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社會保險基金規模

『壹』 我國社會保險基金管理的改革與發展

我也不知道你需要具體的哪一方面我就簡單的說說
深化我國社會保障改革的理論思考
前言:近年來,中國的社會保障改革似乎又進入了一個關鍵時期,理論界和政策層面一些人士各種議論紛紛,包括主張再來一次顛覆性改革的,包括只要濟貧制度而不要社會保險的,以及要求回復到現收現付模式的,等等,不一而足。作者在2000年曾先後參與在中南海、釣魚台等地方召開的中國社會保障改革內部座談會,並就國務院今年頒發的新的改革方案較系統地闡述過自己的觀點,作者是主張在現行框架下推進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新方案體現了這一指導思想。現將作者的部分發言加以整理並公開發表出來。
影響社會保障制度的因素是非常復雜的,不能僅從經濟的或政治的或社會的層面去考慮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縱觀世界,可以發現,任何社會保障制度的產生與發展,幾乎都不是由單一因素決定的。否則,我們就很難理解為什麼社會保險制度不是最早出現在發達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英國,而是出現在較為薄弱的德意志?為什麼在一些福利國家陷入重重困境的同時,亦還有澳大利亞、丹麥等國家卻在繼續強化並保持著福利國家模式的健康發展?為什麼美國作為世界上最發達的經濟大國,卻還有4000萬人口缺乏基本的醫療保障,而中國卻在計劃經濟時代建立了惠及全民的醫療保障體系?為什麼許多西方國家學者或國際組織在建議中國養老保險制度採用智利模式的同時,卻根本不可能在其本國實施這種完全由個人負責的制度?等等。對此,唯一的解釋便是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確定乃至修訂,均要接受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乃至歷史文化、倫理道德的影響,依賴單一因素所做出的決策通常不會是最優決策,大多將註定要遭遇失敗的命運。清楚地認識這一點,對處於漸進改革、綜合轉型時期的我國而言,更是有著重要意義。因此,在我國社會保障改革事業進程中,就必然需要綜合考慮多元因素的影響,並在推進中確保求穩、求妥、不留後遺症。
有必要堅持在現行框架下推進改革的基本取向。這一觀點的主要理由有三:首先,社會保障的直接功能是解除國民的後顧之憂,這種制度自產生發展至今就是建立在政府信用、連續穩定的基礎之上的。必須承認,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自改革以來已經遇到了信譽危機,這種信譽危機起因於社會保障網的殘缺、改革政策的不穩定性、社會保障待遇的無法全部兌現,以及過分強調個人負責的輿論渲染;它的直接後果就是導致了居民對政府信用的懷疑和對自己未來生活的信心不足,而維護社會保障的信譽、政府的信用和重振國民對未來生活的信心,均需要保持改革政策的連續性和相對穩定性。其次,社會保障改革以來所確立的基本原則與方針,既考慮了國家、企業與個人的責任分擔,又較好地兼顧了公平與效率,從而是值得肯定的,新制度在實踐中遇到的問題並非新制度自身造成,而是歷史因素及其他現實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因此,當前應當討論並需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是如何消化歷史包袱,改善制約新制度生存與發展的現實條件,如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加快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完善資本市場等等,而不是放棄正在改革中得到確立的新制度框架。再次,維護現有制度的基本框架,還是因為特殊的國情決定了我國既不可能重走由政府完全直接負責的現收現付制老路,也不可能走個人完全積累的極端激進型道路,而中間道路卻是一種比較理性的選擇。因此,我堅持認為下一步改革的深化應當在現有基本框架下進行,但現有框架仍然需要完善。
