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國債規模的衡量指標
國債償債率（10%以內）
國債依存度（警戒線20%）
國債負擔率（發展中國家不專超過屬45%，發達國家不超過60%）
國債債務率
3％的赤字率，60％的債務率
借債率（國際以10%控制上限，我國按照西方的經驗3%-5%）
② 從依存度看國債規模大,而從國債負擔率看,國債規模不大,你對此問題如何看
國債依存度是國債收入與中央財政支出之比，國際公認警戒線為25%-35%左右。我國國債近年依存專度高達80%左右屬，這是因為：1、我國的國民收入分配過分向個人傾斜，國家總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不高；與此對比，發達國家的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一般為45%-55%左右；2、我國中央財政在國家總財政收入中的比重長年維持在52%-53%左右。即我國的中央財政支出基數低於國際標准水平。我國的低國債負擔率恰恰說明了我國國民收入高，只不過是大部分為國民所持有。需要支出的是，我國的國債規模近年已相當高的增速增加，需要引起警惕！
③ 我國現在的國債發行規模是否太大如何正確控制國債的發行規模
不大 ，因為發達國家的國債的規模一般會有GDP的50%以上，有的甚至達70%，而我們國家只有2%左右，所以不大，有很大的空間。
④ 簡述衡量國債規模的相對指標及意義
我國國債發行規模狀況我國國債發行始於1950年的人民勝利折實公債，內1954年—1958年又相繼發行了國家經容濟建設公債，其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終止了政府舉債融資，我國成為世界上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國家。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我國從1981年開始恢復發行國債，國債的發行主要用於籌集建設資金，彌補財政赤字。由於當時彌補財政赤字可以向銀行透支，因此，國債發行規模較小，增長較慢。從1994年起，國家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出台了《預演算法》，規定財政赤字不允許向銀行透支，使得國債發行規模首次突破1000億元大關，並在以後逐年增加發行量，以年均30％以上的速度增長。1998年國家實施積極財政政策，通過大量發行國債籌集建設資金以投入基礎設施等建設，為此，1998年國債規模達3310.09億元。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國債發行規模不斷擴大，2000年至2006年發行量達44556.4億元（詳見下表）。我國國債對支持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在發展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保持一定規模的國債發行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經濟意義。
⑤ 我國當前國債規模是否適當！！！
我國著名財政經濟學家、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中國財政學會副會長何盛明教授曾經說過：
我們的財政政策和國債政策從來都是為實現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目標服務的。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造成了嚴重的影響，物價水平總下降，經濟增長速度下滑。鑒於此，中央決定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增發國債用於基礎設施建設。1999年又進一步實行積極財政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經濟各項指標下滑的趨勢得到控制。1998年的經濟增長率為7.8%，1999年的經濟增長率為7.1%。
認識我們的債務規模，關鍵就要看國家財政政策所要解決的問題以及實施反周期調節的經濟效果如何。至於在亞洲金融危機得以緩解，東南亞一些國家經濟復甦以後，我們的財政政策將如何改變，則需另當別論。但從今年的經濟形勢來看，還應當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具體到我們國家，國債規模的大小，我想應該結合我國的現實情況來分析。籠統地說發債空間大小與否，我認為不具體，也是沒有說服力的。我們國家從1993年開始實行宏觀調控，並在1996年順利實現了經濟軟著陸。但是，在軟著陸以後，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的深層次矛盾也開始暴露出來，這集中表現為結構性矛盾、制度性矛盾和體制性矛盾；而且，這三種矛盾交織並發、錯綜復雜。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也可以說反映了三大風險、三大困境，即國有企業處於困境，銀行處於困境，財政處於困境。鑒於這三大矛盾同時並存，要擺脫困境，當然要從經濟入手，從企業入手。而國民經濟的調整，產業結構的升級，國企改革的深化，都離不開財政和銀行的支持。但是，在這三大矛盾、三大困境同時出現的時候，我們解決問題的迴旋餘地就不是很大了。面臨著這樣一個現實矛盾，那麼，我國的國債規模究竟要搞多大呢？
