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籌還國債運動

❶ 晚清四次發行公債，名號響亮「愛國公債」，為何卻成了「哀國公債」

在腐敗的土壤下進行任何改革，最後肯定會失敗的。晚清的金融改革也是如此，晚清四次發行的公債，雖然打著“愛國公債”的旗號，但是最後還是淪為了統治階級貪污腐敗的工具，只能落個“哀國公債”的罵名。

第一次公債

首次公債發行的時間是在1894年。這次發現公債的出發點是彌補軍費的不足，給出的條件也十分優厚，但是由於晚清統治階級的局限性，同時加上首次公債發行工作發准備不補分，只募集到1102萬兩。最後更是被腐敗的統治階級把公債由募集資金變成了勒索錢財。

同時由於晚清腐敗的官場氛圍。只怕這1102萬兩最終用到實處的零頭都不到。跟可氣是這樣就把公債的名聲搞臭了。以後再發行公債人民大眾誰還會信呢？

第四次公債

在晚清覆滅前夕，晚清還在垂死掙扎但是國家信用已失，人心已散，覆水怎麼還能收呢？

雖然1911年，這一輪公債，名稱取得很愛國，美其名曰：“愛國公債”。但是，“愛國”公債在腐敗的統治階級手裡只能誤國，甚至成為賣國的工具。公債剛開始發行不久，滿清帝國就隨風而逝了。

最後“愛國公債”也只能成為“哀國”公債了。

❷ 最近在看《貨幣戰爭》有一句話是： 還清國債等於摧毀國家貨幣。 這句話為撒子這么說~謝謝了，大神幫忙啊

1694年月27日，英王威廉一世頒發了英格蘭銀行的皇家特許執照（Royal Charter），第一個現代銀行就這樣誕生了。 英格蘭銀行的核心理念就是把國王和王室成員的私人債務轉化為國家永久債務，由全民稅收做抵押，由英格蘭銀行來發行基於債務的國家貨幣。這樣一來，國王有錢打仗或享受了，政府有錢做自己愛做的事了，銀行家放出了他們日思夜想的巨額貸款和得到了可觀的利息收入，似乎是一個皆大歡喜的局面，只有人民的稅收成了被抵押品。由於有了這樣強大的新的金融工具，英國政府的赤字直線上升，從1670年到1685年，英國政府財政收入是2480萬英鎊，從1685到1700年，政府收入增加了一倍多，達到了5570萬英鎊，但英國政府的從英格蘭銀行的借貸從1685到1700年暴漲了17倍多，從80英鎊漲到了1380萬英鎊。 更妙的是，這個設計把國家貨幣的發行和永久國債死鎖在一起。要新增貨幣就必須增加國債，而還清國債就等於摧毀了國家貨幣，市場上將沒有貨幣流通，所以政府也就永遠不可能還清債務，由於要償還利息和經濟發展的需要，必然導致需求更多的貨幣，這些錢還得向銀行借債，所以國債只會永遠不斷增加，而這些債務的利息收入全部落入銀行家的錢袋，利息支出則由人民的稅收來負擔！ 根源還是在英格蘭銀行控制控制了貨幣發行權！ 1.貨幣的發行數量是根據市場流通中實際需要的貨幣量決定。 其影響因素有貨幣流通速度，待售商品價格，商品總量等 因此貨幣不能隨心所欲的發行。 2.「要新增貨幣就必須增加國債」。如果說發行新的貨幣已經滿足實際 經濟發展的需求，但是作為一個權力部門的政府需要支出來維持經濟和日常開支，而又不直接違背市場經濟規律直接印發錢給政府，這時候就只能通過透支未來支出——借貸，也就是由發行國債來增加政府開支。這時英格蘭銀行掌握貨幣發行權，於是英格蘭銀行就成為政府的債權人，英格蘭銀行 3.「還清國債就等於摧毀了國家貨幣」。相同的道理，由於政府已經透支了未來支出，所以理應還清國債，但是還清國債又引起這樣的問題：政府用於償還的金錢必然還自諸如稅收這樣的財政收入，一旦只向廣大人民收錢用於償還債務而不用於維持開支，這樣用於維持政府開支的金錢又會嚴重短缺，經濟又難於正常運行。 這時政府又不得不再次發行國債，以此便會形成惡性循環，政府的財政赤字就會不斷的增多