需要樹立公平優先、兼顧效率、調節收入分配、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指導思想。社會保障的產生與建立這種制度的根本目的,即是為了維護社會穩定、矯正「市場失靈」、實現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它受整個社會經濟關系(在我國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制約,但自身卻必須是公平優先,在此基礎上兼顧效率(這里的效率是指社會保障自身的效率),實現可持續發展。如果說改革開放初期,是「平均主義」與「大鍋飯」盛行,需要矯枉過正;那麼,經過20年來的發展,情況又確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即收入分配不公已成新的社會問題。因此,我們既不能為了公平而放棄效率,也不能對貧富差距擴大化問題視而不見;社會保障改革應當有利於保護低收入階層的利益,改革的推進不能將職工對改革的熱情變成對改革的憎恨。針對目前的現狀,我認為提高社會保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力度是完全必要的,它很自然地應當包括開辟社會保障新的籌資渠道、盡快推進社會保障制度的廣覆蓋、適度提高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中社會統籌中的份額、建立完整的對貧困居民的社會救助政策等。
在確定政府主導、責任共擔、水平適度、監控有力的基本思路的同時,堅持漸進改革。基於中國的現實國情,包括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綜合影響,在我國社會保障改革和制度建設中,既要避免構成政府的沉重負擔,也不能對家庭或個人構成巨大壓力,在整個社會並未像前蘇聯、東歐國家及智利等發生劇變的條件下,社會保障改革不能走向極端也不可能走向極端。理性的思路就是要建立一種政府主導、責任共擔、水平適度、有效監控的新型制度;理性的策略則是不能急於求成,而是同樣需要漸進式地推進。例如,計劃經濟幾十年造成的中老年職工養老金欠帳,就絕對不是現在一代人或一屆政府可以償還的,任何寄希望於一代人或一屆政府完成這樣巨大的還帳任務,不論採用何種手段,都是不現實的,也是註定行不通的。因此,採取自然過渡的方式來消化歷史欠帳,促進新制度的最終確立,或許是一條最適合中國現實國情的選擇;即國家只保證做實已經進入新的養老保險制度的人的個人帳戶,而對此前的欠帳仍然採取現收現付方式,其結果必然是進入新制度中的人越來越多,而完全現收現付者自然減少,只不過需要的時間可能長一些,但償還歷史巨額債務卻不會構成現時的巨大壓力,我們仍然會沿著改革中確定的既有目標前進。
在改革策略上宜採取多層次與多元化相結合、官民結合、統放結合、強制性制度安排與發揮市場及家庭或個人作用相結合。我的這些觀點其實早已在多個場合闡述過,但仍有重復的必要,因為我始終認為這是我國社會保障改革中應當盡快採取的措施,這些措施的採取將能夠解決很多現實問題。例如,強調多層次與多元化相結合,並將多元制度安排作為必要的過渡,將能夠解決不同群體對社會保障的不同需求,從而既能夠減少改革的阻力與即期成本,又不會扭曲邁向改革目標的路徑,因為至少在現階段,我國還不具備建立一元化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客觀條件;強調官與民相結合,是基於責任共擔的改革方向,充分調動民間的、社會的力量,如在企事業單位自願基礎上建立補充保險制度,大力發展慈善機構及其他非營利性組織並對慈善事業給予直接的稅收優惠等,均可以不斷壯大民間力量,彌補政府力量的不足。