衡量我國國債規模的大小，既要考慮到我們的財政政策是為經濟服務的，不能夠只求財政平衡而放棄總的經濟目標，又要從客觀形勢出發，考慮到財政自身的運行問題。我們可以用兩個總量指標來衡量國債規模的大小，一是赤字率，即赤字佔GDP的比重，按國際標准不能超過3%；二是債務率，即債務余額佔GDP的比重，以60%為警戒線。從公開的數字來看，目前我國的赤字率還不高，好象發債空間還比較大，但是如果考慮到其他一些隱性赤字，就已經接近或超過國際警戒線了。更重要的是，分析赤字率時，我國還有幾點與西方不同。第一，我國的債務余額積累是從1982年開始的，而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已有了近二百年的歷史，因而其債務率遠遠高於我國；國與國情況不同，債務率不具有可比性。第二，我們的財政能力也有別於西方市場經濟國家。我國的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是12%，而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比重都在30-40%，財政能力比我國要強得多；而我國的財政能力相對較弱，這一點在比較債務率時必須加以考慮。第三，我們的資本市場剛剛起步，還很不發達，發行的國債還不能直接進入資本市場流通。而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資本市場應當說是比較成熟的，無論國債發行多少，都能進入資本市場流通，通過市場的循環消化，債務問題便很難暴露；並且，西方一些市場經濟國家即使沒有財政赤字，也要發行國債，以便進行公開市場操作，調控宏觀經濟運行。所以說，為什麼西方國家債務率高於100%都不會出現大的問題，道理就在這里。因此，我們在作國際比較時，必須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從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發債的空間應該說不是很大了；我認為，現在財政已經盡力了。
1998年以來我國適度增發國債，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的沖擊；二是為了扭轉國民經濟增速下滑的局面，是實施反周期經濟調控的重要舉措。從目前情況來看，亞洲一些國家已經相繼走上了經濟復甦的道路，金融危機的影響正在減退。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雖然趨緩，但仍保持在較高水平，物價也出現止跌跡象。因此，我們的反周期調節也將告一段落。在經濟運行恢復正常以後，就要注意解決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等深層次的矛盾問題。財政政策，包括稅收政策、轉移支付政策等，都應當以此作為調控目標。這些問題不解決，國民經濟發展和財政運行都會受到很大影響。
但有一種傾向是我們所不願看到的，那就是不分具體情況，一味地依賴積極的財政政策來解決需求不足的問題。擴張性財政政策與需求不足之間，並沒有必然聯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特別是出現買方市場時，需求不足是一種常態，主要應當靠市場進行調節，宏觀調控政策應當處於輔助地位，其作用效果是有限的。過分依賴財政政策調整市場需求，事倍而功半。處理不好，還會導致債務危機。而債務危機反過來又會對經濟運行產生負面影響。俄羅斯經濟的崩潰就是一個明證：首先是債務危機，進而導致經濟危機爆發。因此，國債政策也是要謹慎使用的。
⑥ 研究國債規模的意義
我國國債發行規模狀況
我國國債發行始於1950年的人民勝利折實公債，專1954年—1958年又相繼發行了國家經濟建設屬公債，其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終止了政府舉債融資，我國成為世界上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國家。
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我國從1981年開始恢復發行國債，國債的發行主要用於籌集建設資金，彌補財政赤字。由於當時彌補財政赤字可以向銀行透支，因此，國債發行規模較小，增長較慢。從1994年起，國家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出台了《預演算法》，規定財政赤字不允許向銀行透支，使得國債發行規模首次突破1000億元大關，並在以後逐年增加發行量，以年均30％以上的速度增長。1998年國家實施積極財政政策，通過大量發行國債籌集建設資金以投入基礎設施等建設，為此，1998年國債規模達3310.09億元。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國債發行規模不斷擴大，2000年至2006年發行量達44556.4億元（詳見下表）。我國國債對支持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在發展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保持一定規模的國債發行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經濟意義。
