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債券案

『壹』 1993年世界上發生了哪些大事

1993年世界大事一覽：

1月1日，捷克斯洛伐解體為獨立的捷克共和國和斯洛伐克共和國。

1月1日 東盟自由貿易區計劃開始實施。歐洲大市場正式開放，由於英國、丹麥、愛爾蘭拒絕，人員自由流動尚未完全實現。

1月13日，130個國家的代表簽署《禁止化學武器公約》。

2月16日，中國在聯合國經社理事會會議上當選為負責聯合國環發大會後續工作的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成員國。

4月3－4日，美俄總統柯林頓和葉利欽在溫哥華會談後發表<<溫哥華宣言>>,柯林頓宣布總金額16億美元的援俄計劃,巴黎俱樂部的19個債權國同意俄推遲償還1992、1993年到期的150億美元的債務。

4月27－29日，大陸海峽兩岸關系協會會長汪道涵和台灣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辜振甫在新加坡舉行正式會談，就加強兩案經濟合作、科技文化交流及兩會會務交換意見，並簽署了四項協議。

4月，南亞區域合作聯盟七國首腦會議，通過《達卡宣言》和《南亞特惠貿易協定 》。

5月，英、美、日、德等國計劃制定人類基因組研究的國家戰略。

5月，兩位美國科學家進行首次人胚胎分裂試驗，即克 隆人，引起激烈的倫理爭論。

5月，生物圈2號進行第一次試驗，為人類移居其它星球提供新的認識。

5月28日，美國總統柯林頓簽署命令，宣布延長對華最惠國待遇一年，但對下一年度延長附加條件，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抗議美國把貿易問題政治化，嚴重干涉中國內政。

5月13日，美國國防部長阿斯平宣布放棄星球大戰計劃。

6月21日－7月1日，美國的奮進號太空梭在太空進行科研飛行。

7月7日，美國、加拿大、日本和歐共體四方貿易部長在東京就市場准入問題舉行會談並達成協議，決定互免葯品、鋼鐵等八類商品的關稅，大幅度降低化學製品、玻 璃、紡織品等商品的關稅，下調對紙張、電子產品等商品的關稅。

7月24日，俄羅斯中央銀行宣布立即停止原蘇聯和俄國銀行頒發的1961－1962年版的盧布， 更換新貨幣。

7月26日，古巴主席卡斯特羅在紀念功打蒙卡達兵營40周年大會上宣布對古巴經濟政策作重大調整，以擺脫目前的經濟危機。

8月1日，歐共體12國財政部長在布魯塞爾開會商討以放寬匯率浮動限幅來拯救歐洲貨幣體系。

8月11日，加拿大政府解除了對古巴實行了15年的雙邊援助禁令。

8月13日，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就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補充協定達成一致，以解決環境、勞工及貿易問題。

8月25日，美國政府以所謂中國和巴基斯坦的某些單位「從事了導彈技術轉讓」為由宣布對中巴兩國實施為期兩年的經濟制裁。

9月4日，中國、沙烏地阿拉伯、美國三方政府代表在沙烏地阿拉伯共同簽署一份檢查報告，確認中國貨輪「銀河號」完全沒有裝載美方指控惡毒硫醯二甘醇和亞硫醯氯兩 類化學品。中國外交部、全國人大外交委員會就此發表譴責聲明，國際輿論也紛紛批評美國的霸權主義行徑。

9月5日，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10國首腦會議在史瓦濟蘭首都姆巴那內舉行，正式批准《部非洲發展那共同體條約》和關於建立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豁免與特權問題的協議書。

10月7－8日，第25屆東盟經濟部長會議在新加坡召開，一致同意從明年起降低關稅和15年內建立東盟自由貿易區。

10月8日，聯合國大會決定自即日起取消對南非的一切經濟制裁。

10月，瓜地馬拉、薩爾瓦多、宏都拉斯、尼加拉瓜4國總統簽署經濟一體化議定書。

11月1日，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經過10個月的周折最終得到全部歐共體國家的批准，開始正式生效。