❸ 晚清四次發行公債，名號響亮愛國公債，為何成哀國公債

在清朝時期，康熙帝沒有主見聽從了一位臣子的意見，康熙被臣子所迷惑，以為自己的國家真的可以地大物博到不用對外開放，於是就實施了閉關鎖國政策，關閉一切沿海港口，實施對外關閉，禁止一切外來船隻進入中國大陸。

於是就有了名號響亮的愛國公債，這些愛國公債就像無休止的吸血鬼，吸食這老百姓的血，俗話說得民心者得天下。

最後，這些公債只能變成了哀國公債

❹ 貨幣戰爭一書提到的一點:還清國債等於摧毀國家貨幣。

1694年月27日，英王威廉一世頒發了英格蘭銀行的皇家特許執照（Royal Charter），第一個現代銀行就這樣誕生了。
英格蘭銀行的核心理念就是把國王和王室成員的私人債務轉化為國家永久債務，由全民稅收做抵押，由英格蘭銀行來發行基於債務的國家貨幣。這樣一來，國王有錢打仗或享受了，政府有錢做自己愛做的事了，銀行家放出了他們日思夜想的巨額貸款和得到了可觀的利息收入，似乎是一個皆大歡喜的局面，只有人民的稅收成了被抵押品。由於有了這樣強大的新的金融工具，英國政府的赤字直線上升，從1670年到1685年，英國政府財政收入是2480萬英鎊，從1685到1700年，政府收入增加了一倍多，達到了5570萬英鎊，但英國政府的從英格蘭銀行的借貸從1685到1700年暴漲了17倍多，從80英鎊漲到了1380萬英鎊。
更妙的是，這個設計把國家貨幣的發行和永久國債死鎖在一起。要新增貨幣就必須增加國債，而還清國債就等於摧毀了國家貨幣，市場上將沒有貨幣流通，所以政府也就永遠不可能還清債務，由於要償還利息和經濟發展的需要，必然導致需求更多的貨幣，這些錢還得向銀行借債，所以國債只會永遠不斷增加，而這些債務的利息收入全部落入銀行家的錢袋，利息支出則由人民的稅收來負擔！

根源還是在英格蘭銀行控制控制了貨幣發行權！

1.貨幣的發行數量是根據市場流通中實際需要的貨幣量決定。
其影響因素有貨幣流通速度，待售商品價格，商品總量等
因此貨幣不能隨心所欲的發行。

2.「要新增貨幣就必須增加國債」。如果說發行新的貨幣已經滿足實際 經濟發展的需求，但是作為一個權力部門的政府需要支出來維持經濟和日常開支，而又不直接違背市場經濟規律直接印發錢給政府，這時候就只能通過透支未來支出——借貸，也就是由發行國債來增加政府開支。這時英格蘭銀行掌握貨幣發行權，於是英格蘭銀行就成為政府的債權人，英格蘭銀行

3.「還清國債就等於摧毀了國家貨幣」。相同的道理，由於政府已經透支了未來支出，所以理應還清國債，但是還清國債又引起這樣的問題：政府用於償還的金錢必然還自諸如稅收這樣的財政收入，一旦只向廣大人民收錢用於償還債務而不用於維持開支，這樣用於維持政府開支的金錢又會嚴重短缺，經濟又難於正常運行。

這時政府又不得不再次發行國債，以此便會形成惡性循環，政府的財政赤字就會不斷的增多

❺ 清末財經新政「息借商款」是怎麼回事

這個問題我知道。

1894年7月25日，日軍在豐島擊沉「高升號」運兵船，中日甲午戰爭爆發。8月1日，兩國宣戰。

清政府有限的財政無法支撐龐大的戰費，開始發起籌款：一為舉外債，在之前已多次運用；一為國內籌款，當時主要是捐輸。為了籌集甲午戰費，清政府實施「息借商款」，開始了我國首次國內公債發行。

經過八個月的募集，根據《光緒朝東華錄》中載，「息借商款」募集總額1102萬兩白銀。由於抽走商人經營流通資金，加上清朝後期白銀大量外流，有的商人生意難以維持；流通的白銀減少，銀價上漲，民眾多有怨恨。於是，清政府不得不於1895年5月4日宣布：已收之債屆期還款，「未收者一律傷停，毋庸再行議借」。