⑦ 保持適度的財政赤字和國債規模具有什麼意義
關於我國財政赤字與債務規模適度性問題，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三種：一是必須從總量和結構兩方面指標入手進行分析。從國民經濟大范圍看，我國的債務負擔率和與國際比較同口徑的赤字率都在國際公認警戒線內，繼續擴大國債發行規模的潛力仍很大；從財政收支角度看，由於國債依存度較高，財政債務規模偏大，進一步拓展的餘力十分有限。二是研究赤字與債務適度性問題，沒有必要考慮有關財政性指標，只要將赤字率與債務負擔率控制在3%和60%范圍內即可。絕大多數國家也正是依據總量指標制定財政和債務政策的。三是1998年以來實施的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因經濟緊縮採取的「反周期」調控措施，其出台之時財政已面臨了多年困境。隨著積極的財政政策的不斷持續，中心財政赤字增加較多。從長遠看，假如繼續擴大赤字和國債規模，將損害經濟和財政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可考慮從現在起逐步淡出積極的財政政策，中長期目標仍應堅持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
上述三種觀點都有道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赤字與債務問題在我國財政乃至經濟全局中的重要性。但關於財政赤字與債務規模適度性的預警指標問題，既不宜單純就財政論財政赤字與債務，也不宜單純考慮宏觀需要而忽視財政面臨的困境。同時，我們也應注重到，即使依據上述指標計算我國的赤字與債務指標，目前仍得不出赤字與債務規模不適應的論斷。
1.從歷史的角度和財政與經濟的辨證關系熟悉赤字和債務問題財政政策是市場經濟國家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工具之一，非凡是發達國家普遍將財政狀況放在整個經濟中加以權衡並制定財政政策，很少單純就財政論財政，在具體分析赤字政策與債務政策利弊時，也著重從財政對整體經濟的影響來分析，這種置財政問題於宏觀經濟范疇內的政策選擇方式，與這些國家的整體經濟實力強的狀況基本吻合。一般而言，發達國家年度國內生產總值遠遠超過發展中國家，財政收入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比重普遍保持在45%左右；其債券市場較為成熟，治理規范，債券的發行、流通比較順暢，有助於赤字與債務問題的緩解。在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盡管財政赤字年年有，政府債務規模也不小，但不僅未對其經濟造成太大影響，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支撐了其經濟發展。
我國與發達國家有很大差異。這種差異不僅反映在總體經濟發展實力上的不足，更反映在政府財力尤其是中心政府財力的薄弱。其主要原因在於，以放權讓利為主線的體制改革的每一步推進，相伴而生的是財政收入的相對減少，財政「兩個比重」的逐年下降。這種局面並未因新的財稅體制改革而根本扭轉。全國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2000年為15.0%，比1994年僅提高3.8個百分點，而同期的中心財政收入佔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2000年為52.2%，比1994年下降了3.5個百分點。財政面臨著一方面中心財力十分有限，而另一方面財政支出壓力沉重的兩難局面，各方面要求增加支出的呼聲一直很高。假如進一步考慮到國有企業的過度負債問題，國有銀行的大量不良資產問題，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問題，以及如何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等問題，最終都將不同程度地依靠中心財政。凡此種種，在目前財力有限的情況下，支出的缺口不得不通過債務融資方式解決，也不得不保持一定數量的赤字和債務規模。事實上，改革開放20多年來的巨大成就也正是得益於財政性融資的支持。1978年—2000年，我國財政有20年的赤字歷史，只有在1978年和1985年出現了很少量的財政盈餘，利用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融資政策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基本符合我國的基本國情。