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中國儲蓄率為何居高不下
中國居民儲蓄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
1.新三座大山的壓制:子女教育,個人住房,醫療保障。
具體內涵大致相同:從過去的政府大包大攬,到現在的自掏腰包,在居民收入未能大幅度提高的前提下,個人未來的預期支出是個未知數,很可能是個無底洞。許多居民因此不敢消費。只有存起一定數額的貨幣資金,似乎才能對未來稍有一點信心。
2.投資渠道太少,只有房產和股市。但政府對房市採取較為嚴厲的措施時,由於2006年股市賺錢的示範效應,相當部分的資金流向了股市,而一旦政府意識到單一地將儲蓄資金往股市疏導的風險時,流入股市的資金同樣只有兩個選擇:再次流向房市或流回銀行儲蓄。
3私人資本多數都是艱苦創業累計的,有著強烈的增殖動機.但是受自身專業素質的局限和時間的制約,以及投資環境的限制,中國的民間資本投資進程緩慢.民間資本在創業投資領域遠遠沒有發揮作用
㈡ 高居民儲蓄率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哪些方面的影響
一、我國儲蓄屢創新高
近10年間,中國人民銀行已連續數次調整儲蓄利率。盡管利息一降再降,但我國的居民儲蓄率卻節節攀升,每年以0.5個百分點的速度一路高漲。
2006年1月15日,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最新報告顯示,截至05年12月末,我國城鄉居民儲蓄存款突破14萬億元,達到141050.99億元。數據顯示,05年12月末,我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為28.72萬億元,同比增長18.95%。
這是05年一年內,我國城鄉居民儲蓄存款連續跨越的第三個萬億元大關。05年1月,居民儲蓄存款余額突破12萬億元,5月份即突破13萬億元。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儲蓄存款一直保持了較高的增速,其發展過程可以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1.儲蓄存款持續增長階段(1978年到1988年)。這一階段儲蓄存款平均每年增長30%以上。
2.儲蓄存款高速增長階段(1989年到1996年)。這一階段在基數已經較大的情況下,儲蓄存款余額繼續保持旺盛的增長勢頭。這一時期儲蓄存款余額的年均增長率達到31.6%。
3.儲蓄存款減速增長階段(1997年到2000年)。這一階段居民儲蓄存款余額繼續增長,但儲蓄存款余額的增長速度開始下降,增長率從94年的41.5%,一直下滑到98年、99年、00年的15.4%、11.6%、7.9%。同時,新增儲蓄存款的增長速度開始出現負值。
4.儲蓄存款恢復性增長階段(2001年至今)。這一階段居民儲蓄資金經過99年下半年和00年明顯分流之後,01年居民儲蓄分流明顯減緩,儲蓄存款增長速度重新加快,定期儲蓄佔比提高,存款的穩定性有所增強。
二、儲蓄存款余額屢創新高伴隨著消費率的持續走低
人民幣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已經突破14萬億元,創造了歷史新高。儲蓄存款的不斷增多,對老百姓而言,是一件好事,因為總體上老百姓可支配的資金越來越多了。而在儲蓄額不斷攀升的同時,居民最終消費率卻在連年下降。數字顯示,近5年我國居民最終消費率持續走低,分別為61.1%、59.8%、58.2%、55.5%、53.9%。十年來,我國最終消費率平均為59.5%,比世界平均消費率低近20個百分點。
從儲蓄反映出來的越來越富裕的中國人卻與最終消費率的連年下降相伴隨,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消費信心缺乏
消費信心用來概括影響居民消費的各種因素的總合,這些因素包括一個國家的宏觀政策、經濟發展情況、居民收入增長率、人口年齡結構以及文化背景等。缺乏消費信心是致使我國居民最終消費率持續低下的原因之一。
首先,經濟體制改革的縱深發展使得消費者對未來收入支出的不確定性增強。近年來,我國體制改革向縱深進展,陸續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如住房、教育、醫療等制度的改革。雖然這些改革措施從長遠看有利於經濟發展,但從短期看,居民對未來收入和支出的不確定性預期提高。消費信心的缺乏,使得老百姓在考慮收入的支配時,預防意識明顯增強。
其次,我國目前的人口結構特徵使得總體上表現出來的社會總體消費信心不高。一般來說,低齡及高齡兩個年齡段的人口對儲蓄的貢獻小於中青年齡段,因為除了收入上具有優勢以外,中青年還要面臨「上有老、下有小」等生活壓力,因而消費信心減弱,儲蓄動機增強。我國目前人口的平均年齡水平正處在對儲蓄貢獻最高的時段。
最後,消費環境的不夠透明、不夠規范也降低了人們的消費慾望。儲蓄率居高不下,而消費支出卻沒有同比增長。除了提高收入,讓老百姓手中有更多的錢外,排除非收入制約因素對刺激消費同樣重要。非收入制約因素包括行業壟斷、商業欺詐、信息不對稱、流通存在問題、產品不對路、供給質量不高、服務不到位等。
2.住房、教育、醫療負擔沉重
眾多研究和調查結果顯示,我國居民在住房、教育和醫療方面的支出占總支出的比重比較高。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05年社會藍皮書》中的調查顯示,子女教育費用、養老、住房排在居民總消費的前三位;而人民銀行04年第四季度關於「儲蓄目的」的調查也顯示,居民儲蓄的目的依次是「攢教育費」、「養老」、「買房裝修」。住房、教育、醫療方面的負擔使得我國居民以支付這些支出為目的的儲蓄意願很高。
首先,近年來教育費用的持續攀升大大強化了居民的儲蓄願望,影響了城鄉居民家庭的消費傾向。例如,據常州市城調隊05年的抽樣資料,家庭培養一個大學生,19年共需投入基礎教育費用約13.1萬元,比1999年的測算增加了5.1萬元。
其次,不斷上漲的房價已經超過了居民生活的承受能力。例如,目前在杭州、寧波和溫州的市區,一套80平方米的住房價格是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7.54倍,大大超過了國際認定的發展中國家一般在4倍至6倍的標准。
最後,有資料顯示,目前我國80%以上的勞動者沒有基本養老保險,85%以上的城鄉居民沒有醫療保險。在群眾看病貴、葯品價格高等體制性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之前,居民消費意願必然受到抑制。
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 張燕生 凡是有後顧之憂的人,薪水無論多少,都不敢亂花,因為父母妻兒不一定都有穩定的收入,醫療費用上、子女教育開支龐大以及養老制度不明朗。
3.消費主力軍掌握的財富和儲蓄存款余額相對較少
一方面,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已經突破14萬億元,相對於我國13億人口來說,人均擁有的存款超過了1萬元;但另一方面,我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數也在不斷上升,目前已經達到0.447,已明顯高於國際上收入貧富差距0.4的警戒線。這表明,不斷遞增的財富儲蓄存款余額並不是平均分配給每一個百姓。
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教授 郭國慶 受城鄉人口比重和收入差距的影響,中國儲戶結構與收入不對稱。人數最多的中小儲戶,擁有的存款並不多。因此,真正需要消費的人,口袋裡沒有足夠的錢;而真正有錢的人,他們考慮的是如何使用現有資本使財富增長,而不是先把手中的這桶金消費掉。
據分析,貧富差距過大是導致銀行儲蓄不斷攀升的主要原因。根據經濟學的普遍規律,當個人財富達到一定程度時,其消費量將停止增長,而投資、儲蓄在個人收入中所佔的比例將大幅增長。具體來說,高收入、中等收入、低收入三個階層對儲蓄、消費、投資的行為有較大差別。對高收入階層來說,收入中用於日常消費的開支比例很小,更多的錢是用來投資的。在我國,由於投資渠道狹窄,一些人就只能選擇將錢存在銀行里。對於中等收入階層,日常耐用消費品的普及程度已經很高了,而新的享受性消費熱點尚未形成,加之高房價高教育費用等壓力,這部分人的存款傾向增加。而低收入者由於許多方面都得不到相應的社會保障,即使有錢也盡量節約消費。
因此,要降低目前的高儲蓄率,單純從刺激居民的消費需求方面著手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增加社會的總體收入水平,並且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降低貧富差距。
4.投資機會,特別是金融投資渠道缺乏
從全球經濟角度而言,我國居民儲蓄率明顯偏高,長期以來一直保持在40%左右,遠遠高於世界25%左右的一般水平。這其中除了我國所具有的儲蓄傳統外,把僅有的一點閑錢存到銀行成為許多居民不得已而為之的理財方式。
中國人民銀行上月公布的05年四季度城鎮儲戶問卷調查結果也印證了目前我國城鎮居民面臨的儲蓄「兩難境地」:一方面大多數居民對利率水平的認可度降低,認為存錢的意義不大;另一方面,由於其他投資渠道不暢通,越來越多的城鎮居民不得不選擇繼續把更多的錢存入銀行。
調查表明,有62.1%的居民認為存款利率低,較上季提高2個百分點,但與此同時,在當前物價和利率水平下,認為「更多儲蓄」最合算的居民人數佔比為39.5%,較上季提高1.6個百分點,這一比例達到近兩年的次高水平。
可以想像,在對利率水平認可度有所降低的前提下仍然追捧儲蓄存款,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國目前投資渠道匱乏。而股市低迷不振,房市面臨調控,以上兩渠道分流儲蓄能力減弱,又進一步帶來居民儲蓄保持較快增長、十餘萬億元資金以存款方式保存在銀行的結果。
首先,股市長期低迷已使越來越多的居民缺乏投資渠道和投資熱情。我國資本市場形成資本的質量不高,投資者從上市公司獲得回報少得可憐,這使得我國直接融資市場無法有效分流居民龐大的儲蓄資金。
統計顯示,1993年至2003年11年間,上市公司分紅比例最低的為1997年的23%,最高的2001年也僅為56.5%。每年平均有65%的上市公司沒有給予投資者任何回報。截至03年,連續三年派發現金紅利的上市公司只有244家,其中只有85家上市公司的稅後股息率超過國內1年期的定期存款稅後利率。
投資股票收益低的現象使得投資者根本無從分享上市公司凈利潤增長的成果,更令資本市場的吸引力喪失殆盡。央行05年四季度的調查表明,只有5.1%的居民認為「投資股票最合算」。