強調統與放相結合,就是要對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社會保障事權進行明確劃分,實現中央統一決策與分級負責相結合,最好是在人大立法中對此予以明確,在層次上應當實行社會保障的基本原則由立法規范,中央則統一管理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軍人社會保障制度及重大災害的救濟等少數社會保障項目,其他社會保障項目則應當下放,由地方政府充當直接責任主體,職責劃分明確、中央與地方協調推進,將使社會保障改革進展順利。強調強制性制度安排與發揮市場及家庭或個人作用相結合,是在不損害受保障群體的利益的條件下,對能夠由市場替代的盡量由市場提供,可以由家庭提供的應當鼓勵並有相應的政策支持家庭提供(如老年人的家庭扶養問題等)。在此,尤其需要始終維護家庭保障的基礎作用,如哺幼養老既是我國傳統倫常所要求的基本道德,更是我國《婚姻法》、《繼承法》、《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等多部現行法律所明確規范的,因此,國家在考慮社會保障制度安排時應當與這些法律相銜接,並促使獲得雙重效果。
關於費改稅問題。對這個問題,需要分層次來考慮:一方面,我贊同開辟新的稅收渠道或者將原來的有關稅種收入用作社會保障支出(即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如個人所得稅、遺產稅、非慈善性捐贈稅乃至特別消費稅或其他附加稅,這些稅收都屬於收入分配調節范疇,用於社會保障支出屬於恰到好處,從而值得決策層採納;另一方面,我對目前討論得更多的社會保險費改稅問題卻持有與大多數人不同的觀點,即社會保險費改稅應當緩行,因為這種改變不利於控制國家財政的責任,亦並不能真正解決現有的一些問題。具體理由包括:一是征稅與征費的強制性強弱,不在於名稱而在於對社會保險基金籌集的立法,即社會保險法與稅法的效力是完全相同的,因此,那種寄希望於通過征稅來解決征繳難問題的人至少是對社會保險費、稅在世界上不同國家所具有的同等強制性不了解;二是費、稅之爭不是簡單的籌資手段之爭,而是必然涉及到採取何種制度模式的問題,國際上凡採取完全積累或個人帳戶的國家,都是採取征費方式而非征稅方式來籌集社會保險基金,而採取現收現付模式的國家則既有徵稅的也有徵費的,因為稅收的公共性質與個人帳戶或完全積累的私人性質是不相容的;三是費改稅後,社會保險制度的剛性加上稅收的剛性,將促使現收現付製得以恢復並被強化,它雖然能夠緩和現階段的基金支付危機,卻給國家財政的長期負擔埋下了隱患,國家財政尤其是在中國人口老年化加速度進行的現在乃至未來相當長的時期都具有不宜性;四是費改稅後,國家財政將由後台走向前台,國家從社會保險尤其是養老保險的間接責任主體變成直接責任主體,財政與社會保險制度的合二為一,既不符合社會保險制度追求自我平衡的國際趨勢,也不利於有效控制社會保險支出膨脹的風險,從而可能構成對國家財政正常運行的新的壓力源;五是在中國的現階段,地區發展極不平衡,而各種社會保險項目的財務機制並不相同,所要求的統籌層次也不一樣,費改稅還將面臨著許多難以逾越的技術難題,這些技術難題絕對不容小視,它將決定這種改革的效果不會像主張費改稅的人士所期望的那樣。因此,社會保險費改稅並不必然改變社會保險主要是養老保險所面臨的困難,其強制徵收、專款專用、追求周期自我平衡的特徵,決定了國家不能將其與其他收費等同視之,與其在費、稅之間費力爭論,不如加快社會保險立法,多花功夫擴大覆蓋面,同時完善基金籌集與管理機制,強化監控。
關於經濟保障與服務保障的結合。在討論社會保障改革時,我認為還不能只討論經濟保障問題,還需要同時討論服務保障問題,因為經濟保障事實上需要服務保障配套。如養老金的社會化發放需要服務系統,失業工人的培訓需要職業培訓系統,醫療保險的落實需要醫療服務系統;即使是能夠領取養老金的退休人員,也呈現出對養老院的需求增長的趨勢,而服務保障還能夠在某種