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一再證實，發展是硬道理，是解決經濟發展中面臨的各種問題的根本途徑。因此，假如僅僅看到財政債務增長過快，中心財政債務依存度較高就得出縮減赤字與債務規模的結論，也可能出現這樣的局面：財政赤字、債務規模和收支差額雖然得到了較好控制，然而國內需求持續低迷，經濟緊縮進一步加劇，投資增長逐步滑坡，從而導致經濟不景氣一財政財源萎縮一經濟更加不景氣一財源進一步萎縮的惡性循環。這不僅不能有效地防範財政風險，而且有可能引發經濟危機。當然，我們也必須正視財政所面臨的困難，切實加強對債務收入的有效運用和治理，提高這部分資金的使用效益，在促進發展的基礎上培植未來財源。
2.從上述指標的實際計算結果，目前也尚得不出我國的赤字與債務規模不適應結論首先，從國債負擔率看。「九五」時期我國的國債負擔率分別為7.29%、8.17%、10.03%、13.90%和14.64%，而最高年份的2000年也僅為16.44%，2001年的債務負擔率約為16.37%，都明顯低於主要發達國家的水平。
其次，從赤字率看。根據我國《預演算法》明確規定，地方各級財政不列赤字，財政赤字亦即中心財政赤字。2000年以前的赤字一直未包括利息支出在內，以這種口徑計算的赤字率都低於2.5%.即使加上利息支出部分，赤字率也僅接近3%.我國當前的赤字情況與發達國家經濟不景氣時期相比，並不為高；與東歐等轉軌國家相比，就顯得較低，在世界范圍基本上屬於中等偏低水平。
第三，從國債依存度看。一般情況下，我們計算國債依存度的方法是：國債依存度＝×100%.根據這一公式計算的結果是債務依存度明顯偏高，整個「九五」時期都在56%以上，個別年份達71%左右。因此，有許多人得出我國赤字與債務規模過度和不可持續的結論。但是，這種慣常的計算方法有其不合理性，即計算公式的分母中僅僅為中心財政本級支出，並不是完整意義上的中心財政支出概念，這既不符合國際慣例計算方法，也沒有完全反映財稅體制改革後的中心財政支出全貌。假如將國債依存度的分母中財政支出范圍擴大到中心財政支出與債務本息支出合計，則國債依存度＝×100%.國債依存度與國債依存度相比較下降了20多個百分點。進一步考慮到，一般情況下用於償還國債本金部分的發行額並不增加債務負擔和債務規模，也不改變中心預算的可用資金量，只有當年的新增部分才能改變債務負擔和債務規模，以及中心預算的可用資金量。因此，我們將國債依存度分子分母中的本金部分同時扣除，而分母中財政支出范圍仍為中心財政支出，由此得出國債依存度＝國債凈收入／中心財政總支出，則國債依存度與國債依存度相比較又大大下降了32個百分點左右。國債依存度的概念又與日本計算債務依存度的方法基本接近，日本的國債依存度＝／×100%）。根據國債依存度計算的我國債務依存度指標近年最高為32%，而且計算依存度的國債收入也為同口徑最大，即包括了建設國債轉貸地方部分。即使如此，也僅略高於我國專家們常說的國際認同標准。需要說明的是，上述三種債務依存度的計算方法，都是寬范圍口徑下的計算結果，即將1998年以來發行的長期建設國債中轉貸地方部分計算在內，假如將這部分從當年債務收入中剔除，則幾種方法計算的債務依存度的比例都將進一步較大幅度下降，非凡是債務依存度將回歸至通常公認的國際認同標准之內。
二、通過建立穩固、強大的財政，降低財政風險
從總體上看，目前我國的赤字與國債規模基本適度。但要針對我國財政基礎仍比較薄弱的現實，在保持一定的赤字和政府債務的同時，要大力發展經濟，培植財源，提高財政收入的「兩個比重」和財政抗風險能力，通過建立鞏固強大的財政，降低財政風險，保持財政的可持續發展。
1.積極運用稅收政策，提高稅收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進一步調整稅收收入結構，實行稅收政策的結構性調整，把該收的稅收上來，減少稅收流失，把該減的稅減下去，積極地貫徹鼓勵社會投資的稅收政策，刺激經濟增長，為財政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持久動力，逐步提高稅收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和財政的稅收依存度，逐步降低債務依存度，使國家財力大大增強，並為進一步深化改革提高財力保證。在適當的時候開征一些新的稅種，如遺產稅，健全地方稅體系。
2.健康的財政體制是財政穩健運行的基礎。要進一步推進財稅體制改革，理順政府收入分配渠道，加快費稅改革步伐，擴大財政經常性收入。全面貫徹實行收支兩條線治理方式。逐步建立稅式支出預算制度，規范稅收減免和支出治理體系。繼續搞好財政支出制度改革，包括國庫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購等。加強對地方財政的約束和監督，建立完善的轉移支付制度，緩解地方的、鄉鎮的財政困境。
3.調整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堅持經常性收支基本平衡原則。從嚴控制經常性預算中一般性支出，適當壓縮對企業的直接補貼和事業費支出，增加對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和再就業補助，在收入一定的前提下，保證重點支出的資金需要。我國財政風險主要來自於地方財政。地方財政要嚴格按照《預演算法》的要求，果斷不打赤字，要根據建立公共財政的要求安排財政支出，要採取措施處理好地方財政負債問題。