其次,投資房地產在面臨宏觀調控的情況下,持幣觀望比例增加。在股市持續低迷的情況下,投資房地產一度是近年來部分居民認為「更為安全」的主要投資渠道。但05年下半年以來,受國家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影響,我國部分地區住宅價格增幅開始放緩,成交量大幅下降,原本有購房意願的部分居民和投資者開始持幣觀望。央行05年第三季度城鎮儲戶問卷調查報告稱,在房地產價格波動劇烈的上海,「未來三個月准備購房」的居民人數比例僅為7.3%,較上季下降3.7個百分點,創歷史最低,居民購房觀望氣氛濃厚。與之相對應的,05年三季度我國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大幅增加。央行數據顯示,05年三季度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增速由二季度的平均16%上升至17.5%,最高月份達到18.1%,增幅月環比也由二季度的平均相差0.3個百分點翻番至三季度的0.6個百分點。據分析,三季度居民儲蓄意願被再次激發,除了此次匯率改革人民幣升值2%令居民對人民幣信心增強這一因素外,與房地產宏觀調控措施有效抑制了住房投資性需求,當前居民消費意願和購房意願回落關系密切。
最後,近年來新興的理財投資由於缺乏誠信制度和相應的規范,始終未能成為居民重要投資渠道。雖然理財熱在各城市興起,部分居民也開始嘗試以購買保險等理財產品作為投資方式,但由於這一新興市場缺乏規范,產品過分宣傳投資效應,加之一些代理商在推銷中的違規行為,導致這一市場正在面臨誠信危機,讓消費者和投資者望而卻步。
綜上所述,其他金融投資渠道的不景氣和不健全,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居民手中的閑置資金集中湧向了銀行,形成了儲蓄存款。
三、高儲蓄率對我國經濟的貢獻與危害
近20多年中,我國儲蓄率一直保持在較高水平。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至今,我國儲蓄率大體維持在38%至40%左右,而同期儲蓄率同樣較高的日本、韓國,其儲蓄率則處於31%至32%左右。
高儲蓄率帶對我國經濟發展既有好處也有危害,這都與中國不同時期的具體國情有關。
1.高儲蓄率對我國經濟發展的貢獻
首先,改革開放以來,高儲蓄率為我國經濟增長提供了充足資金來源,是支持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因素。
其次,源源不斷的資金流保證了金融機構的流動性,增強了銀行的穩定性。從銀行角度而言,我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在背負大量不良資產的同時還能正常運轉,其原因也在於儲蓄率居高不下,銀行有源源不斷的社會資金流入。當前銀行已有和已剝離尚未處理的不良資產、證券和非證券資產損失、保險業的投資損失和利差損失等積累的數額巨大,很難消化,如果不是高儲蓄率的支撐,金融的運行和平衡就將被打破。
最後,高儲蓄率伴隨著高投資率,對我國經濟發展的貢獻顯著。最近10年間,中國以遠高於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投資率,實現經濟高速增長,最根本原因在於高投資是以充分的國內儲蓄為保障。儲蓄是投資的來源,有了充足的資金供給,加上各方面加快發展的積極性很高,存在著巨大的投資需求,在外部條件上形成了投資率上漲的壓力。而投資正是我國經濟近幾年實現高速增長的最主要動力。
而對於普通百姓而言,14萬億的居民儲蓄余額,意味著國民收入的不斷提高使得人們有能力儲蓄更多,這是看得到的財富。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 鄭京平 從長期增長因素看,高儲蓄率、高投資率以及比較旺盛的市場需求,還有充裕的勞動力,仍可以保持我國經濟繼續較快增長。
2.高儲蓄率對我國經濟的危害
事物都是兩面性的,儲蓄率居高不下的負面影響也不容忽視,最近幾年,在宏觀經濟總體形勢的影響下,高儲蓄率帶來的問題越來越突出。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周小川 我國過高的儲蓄率值得擔憂,不希望這種現象再繼續下去。
首先,儲蓄的高增長加大了銀行的壓力,極易形成和加劇銀行的系統性風險。由於目前我國金融改革還沒有到位,金融市場規模偏小,投資渠道狹窄,銀行除了貸款給企業,很少有其他渠道來消化存款。儲蓄轉化投資的效率不高,就有可能導致銀行業的風險累積。
其次,儲蓄的高增長使我國形成了以銀行貸款為主的融資格局,而債券和股票市場等直接融資卻發展總體滯後,導致間接融資比例過大。結果企業融資高度依賴於銀行體系,銀行承擔了一些本應由金融市場承擔的風險,金融風險向銀行業集中。
最後,我國經濟中存在的投資率過高、較多依賴出口、消費率偏低等問題的根本原因,也在於我國的儲蓄率過高。有關數據顯示,今年前11個月,我國投資增長27.8%,依然保持高位。而過去幾年,我國的儲蓄率一直佔到GDP的45%左右,這就意味著還有很大的資金等待投資。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 范劍平 高儲蓄率必然導致高投資率,也就造成了產能過剩的局面,而我國連續多年高增長的投資依然無法完全吸收過高的儲蓄率,而高投資率所形成的產能又不能被國內消費吸納,這就形成了我國對外貿易順差較大,而國內需求相對不足的局面。
四、降低儲蓄率、擴大內需是保持我國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任務和重要手段之一
綜合上文論述,高儲蓄率對我國經濟既有貢獻,也有危害。仔細分析可以發現,在時間上來看,貢獻更多地來自於過去,危害更多影響到未來;從性質上來看,貢獻更多地指向我們應該竭力避免和改變的方面,危害主要針對我們要追求的方面。也就是說,我們經濟發脹的目標是在不久的將來,讓這種貢獻無的放矢。這樣,就目前的時間點和經濟形勢來講,高儲蓄率的危害成為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為了保持我國經濟在未來長期穩定的增長,降低儲蓄率、擴大內需是不僅是重要任務,也是重要的手段.
㈢ 一道社會學概論的論述題,急~~~
社會學研究的重要領域之一。指社會關系或社會環境失調,影響社會全體成員或部分成員的共同生活,破壞社會正常活動,妨礙社會協調發展的社會現象。
構成要素
主要指構成社會問題的基本成分或單元。對於社會問題的構成要素,社會學家有不同的看法。美國社會學家R.C.富勒認為,社會問題有客觀和主觀兩種因素。前者表現為威脅社會安全的一種或數種情況;後者表現為社會上多數人公認這種危害,並有組織起來加以解決的願望。中國社會學家孫本文也認為,社會問題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社會共同生活發生了障礙,一是社會進步發生了障礙。這兩個方面決定了社會問題涉及的人數,或為社會全體成員,或為社會部分成員。20世紀50年代末,美國社會學家C.W.米爾斯區分了個人麻煩和公共問題兩個方面。他認為,在社會上流行一時,同時又使個人深感其害的問題不一定就是社會問題。只有超出個人特殊生活環境,與人類社會生活、制度或歷史有關的,威脅社會多數成員價值觀、利益或生存條件的公共問題,才具備形成社會問題的條件。
60年代以來,社會學家越來越重視社會問題構成要素的分析。R.K.默頓提出了一種兩維分析方法,認為一方面社會問題從類型角度應有社會解組和離軌行為之分;另一方面社會問題應有潛在性和外顯性兩種特性。與此同時,有些社會學家強調社會問題的破壞性,認為社會問題的構成要素應包括問題的社會性、紊亂性和破壞性。即社會問題必然是社會共同具有的,表現為社會結構和功能失調、社會規范和社會生活發生紊亂,並直接造成社會日常生活的破壞。
中國社會學家大多從4個方面來考察社會問題的構成。有的學者認為,判定一種社會現象是否為社會問題,應從以下 4個方面來考察:①發生的情境;②價值、規范和利益幾個方面的失調或破壞;③並非由個人或少數人引起或所能負責的;④必須有多數人或整個社會採取行動加以改進。另一些學者認為,社會問題的構成應考慮它的形成原因、影響范圍、問題的性質和社會後果等4個方面。一般認為,社會問題由下述4種要素構成:①必須有一種或數種社會現象產生失調的情況;②這種情況必定影響許多人;③這種失調情況必須引起許多人的注意;④必須通過集體行動予以解決。
社會問題的特徵
主要表現為普遍性、變異性、復合性和周期性4個方面。普遍性,指社會問題自始至終存在於每個民族、國家和社會的現實生活中;變異性,指社會問題在不同時間、不同地區、不同民族或社會,表現各不相同,各具特性;復合性,指社會問題在產生原因、存在方式或表現形式以及後果等方面的復雜的性質,即社會問題是由多種因素復合而成的,常常是幾種社會問題同時並存,並引起一系列破壞性的社會後果;周期性,是指社會問題在其發生、發展過程中表現出的時間規律性。通常說,社會問題總的時間進程及其階段性,是周期性的兩個基本含義。社會學家則特別強調周期性中潛伏性和反復性的特徵。
當代社會問題
社會問題在各時代反映的內容各不相同,在當代,最突出的社會問題是:人口問題、生態環境問題、勞動就業問題、青少年犯罪問題和老齡問題。
人口問題是全球性最主要的社會問題之一,是當代許多社會問題的核心。雖然它在不同國家的具體表現各異,但其實質主要表現為人口再生產與物質資料再生產的失調,人口增長超過經濟增長而出現人口過剩。以中國為例,當前社會生活和發展所遇到的種種問題,無一不直接地或間接地與巨大的人口壓力相聯系。首先,人口壓力使社會在提供現有人口生活條件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遇到了難以克服的困難。突出表現為就業困難,住房緊張,糧食、燃料等生活必需品短缺。其次,人口壓力造成消費與積累比例失調、生態環境嚴重破壞、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降低等。
生態環境問題突出表現為生態破壞、環境污染嚴重。它是社會運行和發展的重大障礙。預測未來社會問題的主要矛盾將集中到生態環境上。如不及早解決,它將給社會帶來巨大的破壞,甚至是全球性的、毀滅性的破壞。
勞動就業問題源於勞動力與生產資料比例關系失調。這種失調在不同社會、不同地區表現形式不同。但它作為社會問題主要指人口過剩及經濟發展緩慢或停滯,造成勞動人口失業或待業現象。中國的勞動就業問題,首先表現為就業不充分;還存在現有從業人員冗員嚴重、勞動生產率低下、就業及待業人員素質低下等問題。就業問題的社會後果,一方面妨礙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從而誘發社會動盪及社會犯罪;另一方面,不利於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進而威脅整個社會結構的穩定性。
青少年犯罪指少年或未成年人的違法犯罪,是世界各國面臨的日趨嚴重的社會問題。近30年來,世界各國青少年犯罪急劇增加,突出特點是:犯罪次數增多、犯罪年齡提前、蔓延廣泛、手段殘忍、團伙作案突出、反復性增強、改造難度加大。
老齡問題又稱人口老齡化問題,一般指人口中60歲及60歲以上的人口比例增大,從而影響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問題。人口老齡化是近年來世界各國普遍關注的一項重大社會問題。目前在發達國家較為突出,不發達國家則被高出生率造成的人口年輕化掩蓋了這一現象。從人口年齡構成上看,中國將在20世紀末、下世紀初進入老年型社會。但由於人口基數大,無論現在還是將來,中國老年人口總數都將居世界首位。人口老齡化給社會、政治、經濟帶來一系列影響和問題,它要求對社會生產、消費、分配、投資、社會保障及福利、城鄉規劃等都要作出相應的調整。