此外，清政府歸還債章程也沒有嚴格執行。隨著規定期限臨近，清政府陸續償還本息，但有些省份到期應還的款項卻沒有回到商民賬上，而是被地方官挪用了。

老鐵求點贊。

❻ 1895-1911年中國建立的社團有哪些

在清季十年，輿論界的興起固然促進了民眾動員，但社會運動要成為可能，新式社團的作用同樣是不可或缺的。

政治學家亨廷頓指出，區分現代化國家和傳統國家，最重要的標志乃是人民通過大規模的政治組合參與政治並受到政治的影響。[32]正是在清末十餘年，隨著社會結構的日益多元化及政治改革的啟動，具有近代性質的新式社團誕生，並成為社會各階層進行政治參與的重要工具。相比於傳統中國，這可謂政治領域的重大轉型。在傳統中國，普通階層缺乏政治參與的渠道，而士大夫階層的結黨則是皇權十分忌諱的行為，往往被君主視為對最高政權的威脅。黨爭固然存在，聰慧的君主還可以通過駕馭黨爭來實現政治的平衡和穩固，但結黨行為並不受最高統治者的鼓勵。在專制政體下，結黨多是朝廷官員謀取私利的手段，並不具有近代社會中的公共功能，因此與現代意義上的政黨存在根本的區別。對於普通社會階層而言，政治性社團不可能被允許合法的存在，因此他們所組織的多是商業性團體，以及基於同鄉關系的同鄉會（如各地尤其是大城市中廣泛存在的會館），對朝廷不滿的人和叛亂分子則通過幫會的形式進行秘密活動。這種秘密團體直到清末時仍大量存在（會黨），並成為支持革命派人士進行反叛活動的重要力量。與傳統社會中的「結黨」和秘密團體不同，清末的新式社團具有公共性和相對獨立性的特點，並得到國家政權的法律承認，從而具備了「法團」的性質，這反映了近代中國政治和社會結構的變遷。

與近代報刊出版業一樣，新式社團構成了清季公共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表現形式是各種學會、商會、教育會、婦女團體等，其成員主要是開明士紳和青年學生。他們充分利用現代城市的特定空間，積極組織各種新式團體，並通過與報刊出版業的結合，形成對政府當局的輿論壓力及政治壓力。早在戊戌變法時期，國內就曾出現過各種學會，[33]但就其存續時間、成熟程度和對政治的實際影響而論，遠不及1900年之後的情形。雖然不同學者的統計數據有所不同，但清末各種社團的數量無疑是龐大的，僅商會就達900餘個，各地教育會和學會的數量更是難以准確統計。[34]新式社團與報紙、學校等要素的結合，構成清季公共領域的重要特點，如張灝教授所言，「三種制度媒介所造成的輿論代表公共領域由後台移往台前，在轉型時代社會正式登場。」[35]與近代歐洲有所不同的是，近代中國的公共領域沒有歐洲那樣的文學公共領域的前身，而直接與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社會變革這些政治主題相關。[36]正是基於對國家建設和社會變革的關注，各種新式社團具有鮮明的政治性特點，而不僅僅是單一的功能性組織。比如，清季的各種學會和教育會（第一個教育會成立於1905年的江蘇），關心的不僅僅是學術問題，他們還要求進行行政改革，並提出改善官吏培養的計劃。[37]預備立憲諭令宣布後成立的第一個具有廣泛影響的立憲團體——預備立憲公會，初始的自我定位是學理研究和輿論宣傳，但後來走向直接的政治參與，積極組織國會請願活動。毫無疑問，大量的新式社團（尤其是政治團體或者說立憲團體）構成一種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