4.加強對國債資金使用的監督，加快國債市場建設步伐。有關部門要確保國債資金使用的效益，保證國債項目質量。應研究單獨編制建設國債預算，加強對國債資金籌集使用的治理。進一步優化國債期限和利率結構，積極推進國債發行和流通的市場化改革，進一步優化國債結構，豐富國債品種，適當提高機構投資者持有國債的比例，降低國債發行成本，活躍國債市場，提高國債治理水平，發揮國債促進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
⑧ 影響一國公債規模的因素有哪些如何衡量公債的規模
影響因素
經濟發展
發展水平是影響公債規模的主要因素。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是政府債務規模大小的決定因素。
生產關系
生產關系，不同社會經濟制度的國家，其舉借公債的規模有很大的不同，最明顯是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區別。由於資本主義公債主要用於彌補財政赤子，是將生產經營資本轉用於非生產性方面，這樣相對於其經濟規模來說，資本主義赤字公債的舉借就應小一些。社會主義公債則不同，它主要用於籌集建設資金，而且社會主義公債的發行對社會再生產的正常運行的危害性可能相對小一些。這樣，社會主義公債的發行規模可以相對大些。當然，社會主義公債的發行也有其客觀限制，並不是因為公債收入被用於經濟建設而例外。
政治背景
同樣經濟發展水平和同樣生產關系情況下，不同的政治背景決定著不同的公債發行量限量。
職能范圍
職能范圍的大小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一國財政赤字的規模，而對財政赤字的存在則是公債產生的最初動因。
財政政策
國家在特定時期實行何種財政政策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公債的規模。財政政策通常包括擴張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財政政策。如果實行緊縮性財政政策，財政赤字規模就小，公債規模也會相對減小；但若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拉動總需求必然以擴大公債發行為條件。我國近幾年來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主要就是靠發行公債來支撐的。
金融市場
作為貨幣政策的一種重要工具，主要是通過公開市場業務來操作的，而公開市場業務能否順利進行要看金融市場的發育狀況。
衡量方法
來說，判斷公債適度規模的標准有五個方面：
1、從應債能力方面看，社會上是否有足夠的資金來承受債務的規模。
2、從償債能力方面看，政府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在今後償還逐漸累積的債務。
3、從政府債務對中央銀行貨幣供應的影響來看，政府債務將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價格總水平。
4、從政府債務對私人部門投資的影響來看，政府債務有多大的所謂「擠出效應」。
5、從政府債務工具是證券市場的基本金融商品的角度來看，證券市場需要和能夠容納多少政府債券。
五個標准中，最重要的是前兩個，圍繞這兩個標准具體又分為四個衡量公債適度規模的指數。下面從兩個方面分析公債適度規模的衡量：
1、國民應債能力。國內公債的資金來源是儲蓄，這里的儲蓄包括國內儲蓄和國外儲蓄。銀行存款、股票和各種債券都是將儲蓄轉化為投資的形式。一個國家籌集資金的最大限度就是該國的儲蓄水平。
2、社會資金應債能力。社會資金主要包括社會保險基金、企事業單位預算外資金，以及證券投資基金等。
從國民的應債能力和社會資金的應的應債能力看，我國公債規模還有進一步發展的潛力。
⑨ 我國國債規模是否適度
自1994年以來，我國的國債規模不斷擴大，特別是近兩年來隨著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國債規模進一步膨脹，因此，不免使人們產生了一些擔心：現有的國債規模是否過度了？這樣的國債規模是否會造成沉重的償債負擔從而影響到未來的經濟發展？這是學術界和實際決策部門普遍關注和無法迴避的現實問題。要對此作出理性而准確的回答，不但要對中國現在的財政經濟狀況及其未來的走勢作出准確的分析，還要通過對衡量國債適度規模經濟指標的國際比較才能作出合理的判斷。下面，本文就通過衡量國債適度規模的主要指標來分析一下我國國債的發行規模及合理走勢。
一、衡量國債適度規模的主要指標及其國際比較。
國債不是一個孤立的經濟范疇，它與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和財政收支狀況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判斷與確定一國的國債是否適度不能僅僅看國債本身的絕對值，它不能准確的反映一個國家的應債能力與財務負擔狀況，而必須用被國際上公認並經常使用的指標和經驗數據來對各國的國債規模進行考察，並依此對中國的國債發行規模做出理性的分析判斷。而目前國際上通用的衡量國債規模的指標主要有：（1）國債負擔率＝當年國債余額／年度GDP;（2）借債率＝當年國債發行額／GDP；（3）國債依存度＝當年國債發行額／財政支出；（4）償債率＝還本付息額／財政收入。前兩個指標是從國民經濟大局角度考察國債規模，而後兩個指標是從財政收支的角度來考察國債規模的。對於我國的國債發行規模，具體比較分析如下：