程度上改善經濟保障並補充經濟保障的不足。因此,應當將服務保障納入社會保障體系並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我主張以社區服務為基礎,以社會化服務系統為主導,輔之以各單位內部的服務系統,現階段尤其應當強化社區服務系統,理順社會化服務系統,大力改造單位內部的服務系統,它對於促進經濟性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和緩和失業問題等,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關於養老保險。一是職工養老保險制度需要繼續完善,在堅持統帳結合的原則下調整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的結構為必要舉措,我認為應當增大統籌部分的比例,縮小個人帳戶的規模,以便增強基本養老保險的互濟功能與收入分配調節功能;同時,主張在調小個人帳戶的基礎上,明確劃出責任起訖時間,逐步填實個人帳戶。二是對公務員基本養老保險的制度安排,宜與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並軌,以避免制度分異激化階層沖突、增加運行成本;但從有利於將社會精英吸收到公務員隊伍出發,亦應在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之外再行建立補充待遇,根據職級高低、在國家機關服務年限長短、正常離退職與非正常離退職等情形實行一次性補償;但若短期內無法統一認識,則可以延後再研究,目的即是不要因此影響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的定型。此外,還有一個需要引起關注的重要問題就是農村的養老保險等問題,因為農民對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的需求是客觀的,尤其是已經非農化或正在非農化的具有鄉村戶口的職工對社會保障(如工傷保障等)的需求,更是不容迴避的現實問題,現階段一些富裕鄉村對村民福利採取全部包下來的做法和一些貧困地區連「五保戶」的生存也出現了困難的極端情形,表明農村社會保障尤其是養老保障等處於失控狀態,如果不能及時加以引導,其後果同樣是十分嚴重的,對此,建議採取區域推進策略,而不宜全國展開,選擇自東向西、自發達地區向落後地區逐步推進的策略,實行自我負責為主、集體補助為輔、政策引導與政府適度介入相結合,通過鄉村社會保障區域試點的示範,來規范農村的社會保障事務,這將是一項並不需要太多成本卻又能夠消除重大社會風險的舉措。
關於其他社會保障制度安排,同樣存在著完善的必要性。例如,補充保險制度急切需要明確監管部門,並由其負起制定規則並實施監管的責任,因為盡管補充保險應當且可以按照市場化來運營和管理,但在市場體制還未成熟的條件下,政府的監控先嚴後松仍然具有必要性;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應當盡快與失業保險制度並軌,為此需要盡快擴充失業保險基金,以便應付加入WTO後可能出現的失業保險金支付高峰;醫療保險急切需要建立以良好醫德為基礎的醫生執業資格制度,並真正實現醫務人員之間的良性競爭;在推進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時,需要摒棄歧視性色彩,同時將居民的非工資性收入(如房產收入、存款收入、捐贈收入及其他收入等)納入家庭收入統計范圍,並盡可能地採取統一的現金或物質援助方式,防止多種補貼(如現金補貼、房租補貼、子女教育補貼、糧油補貼、「送溫暖」等)並存情形下造成貧困陷阱與失業陷阱,等等。
總之,我國的社會保障改革經過近20年的努力,已經取得了相當的成就,也存在著需要吸取的教訓,目前又進入一個較為關鍵的時期。為此,既需要加快推進改革步伐,又需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而堅持在現有基本框架下加以完善的深化改革取向,無疑是避免造成混亂和給未來留下後遺症的正確取向。