隨著大量新式社團的出現，廣泛的政治抗議和社會運動成為可能。在奧羅姆看來，組織的效力乃是社會運動成敗的關鍵，[38]缺乏組織的民眾不過是「烏合之眾」。正是廣泛存在的社會網路和組織（商會、讀書社、婦女組織、演講社、學生團體以及文人學會），使得清末的抵制美貨運動迅速爆發並傳播開來。那些民間社團和組織最多的地區，抵制運動也最為活躍，這並非偶然的巧合。[39]國會請願運動的發起和展開，同樣離不開眾多社團的共同努力。早在1907年12月，預備立憲公會、政聞社、憲政公會、憲政研究會等立憲團體即開始組織各省士民簽名，並派員到各地聯絡。1910年開始的請願運動中，請願代表先後組織了請願速開國會同志會、京師國會期成會、國會請願代表團等，作為請願運動的聯絡和組織力量。各省諮議局在國會請願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第一次請願運動即是由江蘇諮議局局長張謇所倡導，張同時還是預備立憲公會的重要成員。議員們組織了由二十個省的諮議局參加的「諮議局聯合會」。聯合會的成立有利於各諮議局之間的協調，不僅推動了國會請願運動的進展，而且為成立全國性的政黨奠定了基礎。[40]在各地保路運動中，由立憲派領導的保路團體的成立，對於抗議運動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四川保路同志會不僅致力於宣傳工作，還派員到四川各地聯絡官紳，支持本省各地保路同志會的成立，最終促使全川形成一股保路熱潮。湖南的士紳則組織了「鐵路股東共濟會事務所」，刊行《湘路新志》、《湘路周報》等雜志，積極宣傳鼓動。[41]

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認為，每個人都在某一時期以某種方式捲入某種政治體系中，政治生活首先是某種集團生活，社團、政黨、商會等等，均是集團生活的載體。近代史學者也指出，對於近代中國而言，新興集團力量的興起，所涉及的是社會動員方式的轉變，是在國家和個人之間建立一種紐帶。[42]確實，清末新式社團組織的大量出現，使得國家與社會的關系逐漸發生了改變，社會動員方式也出現了新的跡象。農民起義之類的反叛（民變）仍然時有發生，它也在相當程度上動搖了「維護舊的生產關系和保護社會上層對農民剝削的政權」，[43]但並不足以對國家政權造成直接、致命的威脅。倒是新式社團組織及其成員，由於掌握了現代傳播媒介，並擁有大量的經濟財富（商會成員、紳商）或復雜的社會關系網路，有能力向最高及地方當局直接施壓，並發起政治抗議運動，從而對清政府的合法性基礎造成侵蝕性的沖擊。在國會請願運動中，商會成員試圖以經濟資本換取政府在政治改革方面的讓步，說明他們已經不再是一個容易被最高政權控制的群體，而是具有了相當的獨立性，代表的是本階層的利益。比如，天津商務總會在討論印花稅問題時提出，「如國會不開，人民無參政權利，則此項義務決不承認。」[44]聯想到北美獨立戰爭時，「無代表，不納稅」的口號曾經起到的社會動員作用，[45]我們便能體認到，上述呼聲有著深刻的政治意味。此外，天津商務總會還於1910年發起了籌還國債運動，直接目的是「冀保國權而彌巨患」，防止列強對中國財政的監督和控制。這一運動不僅在商界引起廣泛響應，而且，它還與國會請願運動聯系在一起。如侯宜傑先生所指出的，「籌還國債既是愛國的群眾運動，又是要求民主的政治運動，已與國會演願運動緊密聯系起來。」[46]應該說，上述訴求有著鮮明的政治指向，一旦得不到滿足，便有可能轉化為對政府當局的離心力量。

新式社團的大量出現，反映了「中等社會」的崛起。很多新知識人（開明士紳和青年學生）將自己定位為「中等社會」或「中間地帶」，希望通過創辦報刊雜志、組建社團來發揮上下溝通的功能。即「通過中間地帶，向下則啟蒙民眾，將其改造成國民，使其成為憲政主體，向上則反映民眾的疾苦，通過輿論來監督政府，引導地方自治，推動國會的召開。通過這樣向上向下兩方面的運動，中間地帶逐步拓展，最終實現憲政。」[47]但「中等社會」本身並不是成熟的，他們所成立的各種新式社團的組織化程度並不是很高。亨廷頓曾指出，社團缺乏，組織發展層次低下，乃是政治混亂而動盪的社會的特點。[48]清末的社團組織並不「缺乏」，但組織發展層次低下卻是毋庸置疑的事實。由於成立的時間較晚，也缺乏足夠的參政經驗，大多社團組織還沒有學會如何有效的動員民眾，並秉持理性妥協的精神參與政治活動。以諮議局聯合會為例，它缺乏常設的機關和領導人員，很難稱作政治性結社，只能算作一個鬆散的立憲派人士的聯合。同樣，請願代表團也只是一種鬆散的聯合。鑒於前兩次請願運動的失敗，代表團於第三次請願前在組織上作了頗多改進，擴大了代表團的范圍，最終也取得了積極成果（清廷決定提前三年召開國會），但這種成果的取得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最高統治者迫於現實政治情勢以及在權衡各種因素後主動讓步的結果，並非皆可歸功於代表團的請願。在國會請願運動已經取得一定成績後，請願團體內部發生了分化，大多立憲派人士對成績較為滿意，但仍有不少激進分子對不能速開國會表示不滿，堅持繼續請願（第四次請願），但以失敗而告終。