（一）對國債負擔率的比較。從理論上講，國家財政支出的需求壓力和償債能力、居民收入和儲蓄水平以及國內生產總值規模和國債的收益率高低都是制約國債發行規模的重要因素。但這些因素集中在一點，就是國內生產總值的規模。換句話說，影響國債規模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國內生產總值。那麼，考察國債的相對規模最有意義的也是最重要的指標就是國債負擔率。自80年代以來，大多數國家的政府債務規模都有大幅度的擴大，如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債務規模（國債負擔率）都幾乎翻了一倍，不過，在經濟發達程度相近的國家中，債務規模有很大差別。有的國家的債務規模只相當與GDP的22.5%（如1995年的瑞士），而有的國家超過了120％（比利時）。而發展中國家的國債負擔率則大都經歷了一個先升後降的過程，表明發展中國家的國民經濟對國債的依賴程度有所減弱。正確分析和認識我國的國債負擔率，並在與國外的這一指標進行比較時，不能僅看數量上的對比關系，還必須把握如下重要因素，否則有可能對我國的國債取向產生誤導：其一，隨著國債規模的不斷擴大，中國的國債負擔率亦出現了較快增長的趨勢。1980年僅為1％，1990年為4.8％，1995年為5.6％，到1998年已上升到8.2％，增長的勢頭非常的迅猛。其二，西方發達國家的高債務是建立在雄厚的財政基礎之上的，整個國家對債務的應債能力比較強。而中國做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不僅經濟發展與國外相比有較大的差距，而且國家的財力集中程度也要低得多，1999年預算內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僅為12.6％，即使加上政府部門的各種預算外收入，也僅為20％左右。因此，從整體上講，我們對債務的承受能力比國外要相對弱一些，債務負擔率不能簡單的和國外進行對比。其三，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其國債的累計規模之所以年能達到今天這樣高低水平，是上百年累計下來的結果。而我國舉債的歷史不長，從1981年發行第一批國債至今，也不過20年的歷史，但我國的國債規模按目前這樣的勢頭發展下去（自1994年以來，我國國債余額的年平均增長速度高達30％左右）就很可能會達到難以控制的程度，甚至會趕上有著較長舉債歷史的西方發達國家。其四，各個國家的政府債務規模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經濟結構、法律制度和債務管理機制等因素的制約。因此，在進行債務規模的國際比較時，，要充分考慮到其經濟結構、法律制度和金融市場發達程度等方面的制約因素。一般的，證券市場越發達，對國債規模的承受能力也將越強。一美國為例，1995年的國債余額約為3.6萬億美元，國債負擔率達51％，但由於美國政府債券市場是世界上最發達的政府債券市場，美國政府債券的發行一直較為通暢。這主要得益於美國政府債券是證券市場中流動性最好的金融商品，大多數證券中介機構和美國居民都青睞政府債券，而不是其它金融工具。因此，雖然我國的國債負擔率到1998年僅有8.2%,但考慮到我國的財力集中程度和證券市場的發育程度等因素，我國的國債負擔率在近期內不易過高。
（二）、對借債率的比較。國債借債率是指當年國債發行額與當年GDP的比率。它反映了當年GDP對當年國債增量的利用程度。西方發達國家的借債率一般在3％...10％，而中國的借債率1994年是2.5％，1998年是4.09％，普遍低於發達國家的水平，即使與借債率較低的法國、英國和加拿大等相比，也要低2－3個百分點，這說明從國民經濟全局來看，我國的年度國債發行規模還是存在一定的空間的。但是，我們也應看到這樣一個事實，從1994年起，中國的國債增長率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大體在25％－－30％，遠遠超過了GDP8％左右的增長速度，所以，借債率這一指標肯定還將不斷攀升。而大多數國家的這一指標多年來基本保持穩定的狀況，維持在8％左右，只有日本、英國和西班牙等少數財政陷入困境和失業率較高的國家在90年代初出現了較快的增長。