社會問題的理論研究
德國社會學家較早開始社會問題的理論研究。他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把社會問題理解為勞工問題。許多人都對勞資關系、階級矛盾、分配關系、就業、工會、罷工、勞工住宅及婦女就業等開展過廣泛研究。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對社會問題的理解較為寬泛。他認為,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接觸,要有一種適合、平衡和規律,才能使社會關系協調,才有社會運動、人類文明和社會進步。如果一旦失去適合、平衡和規律,就會出現社會問題。早期美國社會學家大多將社會問題的起因歸結為社會變遷時發生的社會失調。美國社會學家W.F.奧格本認為,社會變遷時快時慢,這一快一慢之間往往出現文化失調,社會問題即產生於文化失調。20世紀40年代初,美國社會學家富勒提出,多數人認為偏離他們持有的某些社會規范的社會狀況即為社會問題。40年代中後期,中國社會學家孫本文歸納了當時社會學關於社會問題的種種解釋,認為對社會問題下定義可以有 4種角度:①奧格本的社會變遷和文化失調的角度。②認為社會問題並無特殊內容,無論什麼社會情況,只要引起社會上多數人的注意,並需要社會集體採取行動以求調整和補救的問題就是社會問題。③社會心理學派認為,社會問題不僅是一種見得到的現象,更主要的是人們的一種心理狀態,是一種價值判斷。④富勒等人提出的社會問題的主客觀標准。其中,客觀標准就是說它是可以確認的,其存在具有數量上的可驗證情境;主觀標准指人們認識到某種社會問題對其價值觀造成威脅的情形。孫本文在總結歸納社會問題定義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定義。他認為,社會問題是社會全體或一部分人的共同生活或社會進步發生障礙的問題。
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社會學家默頓等人總結了40年代以來的社會問題研究,提出社會問題應包括3個方面的含義:社會期望或願望的事物安排的中斷;社會規定的正當東西的破壞;社會所珍視的社會模式與關系的脫節。依據這種理解,他們認為社會問題有社會解組和離軌行為兩種類型。
還有貧富差距也是社會問題啊,我可是學經濟學的哦
㈣ 隨著人口老齡化,我國儲蓄率會下降這個表述准確嗎
第
4
期
胡
翠
、
許召元
:
人口老齡化對儲蓄率影響的實證研究
1
3
4
7
關系在有些時間段內不顯著
,
有些時間段內呈負相關
(
如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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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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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
6
)
。
另有研究認為兒童撫養比和老人撫養比對儲蓄率的影響不同
,
並單獨
對老人撫養比的影響進行了探討
,
如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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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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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個新興市場經濟
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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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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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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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的年度數據構建了
6
5
歲以上人口占工作人口比重的指標
,
並發現該指標與儲蓄率之間的關系並不顯著
。
有些研究利用微觀的家庭調
查
數
據
直
接
考
察
年
齡
(
用
戶
主
年
齡
代
表
)
與
儲蓄率的關系
,
由於一般而言戶主年齡越大
,
家庭中老齡人口比重越大
,
因
此這些研究間接反映了老齡化
程
度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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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的
影響
。
由於不同年份調研
的家庭對象並不完全
相同
,
難以構建真正意義上的面板數據
,
這些研究一般
都是通過構建虛擬面板數據來進行分析
。
虛擬面板數據的方法最早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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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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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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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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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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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蓄率的關系被分成時期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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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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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效應是指家庭儲蓄率在不同年份的變化
,
年齡效應是指戶主年齡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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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間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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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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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考察的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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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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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分析方法也曾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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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來分析義大利家庭儲蓄率的問題
。
但由於一個家庭是由不同出生年份
、
不
同年齡的成員構成
,
上述研究
都
忽
略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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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的
影響
,
因而並不能完全反
映年齡結構和儲蓄率之間的關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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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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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0
)
。
4
施建淮
、
朱海婷
,
「
中國城市居
民
預
防
性
儲
蓄
及
預
防
性
動
機
強
度
:
1
9
9
9
—
2
0
0
3
」
,
《
經
濟
研
究
》
,
2
0
0
4
年
第
1
0
期
,
第
6
6
—
7
4
頁
;
易行健
、
王俊海