10月，美國泰勒，約瑟夫、赫爾斯，拉塞爾發現的一對脈沖雙星使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得到「圓滿的檢驗」，開辟了引力研究的新領域由此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貳』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前前後後 索羅斯所做的一切

1992年9月16日，金融家喬治 • 索羅斯挑戰英國政府，打賭英鎊對德國馬克及其他歐洲貨幣的匯率偏高，歷史上一場賭注最大的賭博游戲由此展開。

在投入了100億美元之後，索羅斯勝出，英鎊被迫貶值，而索羅斯則從中賺取了9.5億美元。

至今索羅斯仍以「能夠擊敗英格蘭銀行的人」而聞名於世，然而他那次行動所產生的影響遠遠超出了一人一事的范圍。在此之前，人們都認為世界各大中央銀行的儲備足以抵禦貨幣價值的任何波動。然而索羅斯卻證明，日常貨幣交易的強度和數量已經遠遠超過各國中央銀行的儲備。實際上，這種力量對比從有利於政府向有利於個人金融市場的轉化，早在1986年就發生了，並且在1998年達到了頂峰。

沒有哪裡的變化會比世界金融市場上的變化更富戲劇性。曾經由銀行（經常還有政府）主導的那種封閉的、嚴密控制的金融體系，已經被資本跨境自由流動所取代，規模更大、一體化程度更高的全球市場取代了封閉的國內市場，人們所熟悉的按照地域劃分的市場和產業結構也處於不斷變化中。英格蘭銀行領悟到，決策權已不再把握在少數人手中，而是由成千上萬個企業及投資者所掌握，尤其是大型機構投資者。市場經常是由索羅斯這樣的特立獨行者所引導，在獎勵優勝者的同時，無情地淘汰失敗者。

雖然這一新的金融格局帶來諸多好處，但我們更要面對這樣一個現實：眾多「新興市場」國家已向全球資本開放了金融體系，而且幾乎無一例外地是在必要的市場基礎設施和標准尚未具備的情況下實行開放的。銀行監管、會計和治理及法律保護等方面的發展均不充分，難以保證金融市場的穩定運行。結果，金融危機隨之而來。

一、概說金融危機

金融危機的定義。金融危機被公認為難以定義，如果僅以現象和觀點看，其開端和終結也是難以准確認定的。世界銀行官員在一份報告中將金融危機定義為：迫使銀行體系遭受重大損失甚至消除的金融事件。我們認為，危機涵蓋了兩方面基本內容：其一，涉及金融方面，對銀行流動性、支付系統與償付能力的沉重打擊而導致的金融衰弱是金融危機的顯著特點；其二，恐慌呼嘯而來，存款人和投資人的信心急轉直下，不僅使銀行體系的形勢更加嚴峻，也加劇了實體經濟中的問題，進而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

金融危機正在頻頻爆發。1970年代，危機表現為拉美債務危機，對拉美的銀行造成了沖擊；1980年代早期，智利和摩洛哥遭遇金融危機；1980年代末，美國儲蓄與貸款協會（S&L）遭受金融危機的打擊；90年代初，危機登陸瑞典、芬蘭、挪威以及大多數轉型中的社會主義經濟體；1994年至1995年，危機席捲委內瑞拉、巴西和墨西哥；1997年，泰國、印度尼西亞以及其他多個亞洲國家也爆發危機；1998年，俄羅斯拖欠債務引發震盪，影響之廣甚至波及到遙遠的巴西。

在過去的20年間，全球金融危機發生的次數有增無減，而近10年間這一趨勢更加猛烈。據世界銀行統計，20世紀80年代共發生了45起系統性的重大銀行危機。到了90年代，重大銀行危機增至63起，增幅超過60%。此外，新興市場經濟體危機發生次數的激增更是為這一趨勢火上澆油，這在拉美、亞洲及正從國營經濟向市場為導向的金融體制轉型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和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中尤為嚴峻。