（三）債務依存度的比較。國債依存度是任何一個國家考核國債規模是否適當的一個重要指標。它是值財政支出依靠債務收入來安排的程度，用公式表示為國債依存度＝國債年度發行額／財政支出。就法律或制度的意義看，至今為止我國國債只限於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是不能發行公債的。這樣，依靠國債滿足財政支出需要的只能是中央政府，即國債依存度這一指標對中央財政才是有意義的。所以。我們在作比較分析時，實際上是拿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即年度國債發行額與中央財政支出之比）與西方國家財政債務依存度來作對比。我國的債務依存度是非常高的，1998年度國家財政債務依存度和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分別高達29.65%和71.12％，幾乎高出日本、英國和美國的3－10倍。目前各發達國家的債務依存度一般在10％－20％之間，日本政府即使在最困難時期債務依存度也不過37％。顯然，我國以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為主體格局的中央財政支出，其資金來源一半以上要依賴發行國債，不僅與政府本身的性質不符，而且，長此以往，恐怕難以維繼，其潛在的風險是不言而喻的。當然，我們也應當看到，由於各國的財政體制和預算編制方法不同，在對國債依存度進行比較是，一定要注意其可比性。尤其要注意的是：第一，在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這個計算指標中，中央財政支出這一指標僅包括政府預算內支出，而在當前政府收支被嚴重扭曲的情況下，占相當大比重的政府收支游離在政府預算之外，保守的估計，預算外收支至少佔全部收支的一半，而且中央預算在整個政府預算中的比重也偏低。因此，中央財政支出這一指標是被低估了，具體到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則被高估了。第二，我國的財政預算編制方式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完全相同，比如債務利息的規模已越來越大，但尚未編列在預算支出中 ，使帳面上的中央財政支出小一塊。又使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被高估了一塊。所以，我們不能簡單的就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嚴重偏高就得出要立即壓縮國債規模的結論。但不管這個指標被怎樣高估，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偏高則是不爭的事實，應該引起警覺，絕不能掉以輕心。
（四）償債率的比較。國債償債率是指一年的國債還本付息額與財政收入的比例關系。債務收入的有償性，決定了國債規模必然要受到財政資金狀況的制約。因此，要把國債規模控制在與財政收入適當的水平上。這一指標，國際上公認的安全線是8－10％，我國在1994年以前，由於國債的發行規模不大，國家財政收入用於債務支出的也就不多，償債率較地，如1990年不過是6.5%。但從1994年起，國債的發行規模劇增，由此導致的債務支出總額迅速上升，國債償債率從1994年的9.6%迅速攀升到1998年的22.4%，大大超過了國際公認的安全線。
二、基本結論。
通過以上對四個指標的對比分析，關於我國的國債發行規模，我們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結論：1、西方國家國債依存度較低，國債負擔率較高，與我國的情況正好相反。這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西方國家年度國債規模發行絕對量較大，但與其年度巨額財政收入相比，相對量顯得較小。以美國為例，1993年的財政收入高達11535億美元，而同期我國財政收入僅有4398億元人民幣。若按現有匯率計算，相當於我國財政收入的22倍。二是這些西方發達國家實行市場經濟的歷史比較長，因此，國債發行時間也早，尤其是以發行中長期（10－20年）的國債為主體品種，因此，歷史累計額較大，比較起來，其國債負擔率自然比較高。2、從上面判斷國債規模的主要經濟指標來看，很難簡單講，中國國債規模是大了還是有較大的迴旋餘地，一個讓人們較易接受的事實是，中國國債規模處於國民經濟應債能力寬松而財政債務重負的矛盾當中，即既有寬松的一面，也有嚴峻的一面。那麼，問題的關鍵是如何解決這一矛盾，既要充分發揮國債對國民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以及對經濟運行的反周期調節作用，又要防止國債規模過大對財政收支造成難以承受的壓力，避免像某些發展中國家那樣因政府債務問題而陷入信用危機和財政危機。3、從動態趨勢看，中國國債發行規模經歷了自1994年以來的以30％多的速度急劇擴張，正面臨者巨大的壓力和與日劇增的風險。今後的若干年內，只要國內國際政治、經濟形勢不發生大的突變，對國債發行規模進行增長中的微調或許是一種有效的政策選擇。考慮到國債總量政策的慣性作用，未來幾年要壓縮國債發行規模是不現實的，也不符合當前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客觀要求，但國債發行規模要想連續保持這幾年的增長勢頭也是難以維繼的。所以，現實的選擇只能是增長中的微調，而且，這種微調只能建立在振興財政和優化國債結構的基礎上進行，即要在提高兩個比重的或國家可支配財力水平的基礎上適度擴大國債規模。同時，要繼續調整國債政策，規范國債市場，優化國債結構，是國民經濟應債能力得到較好的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