可以說，組織渙散是清末新式社團的普遍特點。一個較為成熟的社團（或政黨），其成員多是基於共同的利益訴求而聚合在一起，它必須具備完整的章程、組織結構、議決和執行體制，以及較為穩定的領袖或領袖集團，「領袖無論在技術上還是組織上都是必要的」。[49]但清末的新式社團多是輿論界或新知識界人士在特定環境下基於共同政治主張形成的暫時聯合，並不具備成熟的組織結構，往往也缺乏具有足夠威信或靈活手腕的領袖人物。1910年，第一個全國性的新聞業社團——中國報界俱進會在南京成立。它有較為完善的章程，並在上海設立了專門的事務所，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報界的凝聚力，但其標志性意義仍然大於實際功能。它不僅沒有把全國大多數報館納入自己的組織系統，而且也難以消除報界內部的矛盾和紛爭，很多成員不能及時出席社團所組織的會議。會議所通過的決議往往也不過是宣言書，不是行動綱領。由於組織渙散，它很難有效運作。[50]新式社團的這種不成熟形態，也許反映了中國政治近代化早期階段難以避免的困境。

清末影響較大的立憲和革命團體，大多具有這樣的缺陷。1908年，由梁啟超等人組建的政聞社，由於無法有效約束其成員的言論和活動，最終因陳景仁案被清政府查禁。[51]革命派團體內部則是紛爭不斷，中國同盟會不過是由各種力量聚合而成的鬆散聯盟，內部成員紛雜，不僅在思想認識上多有分歧，而且在具體組織工作方面也常陷入分裂的境地。據吳玉章的回憶，1906-1908年間的「同盟會組織也很渙散，孫中山、黃興等領導人都不常在日本，宋教仁又沒有威信，真是群龍無首，一盤散沙。」[52]1907年8月成立的共進會，以及後來於1911年7月成立的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均是對同盟會的分裂。在同盟會內部，孫中山、章太炎之間多有不和，陶成章甚至發起過「倒孫風潮」。這些均說明同盟會並不是一個非常成熟的革命政黨。[53]甚至有外國學者認為，同盟會與其說是個政黨還不如說它更像秘密會社。[54]即使同盟會被定性為一個「秘密會社」，恐怕也只能視作一個組織十分鬆散的秘密會社。此外，隨著資政院開院所成立的合法政黨，如辛亥俱樂部、政學會、憲友會等，不過是以資政院議員和立憲派人士為中心的鬆散聯合，同樣不具備成熟政黨的形態，這種鬆散狀態一直延續到民初時期。在民國初年，政黨間的聯合與分裂、黨員的跨黨乃至「叛黨」都是十分普遍的現象，多數政黨在沒有維持多久就「壽終正寢」了。[55]雖然開放型政黨應該允許上述現象存在，但它從側面反映了轉型時期政黨尚不成熟的現實。

新式社團的鬆散狀態，決定了清末的社會運動和革命運動均不可能形成一個強固的領導核心，運動具有較強的自發性色彩。如社會學家所言，社會中層組織發育不良，使得社會運動具有很大的自發性，社會運動參加者的行事方式往往會基於他們自己長期養成的習慣和本能。「當一個社會運動的組織性很差時，決定一個運動發展的往往不是運動積極分子的話語和行動，而是大眾頭腦中普遍存在的基於一個社會文化傳統的一些基本解讀方式。」[56]也許正因如此，近代中國社會運動的發展形態往往與騷亂較為接近。我們通過仔細考察會發現，立憲派人士發動了國會請願和保路運動，然而隨著運動的發展，他們常常發現自己難以控制運動的節奏，而意外事件則會導致運動的激化。主要由東三省和直隸的民眾和青年學生參加的第四次國會請願運動，由於請願代表團此前已經解散，在組織化程度方面遠遠不夠，呈現出較為混亂的狀態。運動積極分子溫世霖被捕後，民眾運動越發激進，政府當局基於對社會秩序穩定性的考慮，採取了嚴厲的鎮壓措施。同樣，在四川保路運動的初期，運動尚在立憲派領袖的設計下平穩發展，但「成都慘案」導致了情況的逆轉，和平請願演變為反清政府的暴亂。[57]政府當局對於此次暴亂應對乏力，暴亂遂為革命分子利用，成為清政府覆亡的導火索。但清政府的覆亡並非意味著革命運動具有充分的准備和較高的組織化程度，辛亥革命爆發時，革命派內部四分五裂（武昌起義時孫文尚在美國，對之毫無知情），立憲派和地方實力派則「各懷鬼胎」。辛亥鼎革後建立的臨時政府，不過是多種政治勢力在妥協後建立的一種鬆散聯合，沒有任何一個黨派或社團能真正居於領導地位，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釋何以民初的政局如此混亂。