、
易
君
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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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儲
蓄
動
機
強
度
的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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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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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地
區
差
異
」
,
《
經
濟
研
究
》
,
2
0
0
8
年第
2
期
,
第
1
1
9
—
1
3
0
頁
;
何立新
、
封進
、
佐藤宏
,
「
養老保險改革對家庭儲蓄率的影響
:
中國的
經驗證據
」
,
《
經濟研究
》
,
2
0
0
8
年第
1
0
期
,
第
1
1
7
—
1
3
0
頁
;
楊
汝
岱
、
陳
斌
開
,
「
高
等
教
育
改
革
、
預
防
性
儲
蓄
與居民消費行為
」
,
《
經濟研究
》
,
2
0
0
9
年第
8
期
,
第
1
1
3
—
1
2
4
頁
。
5
周建
、
楊秀禎
,
「
我國農村
消
費
行
為
變
遷
及
城
鄉
聯
動
機
制
研
究
」
,
《
經
濟
研
究
》
,
2
0
0
9
年
第
1
期
,
第
8
3
—
9
5
頁
。
6
汪偉
,
「
經濟增長
、
人口結構變化與中國高儲蓄
」
,
《
經濟學
》
(
季刊
)
,
2
0
0
9
年第
9
卷第
1
期
,
第
2
9
—
5
2
頁
。
改革開放以
來
,
中
國
持
續
上
升
的
儲
蓄
率
引
起
了
國
內
外
學
者
極
大
的
興
趣
,
大量研究對其形
成原因進行了探討
。
很多學者結合中國教育
、
醫療
、
住房制
度改革和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
的
國
情
,
從預防性動機的角度來解釋
中國高儲
蓄率的現象
(
如施建淮和朱海婷
,
2
0
0
4
;
易行健等
,
2
0
0
8
;
何立新等
,
2
0
0
8
;
楊汝岱和陳斌開
,
2
0
0
8
)
4
。
也有學者認為
城
鄉
聯
動
機
制
,
即
城
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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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消
費
的
示範效應是中國出現高儲蓄率的重要原因
(
如
周
建
和
楊
秀
禎
,
2
0
0
9
)
5
;
還
有
學者認為
中
國
高
儲
第4期胡 翠、許召元:人口老齡化對儲蓄率影響的實證研究134
7 關系在有些時間段內不顯著,有些時間段內呈負相關(如Kelley and Schmid,1996)。另有研究認為兒童撫養比和老人撫養比對儲蓄率的影響不同,並單獨對老人撫養比的影響進行了探討,如Yasin(2007)利用14個新興市場經濟國家1960—2001年的年度數據構建了65歲以上人口占工作人口比重的指標,並發現該指標與儲蓄率之間的關系並不顯著。 有些研究利用微觀的家庭調查數據直接考察年齡(用戶主年齡代表)與儲蓄率的關系,由於一般而言戶主年齡越大,家庭中老齡人口比重越大,因此這些研究間接反映了老齡化程度對家庭儲蓄率的影響。由於不同年份調研的家庭對象並不完全相同,難以構建真正意義上的面板數據,這些研究一般都是通過構建虛擬面板數據來進行分析。虛擬面板數據的方法最早被Deatonand Paxson(1994)用來研究家庭儲蓄率的問題。在他們的研究中,年齡與儲蓄率的關系被分成時期效應(period effect)、年齡效應(age effect)和群組效應(cohort effect)。其中,時期效應是指家庭儲蓄率在不同年份的變化,年齡效應是指戶主年齡和家庭儲蓄率之間的關系,群組效應考察的則是不同年份出生的戶主年齡相同時家庭儲蓄率的差別。利用中國台灣地區的調研數據,估計結果發現了顯著的群組效應,但年齡效應卻不是很顯著;Butelmannand Gallego(2000)用智利的家庭調研數據得到了與Deaton and Paxson(1994)相同的結果。同樣的分析方法也曾被Baldini and Mazzaferro(2000)用來分析義大利家庭儲蓄率的問題。但由於一個家庭是由不同出生年份、不同年齡的成員構成,上述研究都忽略了其他成員的影響,因而並不能完全反映年齡結構和儲蓄率之間的關系(Baldini and Mazzaferro,200
0)。4 施建淮、朱海婷,「中國城市居民預防性儲蓄及預防性動機強度:1999—2003」,《經濟研究》,2004年第 10期,第66—74頁; 易行健、王俊海、易君健,「預防性儲蓄動機強度的時序變化與地區差異」,《經濟研究》,2008年第2期,第119—130頁; 何立新、封進、佐藤宏,「養老保險改革對家庭儲蓄率的影響:中國的經驗證據」,《經濟研究》,2008年第10期,第117—130頁;楊汝岱、陳斌開,「高等教育改革、預防性儲蓄 與居民消費行為」,《經濟研究》,2009年第8期,第113—124頁。 5周建、楊秀禎,「我國農村消費行為變遷及城鄉聯動機制研究」,《經濟研究》,2009年第1期,第83—95頁。6汪偉,「經濟增長、人口結構變化與中國高儲蓄」,《經濟學》(季刊),2009年第9卷第1期,第29—52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持續上升的儲蓄率引起了國內外學者極大的興趣,大量研究對其形成原因進行了探討。很多學者結合中國教育、醫療、住房制度改革和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的國情,從預防性動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高儲蓄率的現象(如施建淮和朱海婷,2004;易行健等,2008;何立新等,2008; 楊汝岱和陳斌開,2008)4 。也有學者認為城鄉聯動機制,即城鎮居民消費的示範效應是中國出現高儲蓄率的重要原因(如周建和楊秀禎,2009)5 ;還有學者認為中國高儲蓄率是由經濟增長造成的(如汪偉,2009)6 。Wei andZhang( 2011)根據中國男女比例上升的事實提出了競爭性儲蓄理論,並得到了實際數據的支撐
。
㈤ 用西方經濟學原理解釋中國儲蓄率為什麼很高
一、我國儲蓄屢創新高近10年間,中國人民銀行已連續數次調整儲蓄利率。盡管利息一降再降,但我國的居民儲蓄率卻節節攀升,每年以0.5個百分點的速度一路高漲。2006年1月15日,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最新報告顯示,截至05年12月末,我國城鄉居民儲蓄存款突破14萬億元,達到141050.99億元。數據顯示,05年12月末,我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為28.72萬億元,同比增長18.95%。這是05年一年內,我國城鄉居民儲蓄存款連續跨越的第三個萬億元大關。05年1月,居民儲蓄存款余額突破12萬億元,5月份即突破13萬億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儲蓄存款一直保持了較高的增速,其發展過程可以分為以下四個階段:1.儲蓄存款持續增長階段(1978年到1988年)。這一階段儲蓄存款平均每年增長30%以上。2.儲蓄存款高速增長階段(1989年到1996年)。這一階段在基數已經較大的情況下,儲蓄存款余額繼續保持旺盛的增長勢頭。這一時期儲蓄存款余額的年均增長率達到31.6%。3.儲蓄存款減速增長階段(1997年到2000年)。這一階段居民儲蓄存款余額繼續增長,但儲蓄存款余額的增長速度開始下降,增長率從94年的41.5%,一直下滑到98年、99年、00年的15.4%、11.6%、7.9%。同時,新增儲蓄存款的增長速度開始出現負值。4.儲蓄存款恢復性增長階段(2001年至今)。這一階段居民儲蓄資金經過99年下半年和00年明顯分流之後,01年居民儲蓄分流明顯減緩,儲蓄存款增長速度重新加快,定期儲蓄佔比提高,存款的穩定性有所增強。二、儲蓄存款余額屢創新高伴隨著消費率的持續走低人民幣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已經突破14萬億元,創造了歷史新高。儲蓄存款的不斷增多,對老百姓而言,是一件好事,因為總體上老百姓可支配的資金越來越多了。而在儲蓄額不斷攀升的同時,居民最終消費率卻在連年下降。數字顯示,近5年我國居民最終消費率持續走低,分別為61.1%、59.8%、58.2%、55.5%、53.9%。十年來,我國最終消費率平均為59.5%,比世界平均消費率低近20個百分點。從儲蓄反映出來的越來越富裕的中國人卻與最終消費率的連年下降相伴隨,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消費信心缺乏消費信心用來概括影響居民消費的各種因素的總合,這些因素包括一個國家的宏觀政策、經濟發展情況、居民收入增長率、人口年齡結構以及文化背景等。缺乏消費信心是致使我國居民最終消費率持續低下的原因之一。首先,經濟體制改革的縱深發展使得消費者對未來收入支出的不確定性增強。近年來,我國體制改革向縱深進展,陸續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如住房、教育、醫療等制度的改革。雖然這些改革措施從長遠看有利於經濟發展,但從短期看,居民對未來收入和支出的不確定性預期提高。消費信心的缺乏,使得老百姓在考慮收入的支配時,預防意識明顯增強。其次,我國目前的人口結構特徵使得總體上表現出來的社會總體消費信心不高。一般來說,低齡及高齡兩個年齡段的人口對儲蓄的貢獻小於中青年齡段,因為除了收入上具有優勢以外,中青年還要面臨「上有老、下有小」等生活壓力,因而消費信心減弱,儲蓄動機增強。我國目前人口的平均年齡水平正處在對儲蓄貢獻最高的時段。最後,消費環境的不夠透明、不夠規范也降低了人們的消費慾望。儲蓄率居高不下,而消費支出卻沒有同比增長。除了提高收入,讓老百姓手中有的錢外,排除非收入制約因素對刺激消費同樣重要。非收入制約因素包括行業壟斷、商業欺詐、信息不對稱、流通存在問題、產品不對路、供給質量不高、服務不到位等。2.住房、教育、醫療負擔沉重眾多研究和調查結果顯示,我國居民在住房、教育和醫療方面的支出占總支出的比重比較高。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05年社會藍皮書》中的調查顯示,子女教育費用、養老、住房排在居民總消費的前三位;而人民銀行04年第四季度關於「儲蓄目的」的調查也顯示,居民儲蓄的目的依次是「攢教育費」、「養老」、「買房裝修」。