我們目睹了危機中的眾生相。在厄瓜多和阿根廷，中產階級儲戶為了提取他們一生的積蓄，徒勞地敲打著銀行的大門，而銀行卻因遭到全國性流動危機的打擊而關門歇業。2002年的阿根廷，不僅金融系統崩潰，其政治制度和社會秩序也全面瓦解。在印尼，我們親眼目睹了店主們在雅加達街頭暴亂中苦苦挽救自己的生意。在韓國和日本，我們眼見兢兢業業的員工被失業的威脅壓彎了腰，關於自殺事件的新聞報道不絕於耳。

按照常理，金融危機會在幾年後逐漸平息：政府出手挽救有償還能力的銀行，將破產銀行清盤，存款人得到擔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會提供短期貸款。按照常理，危機造成的直接損失指的是正在發生的新增成本，但實際上並非經常如此。更為准確的解釋應該是把損失當成「沉入」成本，並把所謂的直接損失看作在銀行危機中納稅人對存款人的轉移支付。從這一角度來看，危機就是政府在全體公民之間分配損失的過程。然而，對於外部觀察者而言，形勢已經趨於正常，報紙上有關危機的大字標題也逐漸消失，或者至少從頭版退到了商務版。有三分之一的危機是這樣發生和收場的。

金融危機的代價。危機對各經濟體而言均意味著巨額損失，因為挽救金融系統要付出直接成本（即納稅人為存款人的存款安全提供擔保和為銀行系統注入資本金），而增長受挫還會造成更為重大的代價。在瑞典和美國，危機給納稅人造成的損失，大約相當於該國GDP的4%-5%。而在墨西哥，相應成本接近750億美元，約相當於GDP的20%。

在發展中國家，這一比例上升至30%-40%，甚至更高。在韓國，據英格蘭銀行研究，韓國政府已直接投入1250億美元用於穩定金融體系，約為該國GDP的35%，1981年的智利和1997年的泰國為42%，1980年的阿根廷和1999年的印尼則達到50%以上。英格蘭銀行的研究顯示：過去25年間，銀行危機所造成的損失平均相當於GDP的15%-25%。

在亞洲，潛在的損失十分驚人。據安永會計師事務所（Ernst & Young）2001年估算，亞洲地區不良貸款總額在危機發生後的短短2年時間里便增長了約1/3，高達2萬億美元。

還有更加重要又鮮有人論及的代價，即機會和增長的損失。這些代價是隨著現金流枯竭、貸款停發、存款交易凍結、不動產價格劇烈動盪而出現的。例如，韓國因為危機所喪失的經濟增長機會約相當於其GDP的17%，這一比例在墨西哥約為10%，在瑞典則為5%。

逐步擴大的風險。金融危機通常曠日持久，過去20年間，半數以上的金融危機持續了4年以上。截至2002年，牙買加在金融危機中苦熬了8年，而那一年也正是印度尼西亞深陷危機的第5個年頭。1998年金融危機和貨幣貶值後，俄羅斯的銀行在4年後才有能力再次發行國際債券。在日本和印度尼西亞等國，由於缺乏解決危機的政治意志，危機久拖不決。

有些金融危機則周期性地爆發。1994年，土耳其因不均衡的自由化、巨額財政赤字及對未對沖的短期外幣貸款的依賴引發了危機。其中央銀行和財政部態度猶豫不決，平息事態的措施力度不夠，無法解決其經濟和銀行系統存在的深層問題，甚至是在掩蓋問題。結果到2001年，區區一家中等規模的德米爾銀行（Demirbank）倒閉，就引發了危機卷土重來。直到2002年初，土耳其為了爭取達到歐盟的入盟要求，才開始處理其銀行系統的結構性問題。

對股東和社會來說，金融危機堪稱重大事件，決不能放任不管。更為嚴重的是，危機常蔓延過政治邊界，一些附帶效應逐漸顯現，比如在其他一些未料想到的國家會出現較高的風險溢價，而且政府最終也可能倒台——近年來，在印度尼西亞、厄瓜多、俄羅斯和阿根廷，危機就引發了政府倒台。