『貳』 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的產生和發展

養老保險是中國發展的必然趨勢,隨著社會的發展這個工作會越來越重要,越來越規范化

『叄』 根據我國法定規定我國的社會保險基金由哪個機構收支管理和運行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於2000年8月設立，是國家社會保障儲備基金，由中央財政預算撥款、國專有資本劃轉、基金投資收屬益和國務院批準的其他方式籌集的資金構成，專門用於人口老齡化高峰時期的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支出的補充、調劑,由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簡稱社保基金會）負責管理運營。全國社會保障基金與地方政府管理的基本養老、基本醫療等社會保險基金是不同的基金，資金來源和運營管理不同，用途也存在區別。社會保險基金包括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基本醫療保險基金、工傷保險基金、失業保險基金和生育保險基金。

『肆』 我國社會保險基金運營管理的總體形勢是什麼

老齡化的確對整個社會保險制度可持續發展帶來了重大挑戰。國家為此實施了版全民參保登記計權劃，開展養老基金的投資運營，使基金保值增值，並且啟動了劃撥國有資產來充實社保基金以做強做大全國社保戰略儲備資金，這些都為社會保險制度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此外，各級財政也加大了對社會保險的投入。2016年各級財政對社會保險的支出達到1萬億，主要是用於職工養老保險、城鄉居民養老和城鄉居民醫保，占同期財政支出5.72%，比上一年增加了1.38個百分點。游鈞表示，這一支出佔比與其他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相比並不高，像美國、德國、日本等國，財政社保支出佔比都在20%以上，所以相對負擔並不重，還有潛力、有空間。

『伍』 我國社會保險基金的運作模式

社會統籌抄和個人賬戶相結合
其核心是引進了個人賬戶儲存基金制的機理，積累基金建築在個人賬戶的基礎上，同時又保持了社會統籌互助調劑的機制。單位繳納的保險費大部分統籌調劑用於支付已退休人員的費用，職工個人繳納的全部保險費和單位繳納統籌保險費的一部分一起進入職工個人賬戶。這種模式由於建立了養老金個人賬戶，具有激勵機制和監督機制，同時也保留了社會統籌互濟的優點，集聚了個人賬戶儲存基金制和現收現付社會統籌制兩者的優點，防止和克服了兩者的弱點和可能出現的問題。

『陸』 想問一下我國的社會保險基金包括什麼有知道的嗎

社會來保險基金屬於社會保障自基金最重要組成部分，是指為了保障社會保險參保對象的社會保險待遇，按照國家法律、法規，由繳費單位和繳費個人分別按繳費基數的一定比例繳納以及通過其他合法方式籌集的專項資金。其主要用於支付勞動者因暫時或永久喪失勞動能力或勞動機會時所享受的保險金和津貼的資金。
社會保險基金包括哪些？
現行我國社會保險基金包括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基本醫療保險基金、失業保險基金、工傷保險基金、生育保險基金等等。其主要來源於參保人及參保單位繳費、政府財政補貼、社會保險基金投資等等。各項社會保險基金按照社會保險險種分別建賬，分賬核算，執行國家統一的會計制度。社會保險基金應專款專用，不允許任何組織和個人以任何形式侵佔或者挪用。