住房、教育、醫療方面的負擔使得我國居民以支付這些支出為目的的儲蓄意願很高。首先,近年來教育費用的持續攀升大大強化了居民的儲蓄願望,影響了城鄉居民家庭的消費傾向。例如,據常州市城調隊05年的抽樣資料,家庭培養一個大學生,19年共需投入基礎教育費用約13.1萬元,比1999年的測算增加了5.1萬元。其次,不斷上漲的房價已經超過了居民生活的承受能力。例如,目前在杭州、寧波和溫州的市區,一套80平方米的住房價格是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7.54倍,大大超過了國際認定的發展中國家一般在4倍至6倍的標准。最後,有資料顯示,目前我國80%以上的勞動者沒有基本養老保險,85%以上的城鄉居民沒有醫療保險。在群眾看病貴、葯品價格高等體制性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之前,居民消費意願必然受到抑制。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凡是有後顧之憂的人,薪水無論多少,都不敢亂花,因為父母妻兒不一定都有穩定的收入,醫療費用上、子女教育開支龐大以及養老制度不明朗。3.消費主力軍掌握的財富和儲蓄存款余額相對較少一方面,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已經突破14萬億元,相對於我國13億人口來說,人均擁有的存款超過了1萬元;但另一方面,我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數也在不斷上升,目前已經達到0.447,已明顯高於國際上收入貧富差距0.4的警戒線。這表明,不斷遞增的財富儲蓄存款余額並不是平均分配給每一個百姓。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教授郭國慶受城鄉人口比重和收入差距的影響,中國儲戶結構與收入不對稱。人數最多的中小儲戶,擁有的存款並不多。因此,真正需要消費的人,口袋裡沒有足夠的錢;而真正有錢的人,他們考慮的是如何使用現有資本使財富增長,而不是先把手中的這桶金消費掉。據分析,貧富差距過大是導致銀行儲蓄不斷攀升的主要原因。根據經濟學的普遍規律,當個人財富達到一定程度時,其消費量將停止增長,而投資、儲蓄在個人收入中所佔的比例將大幅增長。具體來說,高收入、中等收入、低收入三個階層對儲蓄、消費、投資的行為有較大差別。對高收入階層來說,收入中用於日常消費的開支比例很小,的錢是用來投資的。在我國,由於投資渠道狹窄,一些人就只能選擇將錢存在銀行里。對於中等收入階層,日常耐用消費品的普及程度已經很高了,而新的享受性消費熱點尚未形成,加之高房價高教育費用等壓力,這部分人的存款傾向增加。而低收入者由於許多方面都得不到相應的社會保障,即使有錢也盡量節約消費。因此,要降低目前的高儲蓄率,單純從刺激居民的消費需求方面著手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增加社會的總體收入水平,並且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降低貧富差距。4.投資機會,特別是金融投資渠道缺乏從全球經濟角度而言,我國居民儲蓄率明顯偏高,長期以來一直保持在40%左右,遠遠高於世界25%左右的一般水平。這其中除了我國所具有的儲蓄傳統外,把僅有的一點閑錢存到銀行成為許多居民不得已而為之的理財方式。中國人民銀行上月公布的05年四季度城鎮儲戶問卷調查結果也印證了目前我國城鎮居民面臨的儲蓄「兩難境地」:一方面大多數居民對利率水平的認可度降低,認為存錢的意義不大;另一方面,由於其他投資渠道不暢通,越來越多的城鎮居民不得不選擇繼續把的錢存入銀行。調查表明,有62.1%的居民認為存款利率低,較上季提高2個百分點,但與此同時,在當前物價和利率水平下,認為「儲蓄」最合算的居民人數佔比為39.5%,較上季提高1.6個百分點,這一比例達到近兩年的次高水平。可以想像,在對利率水平認可度有所降低的前提下仍然追捧儲蓄存款,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國目前投資渠道匱乏。而股市低迷不振,房市面臨調控,以上兩渠道分流儲蓄能力減弱,又進一步帶來居民儲蓄保持較快增長、十餘萬億元資金以存款方式保存在銀行的結果。首先,股市長期低迷已使越來越多的居民缺乏投資渠道和投資熱情。我國資本市場形成資本的質量不高,投資者從上市公司獲得回報少得可憐,這使得我國直接融資市場無法有效分流居民龐大的儲蓄資金。統計顯示,1993年至2003年11年間,上市公司分紅比例最低的為1997年的23%,最高的2001年也僅為56.5%。每年平均有65%的上市公司沒有給予投資者任何回報。截至03年,連續三年派發現金紅利的上市公司只有244家,其中只有85家上市公司的稅後股息率超過國內1年期的定期存款稅後利率。投資股票收益低的現象使得投資者根本無從分享上市公司凈利潤增長的成果,更令資本市場的吸引力喪失殆盡。央行05年四季度的調查表明,只有5.1%的居民認為「投資股票最合算」。其次,投資房地產在面臨宏觀調控的情況下,持幣觀望比例增加。在股市持續低迷的情況下,投資房地產一度是近年來部分居民認為「更為安全」的主要投資渠道。但05年下半年以來,受國家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影響,我國部分地區住宅價格增幅開始放緩,成交量大幅下降,原本有購房意願的部分居民和投資者開始持幣觀望。央行05年第三季度城鎮儲戶問卷調查報告稱,在房地產價格波動劇烈的上海,「未來三個月准備購房」的居民人數比例僅為7.3%,較上季下降3.7個百分點,創歷史最低,居民購房觀望氣氛濃厚。與之相對應的,05年三季度我國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大幅增加。央行數據顯示,05年三季度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增速由二季度的平均16%上升至17.5%,最高月份達到18.1%,增幅月環比也由二季度的平均相差0.3個百分點翻番至三季度的0.6個百分點。據分析,三季度居民儲蓄意願被再次激發,除了此次匯率改革人民幣升值2%令居民對人民幣信心增強這一因素外,與房地產宏觀調控措施有效抑制了住房投資性需求,當前居民消費意願和購房意願回落關系密切。最後,近年來新興的理財投資由於缺乏誠信制度和相應的規范,始終未能成為居民重要投資渠道。雖然理財熱在各城市興起,部分居民也開始嘗試以購買保險等理財產品作為投資方式,但由於這一新興市場缺乏規范,產品過分宣傳投資效應,加之一些代理商在推銷中的違規行為,導致這一市場正在面臨誠信危機,讓消費者和投資者望而卻步。綜上所述,其他金融投資渠道的不景氣和不健全,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居民手中的閑置資金集中湧向了銀行,形成了儲蓄存款。三、高儲蓄率對我國經濟的貢獻與危害近20多年中,我國儲蓄率一直保持在較高水平。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至今,我國儲蓄率大體維持在38%至40%左右,而同期儲蓄率同樣較高的日本、韓國,其儲蓄率則處於31%至32%左右。高儲蓄率帶對我國經濟發展既有好處也有危害,這都與中國不同時期的具體國情有關。1.高儲蓄率對我國經濟發展的貢獻首先,改革開放以來,高儲蓄率為我國經濟增長提供了充足資金來源,是支持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因素。其次,源源不斷的資金流保證了金融機構的流動性,增強了銀行的穩定性。從銀行角度而言,我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在背負大量不良資產的同時還能正常運轉,其原因也在於儲蓄率居高不下,銀行有源源不斷的社會資金流入。當前銀行已有和已剝離尚未處理的不良資產、證券和非證券資產損失、保險業的投資損失和利差損失等積累的數額巨大,很難消化,如果不是高儲蓄率的支撐,金融的運行和平衡就將被打破。最後,高儲蓄率伴隨著高投資率,對我國經濟發展的貢獻顯著。最近10年間,中國以遠高於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投資率,實現經濟高速增長,最根本原因在於高投資是以充分的國內儲蓄為保障。儲蓄是投資的來源,有了充足的資金供給,加上各方面加快發展的積極性很高,存在著巨大的投資需求,在外部條件上形成了投資率上漲的壓力。而投資正是我國經濟近幾年實現高速增長的最主要動力。而對於普通百姓而言,14萬億的居民儲蓄余額,意味著國民收入的不斷提高使得人們有能力儲蓄,這是看得到的財富。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鄭京平從長期增長因素看,高儲蓄率、高投資率以及比較旺盛的市場需求,還有充裕的勞動力,仍可以保持我國經濟繼續較快增長。2.高儲蓄率對我國經濟的危害事物都是兩面性的,儲蓄率居高不下的負面影響也不容忽視,最近幾年,在宏觀經濟總體形勢的影響下,高儲蓄率帶來的問題越來越突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我國過高的儲蓄率值得擔憂,不希望這種現象再繼續下去。首先,儲蓄的高增長加大了銀行的壓力,極易形成和加劇銀行的系統性風險。由於目前我國金融改革還沒有到位,金融市場規模偏小,投資渠道狹窄,銀行除了貸款給企業,很少有其他渠道來消化存款。儲蓄轉化投資的效率不高,就有可能導致銀行業的風險累積。其次,儲蓄的高增長使我國形成了以銀行貸款為主的融資格局,而債券和股票市場等直接融資卻發展總體滯後,導致間接融資比例過大。結果企業融資高度依賴於銀行體系,銀行承擔了一些本應由金融市場承擔的風險,金融風險向銀行業集中。最後,我國經濟中存在的投資率過高、較多依賴出口、消費率偏低等問題的根本原因,也在於我國的儲蓄率過高。有關數據顯示,今年前11個月,我國投資增長27.8%,依然保持高位。而過去幾年,我國的儲蓄率一直佔到GDP的45%左右,這就意味著還有很大的資金等待投資。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范劍平高儲蓄率必然導致高投資率,也就造成了產能過剩的局面,而我國連續多年高增長的投資依然無法完全吸收過高的儲蓄率,而高投資率所形成的產能又不能被國內消費吸納,這就形成了我國對外貿易順差較大,而國內需求相對不足的局面。四、降低儲蓄率、擴大內需是保持我國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任務和重要手段之一綜合上文論述,高儲蓄率對我國經濟既有貢獻,也有危害。仔細分析可以發現,在時間上來看,貢獻地來自於過去,危害影響到未來;從性質上來看,貢獻地指向我們應該竭力避免和改變的方面,危害主要針對我們要追求的方面。也就是說,我們經濟發脹的目標是在不久的將來,讓這種貢獻無的放矢。這樣,就目前的時間點和經濟形勢來講,高儲蓄率的危害成為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為了保持我國經濟在未來長期穩定的增長,降低儲蓄率、擴大內需是不僅是重要任務,也是重要的手段.