由於組織化程度低，清末的民眾運動大多呈現出較強的非理性和情緒化特徵。如社會學家所指出的，「一個社會運動，當其組織力量很弱時，情感性行為往往會主宰該運動的發展。」[58]請願運動中的青年學生及激進分子常常以血書、斷指，甚至自殺來表達其政治訴求。長沙修業學校教員徐特立為表達對湖南請願代表的支持，自斷左手小指寫就「請開國會，斷指送行」八個大字。在第四次國會請願中，軍醫學堂學生方宏蒸自斷左手中指，用鮮血書寫「血誠」二字；北洋法政學堂學生江元吉割下左臂肉一塊，以鮮血書「為國請命，泣告同胞」八字；繼又有楊可10餘人割臂刺指，書寫血書；北洋師范學堂學生楊暢時自刎，為人所救護，等等。[59]這些激烈的自殘舉動使周圍同學熱血奔騰，增加了國會請願運動的悲壯感。一些負責維持秩序的警察，甚至地方大員，也常常受這種情緒的影響而加入到請願運動中來。在第四次請願運動中，東三省人民的愛國熱情感染了總督錫良，錫良流淚答應代民上奏朝廷，請求即開國會。在四川保路運動中，一次鐵路總公司的集會上，與會民眾在聽到運動領袖的演講後「多痛哭失聲，巡警道派去維持秩序的警察亦相視流淚」。保路同志會決定派代表向中央政府請願，在南較場舉行的大規模的送別儀式上，赴會代表發誓不達目的決不回川，此時「台上台下群情激憤」。[60]

充滿感情的演說，痛苦流涕的聽眾，成為城市街頭常見的風景，從而使得清末的民眾運動具有極強的感染性。盡管對民眾的愛國行動應予以充分肯定和同情，但其理性化不足是顯而易見的。尤其是青年學生，往往會做出一些出格的舉動。情緒化中的民眾和青年學生，不太可能基於理性的策略進行行動，充滿悲壯感的愛國熱情使他們認為，最高統治者必須立即答應他們的要求，否則便是不道德的政府。而對一個不道德的政府即使採取了違法的抗爭方式，也具有天然的正義性。對於清政府作出的具有相當合理性的解釋及有一定限度的妥協（比原計劃提前三年召開國會、頒布憲法），民眾難以接受，從而使得他們與政府當局的博弈走向惡性發展的方向。古斯塔夫·勒龐認為，群眾具有沖動、易變、急躁的特徵，是有道理的。[61]可以說，組織化程度低的群眾運動將上述特徵表現的淋漓盡致。

清季十年是集團（群體）意識迅速發展的時代。在民族危機的刺激下，新知識界（開明士紳、青年學生、報界人士等）的合群意識增強，將組建社團作為走向民族國家的必要步驟。在他們看來，社團乃是「小群」，而民族國家則是「大群」，「自小群以成大群」乃是一個自然演變的過程。正基於此，建設民族國家的訴求與社團的組建以及社會運動的發展緊密的結合在一起。但組織化不足是清末新式社團難以避免的局限，這樣就給社會運動的發展帶來一些負面後果，主要表現為運動的自發性傾向。此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集團意識或者說群體意識的發展，其作用可能是雙重的，「集團意識的發展對社會體系既有結合又有分解的作用」。

❼ 清朝滅亡外國國債誰還

想多了 政府都換掉了 誰會還這個 明顯作廢了 國民政府是推翻清政府的怎麼可能會替它還債..