『柒』 如何構建我國社會保險基金多元化投資制度

改革前社會保障費用全部由企業負擔,改革後由企業和個人分擔。但由於個人負擔有限，而國有企業對「以支定收，略有節余」原則的責任是無限的，雖然中央政府規定企業交費率一般不超過本單位職工總工資的20%,但有些老工業基地企業的養老負擔已達工資總額的24%甚至更高，再加上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險,有的企業繳費率高達30%以上，一些企業開始用生產性資金甚至銀行貸款來繳納社會保險費。但在這么高的交費率下，養老金當期收入仍然不夠當期支出，形成一種高交費率和低保費收入的矛盾。
統賬結合養老模式面臨危機的原因分析
養老保險統賬結合模式之所以面臨入不敷出、空賬運行等危機，有宏觀經濟增長趨緩、企業效益滑坡、養老金管理不善等等客觀原因，但最主要的還是模式本身固有的體制問題沒有解決好。
（1） 迴避轉製成本
從現收現付制過渡到「統賬結合」制，意味著當前就業人口養老金繳納的一部分要建立他們的個人賬戶，這部分養老金不再作代際轉移，這自然會出現一塊「缺口」，這個「缺口」就是業內人士所言的轉製成本。從拉美經驗來看，各國都由政府來承擔轉製成本，然後採取不同措施加以解決。然而，中國卻不願意公開承擔起轉製成本，主要因為其規模太大。各個機構對中國轉製成本規模的估計差別比較大，從1萬億 10萬億不等，比較折中的看法是3-4萬億元。由於絕對規模巨大，很難一下子籌集到這么一大筆資金以備轉制之需，出於這種顧慮，中國迴避了轉製成本這個棘手的問題，希望能夠通過巧妙的制度設計來慢慢將其消化，不太現實地寄希望於在職一代在為自已的老年生活積累養老基金的同時，擔負起「老人」和「中人」的養老任務，也為我們的養老保險制度留下了隱患。
（2） 目標替代率過高
中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目標是建立一個由國家、企業和個人共同參與的，即基本養老保險、企業補充養老保險（企業年金）和職工個人儲蓄養老保險相結合的多層次的養老保險制度。其中基本養老金的目標替代率是60%。而實際運行中，基本養老金替代率已達到80%左右，有的地方甚至達到100%以上，過高的替代率不僅加劇了基金壓力，而且誘發了提前退休。中國基本養老金過高的替代率同時也擠佔了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和個人儲蓄養老保險的發展空間，難以形成真正的「三支柱」養老模式。
（3） 退休年齡過低和提前退休
退休基金積累制度優於現收現付制度的前提條件之一是負擔系數（退休年數/工作年數）小於制度內贍養率（退休職工人數/在職職工人數），否則積累制就是不經濟的。中國在50年代建立養老保險制度之時，將退休年齡規定為：男60歲，女幹部55歲,女工人50歲。目前中國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比當時增長了20年以上，仍然採用這一退休年齡顯然不合理的。在世界上中國的退休年齡與是很低的，在24個發達國家中，規定退休年齡為65歲的佔67%，67歲以上的17%,60歲的佔13%,55歲的佔3%。中國人口在60歲時的預期平均余歲為16年，設工齡為40年，負擔系數為1：2.5,高於目前1：3.1的制度贍養率。對女性而言，負擔系數就更高了。如果不提高退休年齡降低負擔系數，那麼目前的部分積累制相對於現收現付制而言，便是不經濟的制度。
（4） 征繳率低
養老保險費收繳困難，欠繳保費的情況大量出現。有關資料顯示，1992~1998年，全國養老保險費的收繳率分別為95.7%、92.4%、90.5%、90%、87%、90.7%和82.7%。雖然1999年以後征繳率有所上升，但征繳工作仍比較困難。企業隱瞞繳費基數的行為十分普遍，加之職工工資外收入不進入繳費基數，導致實際養老金收繳率的低下，嚴重影響了基金總額。養老保險費的低收繳率，導致許多省級地區養老金收不抵支，1999年收不抵支的省級地區達到25個。由於養老養老金收不抵支，社會保障機構不得不提高繳費率，導致目前絕大多數地區企業繳費率超過20%,不少地方已近30%。於是，一些效益好的企業也覺得負擔過重而無法支付，由此形成欠費。為了保證養老金的支付，社會保障機構不得不再次提高繳費率，導致惡性循環，使欠繳養老保險費的情況大規模出現。
（5）保障覆蓋面窄