㈥ 為什麼說儲蓄未必利國利民
我國居民儲蓄已連續數年高速增長,並於1995年底一舉突破三萬億元大關,成為當前社會經濟生活的一大熱點,再次令金融界和經濟學界為之震驚。那麼,居民儲蓄如此快速增長和巨額居民儲蓄的存在對整個經濟運行會帶來什麼影響?是利是弊?不能不引起社會公眾的高度重視。
一、我國居民儲蓄的變化及原因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自建國到實行改革開放的三十年間,全國居民儲蓄只有幾百億元人民幣,1978年全國人均儲蓄存款余額只有21元,按當時的外匯牌價,只相當於發達國家人均一天的工資,由此可見我國居民的貧困程度。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改革開放,才使這一狀況發生了巨大變化。經過十年改革,1988年人均儲蓄存款上升到347元,十年增長了16.5倍,到1995年底,全國人均儲蓄存款達到了2500元左右,也就是說,十七年增長了120倍,僅1995年一年,全國居民存款總額就增加了8000億元,人均增長近700元。 我國居民儲蓄高速甚至超高速增長明顯具有以下原因:
1.改革後國民收入分配明顯向個人傾斜,造成消費基金過快增長。從改革開放以來的分配情況看,絕大部分年份個人收入增長率高於經濟發展增長率。1995年上半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生活費收入1968 元, 比1994年同期增長31.7%,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758元,增長了37%,而同期的經濟增長率只有11 %左右。 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也是如此,1979年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初始結構為:政府部門11.4 %, 企業部門37%,個人部門50.8%,1994年依次轉變為10%、25%和65%。國民收入最終分配結構變化為:改革初期政府、企業、個人三部門在國民收入最終分配結構中的比重分別是23.5%、12.1%和64.4%,到1988年,其結構就轉變為11.7%、10.8%和77.5%,1994年又成為12%、 10 %和78%。由以上變化不難看出,除改革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給人們帶來實惠外,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變化即過分向個人傾斜是我國居民增收的重要原因。
2.居民收入的平均化導致了居民消費結構單一和相對集中。由於眾所周知的因素,我國居民收入除個體工商業者、企業承包人、三資企業經理等少數人員外,基本上處於兩個檔次水平上,一個是城鎮居民,另一個是廣大農村人員。收入上的統一性造成消費結構的單一性和集中性(消費時間相對集中、消費品種相對集中),在新的消費熱點未形成之前,居民收入處於儲蓄結構狀態,一旦新的消費熱點形成,便一擁而上。由於近年來一直沒有形成大的消費熱點,這是造成近年來居民儲蓄高速增長主要原因之一。
3.保值補貼的吸引。縱觀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是伴隨著時高時低的通貨膨脹運行的,從1988年以來,國家考慮到物價上漲過快因素,採取了保值儲蓄,以保護儲戶的利益,穩定金融秩序和加強宏觀調控,這在很大程度上穩定了居民存款意向,保證了儲蓄渠道的暢通,為儲蓄總額的快速增長創造了條件。
4.居民投資渠道單一。改革以來,我國居民投資渠道遠不適應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需要,特別是在投資方面,由於股票、期貨等投資領域具有風險性,特別是高度投機和過低回報率的存在,使絕大部分居民不敢涉足股票等投資領域。資料顯示,到1992年居民持有證券量只佔居民儲蓄余額的9.27%,如果扣除國庫券和企業債券,其比例相當低。因此,銀行存款便成為近年來我國居民投資的主要選擇。
二、居民儲蓄過快增長對經濟運行的影響
居民儲蓄過快增長,一方面說明我國經濟經過改革已具有了一定的實力,一方面反映了廣大居民在改革中得到的巨大實惠,可以說是改革推動了經濟發展,經濟發展改善了城鄉居民的生活。反過來,居民儲蓄的過快增長對經濟運行和改革帶來的影響也是利弊兼之的。
1.巨額儲蓄是近期經濟高速發展的重要保證。從我國經濟發展情況看,雖然我們提出了由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轉變的宏偉目標,但由於我國面臨著就業壓力大、勞動力素質低等多種難題,實現這一目標必然是以外延擴大再生產為主,在條件成熟的部分行業、部門輔之以集約經營。換言之,在整個國民經濟發展中,近期內不可能靠實現大規模集約化經營提高經濟發展速度。外延擴大再生產必須以高投入為保障,儲蓄的實質就是把閑散的資金通過特定的渠道和方式加以集中並轉化為有效投資的過程,從而使這種高投入成為可能,我國居民由節儉消費形成的巨額儲蓄,才使這一可能變為現實。縱觀近年來我國經濟的發展情況,之所以能維持較高的發展速度,與居民儲蓄的支持是分不開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居民儲蓄支持了改革和經濟發展,為改革和經濟高速增長起到了保駕護航的作用。
2.巨額居民儲蓄為深化改革奠定了物質基礎。隨著改革的深入,人們的消費觀念也發生了深刻變化,普遍由過去的盲目消費、保值消費、跟風消費等變為現在的預期消費、理智消費等。特別是在居民生活得到基本改善和人們普遍安居樂業後,改革將觸及深層次矛盾的情況下,居民的預期生活危機意識逐步增強,如住房、醫療、就業、養老、子女教育等項改革措施將陸續出台,使每個家庭對未來的開支增加了許多不確定因素。因此,人們在考慮收入分配時,已開始產生強烈的危機感和防患意識。於是,人們便把增加儲蓄作為未來需要應付各項不確定開支的有效辦法。1995年8 月中國人民銀行組織的兩萬戶居民儲蓄心態問卷調查顯示,在居民的儲蓄動機中買房建房的佔11.5%,為應付子女未來教育費用的佔13.5%,為自己准備養老金的佔7.3%,防範意外事故的佔5.5%。這表明人們對自主安排自己未來生活有了一定心理准備和初步規劃,絕大部分家庭開始注意正確處理當前消費與未來消費的關系。也說明人們對未來改革造成的居民支出增加已有心理預期。這就為未來改革打下了比較堅實的心理基礎和物質基礎:一是居民這種有針對性的儲蓄為將來住房、就業、教育、養老保險等改革措施的出台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條件,繼而為理順各種經濟關系、深化體制改革鋪平了道路。二是居民對未來改革的心理預期和為此而採取的儲蓄防範措施為我們突破改革難點提供了良好機會。三是居民對改革的難度認識和心理素質的提高為改革中保證社會穩定提供了基本社會環境和心理保障。
3.國民收入分配過分向個人傾斜的改革事實,為未來改革設下了潛在危機。迄今為止,考察我國改革走過的路程,改革帶來的最大的受益者是城鄉居民。這種具有「特殊性」的改革,可以使啟動伊始的改革獲得廣大民眾的廣泛支持,也是十九年來改革得以順利推進的一個基本動因,更是形成居民巨額儲蓄的主要原因。但是,從改革的進程及長遠看,這種以國民收入分配過分向個人傾斜的改革難以持續,當改革進行到一定難度,觸及到深層矛盾時,必然要求居民在某種程度、某些方面付出一定的代價。當人們不但無法從改革中獲取逐年大幅度遞增的預期收益,而且還需要承擔改革成本時,盡管改革的最後受益者還是全國人民,但是由於眼前利益的驅動作用,便會使他們在某一時刻某一方面不再支持改革,甚至會採取抵制行動。這在當前因分配不公、通貨膨脹、企業效益下降、職工潛在失業等造成的居民減收等問題,居民在情緒上對改革所持的態度與前幾年比較是有所變化的。從我國目前的改革進程看,下一步的改革恰恰是要在觸及城鄉居民利益的許多方面展開工作,從而使居民不斷增支的因素大大增加,而在國民收入分配方面,由於企業因資金短缺等原因造成經營困難、效益下降等,國民收入不但不能繼續向個人傾斜,而且還要調整這種分配結構。所以,更值得注意的是,國民收入分配過分向個人傾斜雖然對以前的改革產生了積極影響,下一步如何在國民收入恢復正常分配比例,甚至需要廣大居民付出更大的改革成本的背景下,能否繼續保證積極而有序的推進改革,無疑是擺在理論界和改革家面前的一道難題。
4.儲蓄結構失衡,為經濟運行增加了成本。改革開放以來,由於國民收入分配逐步向個人傾斜,我國的總體儲蓄結構也發生了顯著變化。1979年我國總體儲蓄結構為:個人23.55%、企業33.65 %、 政府部門42.8%,到1988年則變為個人62.5%、企業30.5%、政府部門7%,1995年底大概為個人72%、企業23%、政府部門5%,而在同期的美國總體儲蓄結構大概平均為個人35%、企業58%、政府部門7%, 韓國為個人38%、企業35%、政府部門27%。相比之下,在我國,不論是政府儲蓄還是企業儲蓄,都顯得太低。5%的政府儲蓄, 這與我國政府所承擔的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任務顯然不相稱,過低的政府儲蓄,無疑是導致財政連年赤字並由此而拉動貨幣持續擴張的主要原因之一。23%的企業儲蓄比例,對以公有制為主體的龐大的國有企業群體來講,也明顯偏低,這是造成國有企業高負債經營和企業間三角債邊清邊欠的重要原因。企業儲蓄下降和負債經營的直接後果就是成本增加、效益下降。實際上,企業儲蓄嚴重短缺已成為我國企業制度改革難以順利推進的一個重要原因。
5.「籠中虎」對經濟的威脅依然存在。居民儲蓄是一把雙刃劍,既能支持經濟建設,也能沖擊發育不完善的市場。許多金融界人士把居民巨額儲蓄比做「籠中虎」,就在於此。當1991年我國居民儲蓄存款突破1萬億元大關時,引起了經濟界專家們的不少擔心,到1994年突破2萬億元大關時,有關人士擔心這只巨大的「虎」一旦出籠會把市場沖垮,當1995年末全國居民儲蓄存款突破3萬億元大關, 達到幾乎可以收購全部國有企業固定資產的能力時,再次令金融界和經濟界為之震驚。實際上,這種擔心不無道理,1988年因通貨膨脹引發的擠兌風對市場和經濟的影響便是例證。盡管這幾年發生的通貨膨脹並沒有引起「老虎」出籠,但這不應成為我們放鬆警惕的理由,一是從法律角度講,居民存款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財產,存款自願,取款自由是銀行起碼的信譽,銀行在任何時候都不得拒付居民存款,這便為「老虎」出籠提供了法律保障。二是我國改革已進行到關鍵時期,每一項深層次的改革幾乎都牽扯到多方利益的調整,換言之,每一項改革都可能引起居民心理轉換,使他們在存款與消費中分析利弊做出選擇,而我們的深層次改革恰恰是一些增加居民支出和容易引發通貨膨脹的問題。這些措施出台後,極有可能造成消費的統一性繼而引發集中取款。三是從總量上看,城鄉居民儲蓄的數額很大,但由於分配不公使儲蓄過於集中,據統計,儲蓄存款總額的28%屬於個體戶、私營企業老闆、企業承包者等人,集中在約3000萬人手中。隨著改革的逐步深入,伴隨利率市場化的形成和個人投資條件的逐步成熟,當存款利率大大低於投資利潤時,這部分儲蓄存款將會很快轉入個人投資。有鑒於此,不管是什麼原因造成「大老虎」出籠或者是「小老虎」出籠,都會出現以下情況:即目前國有企業運營實際上是在靠貸款維持著,企業在70%多的負債經營背境下已經步履艱難,如果一旦出現擠兌風,出路只有兩條:一是企業立即歸還貸款,以保證銀行信譽和及時兌付;二是中央銀行大規模超經濟發行貨幣。無論走哪條路,其後果都是災難性的。
三、結語
