險收益比。而我們的金融體制呢？以往貸款沒有責任，銀行就亂貸款，剎都剎不住，現在是誰貸出去要終身負責，那我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貸或少貸，我貸出去我要終身負責，但貸得好我能享受多少收益呢？第一，在中國，管制之出現與西方經典理論的論述有很大不同，政府之所以要實施管制，主要不是因為市場失敗，而是因為政府作為國有企業所有者的利益驅動。第二，管製成本之高，超乎人們的想像，是社會所無法承受的。第三，管制之初衷也許是為了維護市場，但管制的內在邏輯決定了它一定會走向反面：管制越多，騙子越多，腐敗越多，效率越差，令市場經濟無法正常運轉。第四，市場經濟有兩大支柱即維護市場公平的法制和市場本身的信譽機制，而管制與信譽機制背道而馳，管制泛濫的地方，信譽必然淪喪，市場經濟的信譽支柱不復存在。第五，全球化、中國加入WTO以及互聯網發展的重大意義是使得政府面臨全球性競爭壓力，進而不得不放鬆管制，因此全球化可以說是政府變革的動力所在。第六，張維迎教授將「信貸配給理論」引入對中國證券市場的分析，這對理解爭論不休的中國證券市場提供了新的視野，極富理論價值。第七，從管制的話題中，張維迎教授還引申出對政府工作應以「制度建設為中心」而非「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觀點，值得全社會進行進一步深入探討。

考慮到推進中國改革的重任，本文的話題可以說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這是因為，中國經濟改革已經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許多方面已發生重大變化，例如，從對一般競爭性行業的放開進入到了對包括所有壟斷行業在內的改革；從主要在企業層面的改革進入到了政府層面的層面；從單純出口產品、引進外資的低層次對外開放進入到了融入全球化、全面與國際接軌高層次對外開放階段；從不斷克服保守勢力阻撓、初步確立市場秩序進入到了需要努力克服既得利益阻撓以進一步完善市場的階段。但是，人們對於市場經濟的認識仍有諸多模糊的地方，對於進一步改革的方向仍有諸多不甚明確的地方，特別是對市政與政府的關系仍然不甚了了，一些作法扼殺了市場信譽，不自覺地背離了改革方向。如果說前20年的改革取決於如何改企業的話，那麼後20年的改革將取決於如何改政府，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認識政府及政府管制、如何通過放鬆管制來推進改革，保障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就是最重要的。

過去20年，中國改革開放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就，但這並不意味著未來會一帆風順、高速增長會一如既往。事實上，世紀之交的中國經濟增長在現有體制框架內已經失去高速增長的勢頭，如果只是在宏觀政策上變戲法，而不果斷下大力氣在放鬆管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在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方面邁出堅實有力的步伐、如果政府仍然將主要精力用於抓經濟而不是轉向維護市場公平的法規建設，最大限度地讓市場信譽機制起作用，中國經濟增長在新世紀所面臨的機遇就有可能失之交臂，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就有可能在法定壟斷所造成的既得利益階層的阻撓下陷於停頓或者迷失方向、扭曲變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