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目的之一是實現職工養老的社會化，促進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和勞動力市場的發育完善，理應要求全體職工都參與到該制度來。實際上，一方面養老保險制度僅限於企業，行政機關的公務員、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職工尚未進入該制度，廣大農民更是在制度之外。另一方面投保人對個人帳戶制度缺乏必要信心，加上企業為了降低用人成本，導致養老保險擴面困難。而且超年齡結構高、養老負擔重的國有企業制度參與率越高，越是年齡結構輕、養老負擔輕的其他企業制度參與率越低，表現出一種較為普遍的逆選擇現象。制度內退休職工增長率高於在職職工增長率，導致制度贍養率居高不下，養老基金收不抵支。有資料顯示，從1996年至1998年，國有企業在職職工參加養老保險的人數分別佔全國各類體制內在職職工人數的80.4%、79.6%和78.6%;城鎮集體企業分別為16.6%、16.6%和16.2%;其他企業分別只有3%、3.8%和5.2%。截止 2002年末，全國共有11128萬職工參加基本養老保險，僅占城鎮就業人員總數24780萬人的44.9%,佔全國城鄉就業人員總數73740萬人的15%。
（6） 統籌層次低、管理混亂、成本高，基金增值能力弱。
養老保險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的不健全，使養老保險基金難以在較大范圍內調劑使用，社會保險互助互濟、分散風險的功能大大減弱，養老保險省級統籌的運作顯得蒼白無力。按規定，1998年底全國所有省（區、市）都實行省級統籌，但目前市地以下社會保險經辦機構仍隸屬地方管理。由於統籌層次太低、基金規模太小，無法進行有效的投資，加上現行社會保險基金保值增值方式只能是存銀行和買國債,而銀行利率和國債利息率遠低於社會資本平均收益率，導致基金增值困難。雖然目前在投資方向上國家已有所松動，但依然控制很嚴。同時，由於統籌層次低、基金分散，導致基金管理高成本，基金監管高難度，出現一些混亂和腐敗現象，對養老基金造成損害。在管理體制上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混賬」管理，在制度上為挪用個人賬戶基金留下了餘地，為統籌基金毫無障礙地透支個人賬戶積累資金提供了方便之門。
統賬結合養老模式改革的思路與對策
（1） 提高退休年齡
退休年齡是決定養老負擔水平的一個基本因素。在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和保障水平一定的情況下，如果退休年齡提高，平均享受養老金年限就會縮短，養老金總負擔就能降低。國際勞工組織的研究表明，延長退休年齡可以引起養老基金增收減支的功效，且作用十分明顯。如退休年齡從65歲降到60歲，將使養老金開支增加50%。據中國專家測算，若退休年齡延長一年，中國的養老統籌基金可增收40億元，減支160億元，減緩基金缺口200億元。可見，提高退休年齡對於緩解養老金支付危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國有必要逐步提高退休年齡，並依法加以保證。同時，控制各種低齡退休現象。
（2） 通過各種途徑籌集資金，消化轉製成本
消化轉製成本是個人賬戶從「空賬」到實賬的關鍵，更是現收現付製成功轉換為部分積累制的關鍵。僅靠向企業徵收高額社會統籌資金來實現舊制度向新制度的過渡是不現實的，這樣會帶來保障面的進一步狹小和制度贍養比的進一步提高，加重養老制度的危機，影響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和國民經濟發展，從而影響社會保障制度的基礎。
由於轉製成本數以萬計，規模巨大，我們需要廣泛發掘各種籌資渠道，可能的途徑主要有：
（1)減持國有股，將收入劃歸養老保險基金彌補缺口。國務院2001年6月發布了《減持國有股籌集社會保障獎金管理暫行辦法》，目前需要提高可操作性，加大執行力度。
（2)開征特種稅收,專門用於彌補養老保險基金缺口。可開征遺產稅、贈與稅、特種消費稅或者特種社會保險稅等等。
（3)發行社會保障債券,為隱性負債籌資。然後再結合特種稅收方式，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逐步兌現這部分債券，最終解決隱性負債問題。
（4)加大中央財政轉移支付，重點彌補落後地區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不足。
（5） 降低目標替代率。
90年代以來，發達工業國家公共養老金的工資替代率，瑞典為57.04%,美國為44%,英國為43.2%,德國為34.4%,日本為41.9%,其他發展中國家一般為50-60%之間。中國目標替代率可考慮設定為45%-50%,這樣的替代率比較符合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也與世界大多數國家的替代水平相接近，較低的替代率可大大減輕養老基金支付壓力，同時給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個人儲蓄養老保險養老必要的空間，形成真正多層次的養老保險體系。降低企業的交費率，還可以提高企業參與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積極性，促進養老面的進一步擴大。