分析居民儲蓄過快增長的利弊,並無意貶低居民儲蓄作用。實際上,我國的居民儲蓄額與日美西歐國家相比,都相差甚遠,甚至我國居民儲蓄對經濟的支持遠沒有他們那樣大。問題不在於儲蓄絕對額的大小,而在於我們的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居民儲蓄與國有資產的比例關系失調,以及對深化改革可能帶來不利影響。我們面臨的問題是,改革特別是象我國這樣情況復雜、家底又薄的大國的改革,十分需要一個穩定的經濟環境和社會環境,需要人民支持改革。但改革既不可能把國民收入分凈吃光以此取得人民的支持,也不可能不顧深層次矛盾的解決,讓人們在改革中只收取成果不付出成本。一般而言,當改革容易推進時,國民收入應少向個人傾斜,以積累力量准備攻關,當改革進入攻關階段,既需要人們付出改革成本更需要他們支持時,國民收入分配向個人傾斜,這樣才能取得人們對改革的長期支持。問題就在於我們在十幾年的改革實踐中並沒有很好地把國民收入分配向個人傾斜的政策與個人相應付出改革成本結合起來。恰恰相反,當改革容易推進時,我們卻片面強調國民收入分配向個人傾斜,當改革進入解決深層次矛盾的攻堅階段,而企業又困難重重、高負債經營,甚至許多企業面臨破產,職工就業艱難。需要巨額資金支持改革時,我們的財政和企業既力不從心,也沒有能力繼續保持國民收入向個人傾斜以保證人們對改革的支持。這種局面不得不迫使我們採取相對減少居民收入與絕對增加居民支出並舉的措施,但這樣就會增加改革阻力,真可謂養肥了籠中「老虎」,餓瘦了草原「駿馬」(國企),花錢買了個阻力。
就巨額居民儲蓄存款而言,既然國民收入過分向個人傾斜是育肥「籠中虎」的根本原因,那麼調整這種傾斜特別是調節少數人的過高收入就成了我們減少「籠中虎」養料的最主要辦法。雖然這樣做可能會給改革帶來許多阻力,但為了能使「草原駿馬」跑起來,在下一步的改革中,不管是理智的選擇,還是舍此別無他途,在目前的改革框架中,這是唯一可行的辦法。
如果巨額居民儲蓄存款是一隻籠中「老虎」,為了防止「老虎」出籠,那麼我們今後就應更理智、更清醒地推進改革進程,消除「老虎」隱患。有人認為,只要不斷加強對居民儲蓄的引導,把居民余錢引向長期存款,就會防止「老虎」出籠。其實不然,銀行存款與債券股票的性質完全不同,只要購物消費獲得的利益大於存款利息或可能減少損失,不管是長期存款還是短期存款,都阻擋不了居民取款消費,銀行也不能把長期存款當作拒付的理由。與此相反,由於銀行把大部分居民長期存款用做長期貸款或基建貸款,一旦發生擠兌,則更難籌款兌付。因此,只能另尋他途:第一,按國際慣例加快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步伐和規范現有股份制企業經營行為,提高投資回報率,為居民投資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和領域。目前看來,通過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實現居民存款轉移,是既能防止「老虎」出籠,又能深化企業改革的最好選擇。第二,加快城鎮居民住房制度改革進程,以期回收資金,支持改革。有人認為,住房商品化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定價太高,居民買不起,定價太低,會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筆者認為,這不應成為延緩住房商品化的理由:一是定價太高,不符合我國國情;二是適當低價不會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因為從我國職工以往的工資構成看,職工工資中並不包括住房基金,住房基金是以利潤或其他形式上交國家了,現在降低房價使一般居民能買得起,是含有返還職工住房基金的性質。實際上,現行的住房制度中,造價與租金的懸殊,每時每刻都在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在住房商品化問題上,脫離國情談國有資產保值,既不現實,也不合理,更誤改革。
㈦ 勞動供給變化影響因素有哪些
目前,中國正處於人口結構變化的關鍵時期,勞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開始下降,老齡人口佔比不斷提高,人口結構的這種變化將從勞動力供給、儲蓄和技術進步等多個方面對經濟增長產生深刻的影響。特別是儲蓄率下降和工資成本提高,將使我國的經濟發展模式發生顯著的變化。
第一,人口結構轉變推動經濟增長,由投資型逐步轉向消費型。從理論上講,在人口結構比較年輕、勞動年齡人口快速增長的社會里,由於人口的撫養比例比較低,通常會有比較高的儲蓄率和投資率,經濟增長函數中的勞動力和資本積累兩大要素都可以得到滿足,這樣有助於經濟實現較快的增長。隨著勞動人口佔比的下降和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深,與此相對應的經濟體將會由投資驅動轉為消費驅動。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的同時,實行了非常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效率的提升,而計劃生育則推動了人口結構的迅速改變。首先,計劃生育政策使中國人口出生率大大下降,少兒比例急劇減少,在老年人佔比上升並不明顯的情況下,總的撫養比例從1970年的79%下降到2010年的39%,撫養比的下降是居民人均儲蓄率提高的必要條件。由於我們國家還沒有建立起一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人口政策又大大削弱傳統意義上的家庭養老保障的作用,所以較高的儲蓄率在人口結構不斷變化的過程中,居民主觀上的理性選擇。
第二,豐富的勞動資源使工資保持在較低的水平,而勞動人口為養老進行了大量的儲蓄,壓低了貸款了利息水平,這兩方面使得資本的回報比較高,促進了資本的快速積累。而眾多的勞動力人口產生了大規模的市場供給又促進分工進一步細化,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但是計劃生育政策也加速了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根據聯合國的預測我國勞動人口佔比將在2010年到2015年處於72%的峰值,此後將逐年下降,到2035年將會下降到65%,相當於我國八十年代的水平。目前,我國65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的8%.現在勞動人口將在三、四十年裡逐步轉為老年人,當然又會產生年輕人,但是如果保持目前的計劃生育政策不變的話,人口老齡化的速度肯定要大大快於小孩佔比的增速,將使得老齡化程度在2010年以後逐步加深,人口的撫養比在連續下降三十多年以後,2010年達到了最低點39%,此後肯定是逐步上升。從經濟學意義上講,高儲蓄對應著高投資率,這與我國目前以投資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是相一致的。我國投資佔GDP的比重由1990年的35%一直上升到2009年的48%,同期消費佔比由63%下降到49%.但是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將改變我國經濟增長的模式,下一步將會由投資主導的經濟增長逐步轉為消費為主導的經濟增長。
理論和實踐已經證明,勞動人口佔比下降,老齡化和人口扶養比的上升,與國家的總體儲蓄率下降是吻合的,當前我國已經度過了人口結構對經濟增長最有利的時期,勞動人口佔比將開始下降,這將意味著儲蓄率下降是必然的。人口結構的轉變,將推動我國經濟由積累轉為消費,只要政策適當,有助於經濟的平穩和穩定的發展。
第二個部分,促進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我國居民消費提高的空間是很大的,目前我國居民消費佔比只是佔GDP的36%,不僅是歷史上最低的時期,而且有相似人口結構時期,大概在1975年的日本相比差距也很大,當時日本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為57%,與目前其他國家相比,我國居民消費佔比也是嚴重偏低的,不僅低於美國、日本、韓國,而且大大低於印度和巴西這些國家。由於人口結構的變化,工資成本的上升是必然趨勢。工資上漲有利於收入分配向居民傾斜,從而推動居民的消費。但是我們覺得在目前全國要求增加工資的呼聲很高的情況下,還保持清醒的頭腦,要尊重市場的規律,不能急於求成,人為的、過快的推動工資增長。因為如果工資高於勞動力供求平衡點,不僅會產生失業現象、令貧富差距拉大,還有可能因為工資增速大於勞動生產率的增速,導致居民收入與經濟增長水平脫節。在這方面,日本有很多的教訓值得我們汲取,日本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曾經提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使居民收入在六十年到七十年之間大幅提高,居民消費能力大大增強,從一個方面助長了八十年代後期的資產泡沫,令日本社會和居民至今還沒有從這個泡沫當中完全恢復活力。我們在強調增加國民收入來擴大內需的同時,要保證勞動生產率和勞動報酬增長的同步,避免出現實體經濟和貨幣經濟的脫節,導致大量資金流入資本市場,形成資產泡沫這些不良後果。必須認識到,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經濟結構的有效升級,才是居民收入水平和實現經濟增長轉變的物質基礎。
第三個部分,順應工資上漲的趨勢,推動經濟升級。隨著我國人口紅利的逐步消失和勞動人口佔比的下降,青壯年勞動力的供給將會十分有限。雖然有多方學者估計,我國有超過一億的勞動力在農村有待轉移,但是根據我們大規模的入戶調查,發現現在留下的一億多富餘勞動力年齡都偏大,大概平均年齡基本上都是四十歲以上的人,這些人實際上不大可能進入城市勞動力市場的。雖然最近有很多人還在強調說中國勞動力供給還是非常充分,很多農村勞動力和美國比、和日本比、和韓國比,我們勞動力比重還很高。但是我覺得這個高不是在一代人當中可以減少到發達國家的水平,要通過幾代人才能轉移,有的人一輩子中到三四十歲的時候,就不再進城了。並不會因為我們城市化的進程他就會禁止。勞動人口的減少和勞動成本的提高,將促進節約勞力的技術進步,提高勞動生產率和人力資本投資的價值,而技術和人力資本正是新經濟增長模型的核心。因此,工資成本上升,可以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促進我國經濟由粗放型轉向節約型,從根本上推動居民收入的提高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目前,中國第二產業GDP佔比是46%,但就業人口只佔28%,有38%的勞動人口是在第一產業,同結構時期相比,相當於1975年的日本,在人口結構方面有很大的差異。與美國、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第一產業的人口當然很大,第二和第三產業人口還有相當的上升空間,這是在今後幾十年會發生的事情。從我國實際的情況看,第三產業的工資水平要高於第二和第三產業的水平,隨著第三產業佔比的不斷提升,我國居民收入水平也會相應得到提高。