❽ 「要新增貨幣就必須增加國債，而還清國債就等於摧毀了國家貨幣」請問是什麼意思

當年英國實行的抄是金本位襲制；政府的大量開銷均需支付黃金；但是國庫沒有足夠的黃金；於是開始大規模的發行國債。以未來的稅收作抵押。這樣實際上；就是的國債和稅收掛鉤；等同於黃金。而當紙幣開始流通時；也於黃金掛鉤，這樣使得貨幣與國債緊密的聯系在了一起。 這是我個人的理解，不過《貨幣戰爭》這本書很多內容是誇大了的，不少內容是是他作者的個人猜測，這本書有點外行人看熱鬧。

❾ 國父孫中山為護法運動籌糧籌餉為何失敗

1916年袁世凱稱帝失敗後，掌握軍政的段祺瑞不肯恢復國會卻另行召集臨時參議院試圖毀法弄權。孫中山等革命黨人以護法號召天下，主張「國會為民國中心，憲法為立國之本」。 次年7月，孫中山等南下廣州組織護法運動。

早在南下護法之時孫中山就考慮到了財政困難。在給鄧澤如的函電中就曾說道：「惟粵省財政向絀，此際海軍、國會兩項費用固繁，將來連政府出師，所需尤多，全賴我同志悉力相助。尚冀協力進行，俾巨款速集。」曾有記者提問經費如何籌借，孫中山樂觀地說：「惟將來終須借內債或者外債。蓋只需一良好之政府，國內外之人民皆將信任官吏，則歸還國債，人民自樂於解囊也。借款不難借到。」

為籌集軍政費用，軍政府動員海外華僑捐款。孫中山曾指示廖仲愷致電在仰光的華僑饒潛川，說明南下護法不僅在於反對復辟，而且真正目的在於建造真正共和國家，希望各界能「速籌款項，以濟軍用」。南洋華僑深盼「嚴懲首從，剪殲妖孽」，熱心籌款「願犧牲一切」。同時孫中山還專門派孫科等人赴菲律賓籌餉。他高度評價了華僑義舉，「作將伯之助，則民國再造，皆諸同志之力。」此時，諸如菲律賓華僑也為革命積極奔走，發表護法通電「菲僑深表同情，願助捐軍餉，以贊成孫中山之進行，為一勞永固中華民國。」據統計，廖仲愷經手的軍政府財政收入共有494212.35元，屬於華僑捐款的有247679元，約佔全部收入的一半。此外，截收鹽稅款、發行軍事內國公債也是募資的主要辦法。

❿ 清償國債不屬於財政赤字政策的表現嗎為什麼謝謝

國債的最大功可能不是彌補財政赤字，這是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債除具有彌補財政赤字、籌集建設資金等基本功能之外，還具有以下幾方面重要作用：
1．形成市場基準利率： 利率是整個金融市場的核心價格，對股票市場、期貨市場、外匯市場等市場上金融工具的定價均產生重要影響。國債是一種收入穩定、風險極低的投資工具，這一特性使得國債利率處於整個利率體系的核心環節，成為其他金融工具定價的基礎。國債的發行與交易有助於形成市場基準利率。國債的發行將影響金融市場上的資金供求狀況，從而引起利率的升降。在國債市場充分發展的條件下，某種期限國債發行時的票面利率就代表了當時市場利率的預期水平，而國債在二級市場上交易價格的變化又能夠及時地反映出市場對未來利率預期的變化。 2．作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的結合點： 首先，擴大國債的發行規模是國家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主要手段，1998年8月為保證經濟增長率達到8%而增發2700億元特種國債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其次，國債，特別是短期國債是央行進行公開市場操作唯一合適的工具。國債的總量、結構對公開市場操作的效果有重要的影響。如果國債規模過小，央行在公開市場上的操作對貨幣供應量的控制能力就非常有限，不足以使利率水平的變化達到央行的要求；如果國債品種單一，持有者結構不合理，中小投資者持有國債比例過大，公開市場操作就很難進行。
3．作為機構投資者短期融資的工具： 國債的信用風險極低，機構投資者之間可以利用國債這種信譽度最高的標准化證券進行回購交易來達到調節短期資金的餘缺、套期保值和加強資產管理的目的。
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