（6） 擴大養老保障面，提高基金征繳率
城鎮私營和個體就業已成為新增就業的主渠道，據統計，2002年全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10985萬人，比上年末減少181萬人，而城鎮私營和個體就業人員4267萬人，比上年末增加609萬人.要盡可能地將城鎮私營、個體從業人員以及外資企業的從業人員納入養老保險制度中來，擴大養老保障面，降低制度贍養率。規范工資基數管理，整頓收入分配秩序，把工資外收入規范化、貨幣化，通過立法打擊瞞報、漏報繳費工資基數逃費的行為。對確實無力繳納的老國有企業，國家應及時承擔起來，在國家財政預算中列支，或在中央或地方財政預算中按比例予以分擔。
（7） 將社會統籌基金與個人賬戶基金實行分賬管理
分帳管理可以從制度上制止個人賬戶基金的擠占挪用，從而有利於做實個人賬戶。社會統籌基金與個人賬戶基金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基金，從本質上要求分開管理。社會統籌屬於現收現付模式，是一種純粹的轉移支付，無需資金積累，也不存在通過投資保值增值問題，管理的核心是基金及時、足額的收繳和支付，可由現有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統一管理。個人賬戶是一種儲蓄積累制，由於通貨膨脹和工資增長率的影響，個人賬戶中積累的養老保險基金，就有一個保值和增值問題，管理的核心是保值增值，如何實現其特定的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動性是其管理的主要任務，具有完全積累性質的個人賬戶基金應由獨立的機構進行管理,管理的重點是基金的投資營運。
（8） 採取小帳戶制度
較小的個人帳戶第一可以降低隱性負擔的規模，減輕政府的轉制壓力；第二便於發揮養老基金的調劑和互助作用，實現不同收入水平的職工之間、代際之間的再分配功能；第三可以降低個人帳戶的風險，由於養老基金積累時間跨度大，面臨不確定性因素多，保值增值壓力巨大，而較小的個人帳戶相對風險較低。2000年12月，國務院頒布了《關於完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的試點方案》，對基本養老保險統帳關系和結構的相關政策進行了調整，即統帳分開管理，基礎養老金按社會平均工資的30%確定，縮小個人帳戶規模至8%,並完全由個人繳費組成。這個試點方案可盡快在全國范圍內推廣。
（9 ）盡快提高統籌層次，並加快進行個人賬戶基金的資本化管理運營。
退休基金投資收益率高於工資增長率是實行積累制的必要條件，如果個人帳戶資金收益率低於工資增長率，積累制就不是一個經濟的制度。要保證個人帳戶資金的收益率，必須對個人帳戶進行投資運營。首先要依法實施省級統籌，便於進行投資運作。個人賬戶做實之後，基金積累額逐年增加，數額巨大，其投資必須走市場化的路子，核心是資本化的運作管理，最終目標是使養老基金獲得較高的回報率。借鑒國際經驗，可設立個人帳戶基金管理委員會，由該委員會選擇私營的基金管理公司對個人賬戶基金進行投資管理，基金管理公司可在法律允許的限度內進行多元化投資組合，實現個人帳戶基金的保值增值。

『捌』 截至9月底我國社會保險基金總收入多少

11月1日，從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了解到，截至9月底，全國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保險參保人數分別為9.05億人、11.29億人、1.86億人、2.24億人、1.90億人。1至9月，5項基金總收入為4.7萬億元，同比增長37.7%，總支出為4.02萬億元，同比增長34%。

人社部下一步工作安排中將穩步推進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制度整合，深入實施基本醫療保險支付方式改革，落實完善工傷保險待遇調整和確定機制的政策措施，鞏固大病保險制度;將繼續推進實施全民參保計劃，建立部際工作協調機制;將繼續加強基金投資和監督管理，研究制定城鄉居民養老基金投資運營和職業年金基金管理相關政策;將深入推進異地就醫聯網結算，加快社會保障卡的發行和應用。

祝我國社會保險基金越來越好！

『玖』 分析我國社會保險基金的總收入、總支出、總結余從2009年到2018年一直增長的原因

總收入和支出在盈餘的狀況之下，是可以查詢得到記錄的。

『拾』 我國社會保險基金數額最大的是

如果你指的是社保基數上限的話，各地不一樣，以當地上一年平均工資為基準，上限為上一年平均工資的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