第四個部分,以完善養老金制度為重點,對付中國出現的「未富先老」的狀況。未來一段時期,隨著人口結構變化的加快,我國將面臨著「未富先老」的嚴峻局面。這個時候養老和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將會大幅度增加,將對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完善帶來很大的挑戰,給財政收入和支出帶來很大的壓力。我國在 2010年已經邁入了老齡化社會的門檻,也就是65歲以上的人口已經超過總人口的7%,但是和老齡化相同時期的日本相比,我國人均GDP只有日本的一半,2025年我國老齡化人口將會達到13%,成為高度老齡化的社會,但人均GDP卻不到日本進入這個高度老齡化時期GDP的一半。應對人口結構的變化,中國未來社保類支出將會成為財政支出重要增長項目,一方面是因為人口老齡化對養老、醫療、保險等方面的需求加大,另一方面是因為隨著城市化進程和產業不斷升級,人們對於公共服務業、住宅、生活環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會不斷提高,從而使這類投資比例也會增加,一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可以有效地促進經濟增長,引導到以消費驅動的增長模式上來。日本在人口結構變化時期,其社會保障支出也出現了大幅增長的局面,1970年日本社會保障制度支出佔14%,1975年占 20%,而中國目前這個數字只佔10%,由於人口介面變化帶來的經濟增長速度的下降和稅收也同時下降,為了彌補養老和社會保障的大量支出,日本政府不得不依賴舉債,所以現在債台高築,目前日本國債佔GDP的193%.由於我國「未富先老」的現實,在某些方面,我們可能面臨著比日本更大的挑戰,應該及早應對,當務之急是要建立完善的養老制度為突破口,加快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從資金來源來看,我們和日本比還有一點優勢,目前我國政府負債率還相對比較低,舉債空間比較大。第二,我國的大量國有企業手上的國有股權可以適當減持來保持社會保障支出。
除了完善養老制度以外,我們還可以考慮其他方面的政策,比如說在我國人口老齡化日益嚴重之際,勞動力供求的拐點以及來臨的情況下,是不是應該考慮適當調整已經實施多年的過於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推遲法定的退休年齡,像目前其他發達國家和人口開始減少的國家正在施行的措施一樣,歐洲、日本、美國他們都在推遲法定退休年齡,鼓勵老齡人繼續從事力所能及的工作,這樣不但可以從一定程度上延長人口紅利期,還可以緩和因為養老而帶來的財政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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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農村養老保險的改革完善
1、因地制宜的發展社會養老保險,強制性與自願性相結合。
即應該立足於中國國情,根據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根據各地農民對社會養老保險的需求,繳費能力的不同適時、適當地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只有當地區經濟的總體實力能夠提供剩餘積累,而且從積累中提取的資金用於社會養老保險對地區的經濟發展和人們當前的生活消費沒有影響時,建立社會保險才具有可能性,在尚未解決溫飽問題時就談建立社會養老保險是不現實的。
2、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體系與其他保障制度的協調發展原則。建立多層次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自我保障層次:家庭保障,體現為成年子女對老年人「反哺」;個人儲蓄,以青壯年時的個人儲蓄養老;土地保障還可以發揮其有益補充作用。政府負責層次:財政與政策支持;集體保障層次,傳統的或新型的經濟組織給予補助。
3、區別對待原則。針對不同的對象,進行不同的管理。對於進城務工的農民應該靈活對待,能夠納入到城鎮中參加養老保險的盡量納入城鎮的養老保險體系,提前與城鎮的養老保險體系銜接;不能納入的參加農村養老保險體系。
4、循序漸進原則。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逐漸擴大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覆蓋范圍。第二,資金的籌集在現階段堅持個人交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給予財政與政策支持。隨著農民收入的不斷增加,集體和國家支持的份額逐漸減少。第三,逐漸與城鎮社會養老保險體系銜接,實現城鄉統一的社會養老保險體系。第四,現階段應建立多層次的養老保障,與家庭養老等保障制度相結合,今後慢慢過渡到完全的以社會養老保險解決養老問題。 1、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歸根結底是「錢」的問題,資金短缺成為農村養老保險的瓶頸。所以要好好規劃養老保險基金的籌集與運作。
(1)資金的籌集渠道
基金的籌集現階段堅持個人交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給予財政與政策支持。
個人交納是主要部分。現在農民的經濟收入不寬裕,要保證每次資金的交納,必須提高農民的供款能力。一部分農民的收入呈現多樣化的趨勢。比如進城打工,增加收入;自主成立合作經濟組織等。合作經濟組織正要逐步成為農村經濟生活中富有生命力的主體,農民增收創業的新起點,農村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農村經營體制的創新點。如果個人的經濟確實存在困難,農村信用社可以貸款給這些農民來提高投保能力,從而落實個人交納的部分。
國家給予政策支持主要針對鄉鎮企業,集體提供的補助部分可以稅前列支;其次國家可以從財政中撥款,給予農村一定的補償;對於農業各稅應該予以減免,減輕農民的負擔與從土地上獲得收益的難度。另外,還可以發行農村養老保險特種國債。但是城鎮社會養老保險中存在的「隱性債務」問題也需要解決,因此要與此協調,所以,國家的支持更多表現為政策支持。
(2)交納養老保險金時的靈活掌握
考慮到農村家庭收入的不平衡性,保險費的交納標准實行高中低多檔次。由於農民收入的靈活性多樣性,很難進行考核和計量,而且農民收入是以年為時間單位的,要到年底才進行結算,檔次的劃分不與農民的個人收入掛鉤,而是以農民的人均年純收入為基數,並根據其變化加以調整,以保證養老保險費用分擔的均衡和養老金的保障能力。
(3)基金的運行與保值增值
現在農民的投保積極性不是很高,提高農村養老保險基金的保值增值能力可以說是吸引農民參加養老保險的一個重要途徑。現在農村養老保險基金以縣為單位統一管理和運營的現實,不僅形成了過度分散管理帶來的不合理管理費用和基金被擠占挪用的風險,而且投資形式單一,只是儲蓄的形式,但是現在國家為了拉動內需,不斷的下調利率,利率已經低於物價的上漲指數,實際上基金得不到增值反而是貶值,最終使養老保險基金「縮水」。基金由地市級統一管理,應該是更為合理的安排,建立合理的保險基金運行機制。
2、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體系的建構各主體應負的責任
國家的經濟政策,隨著農村養老保險資金籌集的社會化,適應於現階段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資金責任分擔機制逐漸開始形成:主要是個人的積累賬戶,由集體和國家補助的部分構成統籌基金,統一進行地市級統籌。
(1)國家的責任。國家在農村養老社會保險體系建構中必須擔負的責任有三:一是政策責任。政府的重視與支持是建立該項制度的根本前提。二是財政責任。該項制度是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保證每一個農民基本生存的必然舉措,政府有義務根據國家財政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來推動其實行。三是法律責任。對農村養老保險進行立法,就是要通過法律規范和調整農村養老保險關系,加強這項立法工作非常重要,對農村整個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和完善都具有促進作用。
(2)集體經濟組織對於農村的養老保險也應該負責。農民先前的勞動大部分都積累到了集體財產中。現在集體經濟組織在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地方表現形式不同。深圳寶安、龍崗兩區城市化集體經濟組織改制採用股份合作公司形式,設立股份合作公司。而經濟還不是很發達的地區仍然是傳統的土地集體經濟組織。1979年以後,中國農村廣泛實行了各種形式的生產承包責任制,集體經濟呈現急劇衰落的趨勢,農戶收入中來自集體經濟的份額大幅下降。在集體經濟基礎比較雄厚的地區,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投資設立的鄉鎮企業比較多。
(3)個人從自己收入中拿出一定的比例積累個人賬戶,以備養老。 現階段實行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具有明顯的身份特徵,以是否有城鎮戶口為劃分依據,「以這種眼光看待農村社會問題的觀點,顯然違背一個基本常識,即中國政府是全民政府而不是市民政府」。消除城鄉差別和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不公平待遇是發展趨勢,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是中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未來發展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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㈩ 養老保險新政策對當時的影響
1.2015年公務員社保退休政策最新規定如下:
男年滿60周歲,女年滿55周歲,連續工齡或工作年限滿10年的,可以退休。符合下述情況的也可以申請提前退休。
一、公務員達到國家規定的退休年齡或者完全喪失工作能力的,應當退休。
二、公務員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本人自願提出申請,經任免機關批准,可以提前退休:
(一)工作年限滿三十年的;
(二)距國家規定的退休年齡不足五年,且工作年限滿二十年的;
(三)符合國家規定的可以提前退休的其他情形的。
2.延遲退休對公務員的影響:
延遲退休作為改革目標已經是毫無疑問了,漸進式只是操作性的考慮,減緩政策變化所帶來的影響。當前,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退休養老金和企業人員退休養老金採用不同制度,其中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仍然沿用公共財政大包大攬的制度,而且養老保險替代率大大高於同期的企業職工。由於兩者待遇的巨大差別,被稱為養老「雙軌制」。
在現行養老保險制度下,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的養老保險費用由國家財政承擔,養老金平均替代率高達80%以上;而企業職工不但需要繳納養老金,且養老金平均替代率不足50%,這種不同的制度安排不僅有損公平與效率,也無法適應全球化、市場化背景下人口流動、身份變換的現實需要。
雖然有退休待遇上的優勢,公務員尤其是掌握一定行政權力的官員仍然是願意延遲退休的主力人群。「因為在職公務員可以獲得更多的津貼和各種福利,而且相對於企業職工而言他們的工作並不繁重。」「一旦施行了彈性延遲退休年齡的政策,也就意味著擁有高技能和公務員等崗位人員將延遲退休,而這些公共部門的崗位正是對大學生就業最具吸引力的崗位,這就難免加大就業壓力。」
試點方案明確提出,對事業單位進行分類,有行政職能的納入公務員的養老保障體系,具有經營性質的事業單位,將參照企業職工保障制度進行改革。而對占絕大多數的從事公益服務的事業單位及其工作人員,最終將實行與目前企業職工一致的養老保險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