最近幾年的新問題是，一個國家的危機經常毫不留情地波及其他市場。1998年8月俄羅斯出現債務違約後，全球幾乎每個債券市場的債券收益率均大幅上漲，結果導致巴西的公司被迫支付比以前高出1300個基點的利率。同時在美國，新設立的公司發現，無論利率開出多高都無法發行債券。

二、解析爆發原因

是什麼原因促使金融危機的發生越來越頻繁，影響也更為廣泛？答案很簡單。我們知道，運行不佳的市場能夠滋生出危機，這一點在發展中國家尤為真切。回顧過去，很多新興市場國家向外資流開放的時機不夠成熟，無法有效質詢和監督管理層。而國外投資者則不這么認為，他們把錢撒向這些國家，指望獲取高額回報。結果是，這些資本流產生了問題：宏觀經濟政策越「利好」，資本湧入量就越大，導致了宏觀經濟游刃有餘，微觀經濟卻不堪重負，困境重重。

金融市場正在進入新時代。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1960年代末，政府管制、資本缺乏流動性、標准不統一和技術限制在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構築起了地域壁壘。經濟主要是在各國境內運行，國家間交換的主要形式是貨物貿易和貿易融資所需的貨幣。由於中央銀行控制貨幣供應和匯率，戰後還未發生過全面金融危機，特別是蔓延到其他國家市場上的危機。即使出現問題，通常都僅限於個別銀行，而且多是因為貸款不夠審慎而導致的。

實行固定匯率制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所有這一切開始發生變化。北美、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採取浮動匯率制，開始開放資本項目，允許跨國金融投資，並放鬆了對本國金融機構的管制。1970至1980年代，跨境資本流動穩步增長，但主要局限於各工業化經濟體。1989年柏林牆倒塌，標志著金融市場的新時代的開始。國家喪失對利率和匯率的管制權，數字通信的飛速進步帶來了真正的全球化，新興市場和前蘇聯集團的轉型經濟體也加入了金融自由化的行列，且一般都得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明確支持。資本流動迅速湧向全球各地，深入各個偏僻角落。

跨境資本流動的激增生動地顯示出這一變化。1980年，跨境股票(相關:理財 財經)和債券的年交易總額只有區區515億美元，到2000年，這個數字上升到1.8萬億美元——年復合增長率達到20%。與此同時，跨境銀行貸款也從4165億美元增長到近1.8萬億美元。在國外證券(相關:理財 財經)交易所發行股票的公司數從1990年的242家發展到2000年的2070家以上，同期籌資額也從160億美元增長到3160億美元，約增長了20倍。

新興市場與全球資本市場聯系起來。新興市場向海外投資者打開大門以吸引外資潮，始於1980年代的拉丁美洲，並在1990年代日漸興起。這給金融危機創造了條件，因為這些國家沒有必要的市場基礎設施和保障措施。更糟的是，在新興市場金融系統占支配地位的是銀行，而不是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在美國，銀行只向私人部門提供其所需外部資金的25%，其餘則由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提供。而在亞洲、東歐、非洲以及南美的市場中，這一比例通常是顛倒過來的。資本市場在這些國家的發展不充分達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

從金融體系穩定性的角度來看，銀行業存在內在風險性。它吸收短期存款，但提供浮動匯率和固定利率的長期貸款。在許多新興市場中，當銀行以短期借款和外幣借款形式吸納資金，而後對外提供長期本幣貸款的時候，將會出現資產和負債期限錯配，以及貨幣錯配的問題。銀行的企業客戶有時為追求較低的利率而甘冒貨幣風險，後來往往會後悔不迭。

由於銀行承擔著每一個借款人的全部違約風險，因此是在集中風險，而非分散風險。1980年代，當新興經濟體欠發達的、脆弱的金融體系融入全球金融體系後，全球金融體系的架構就發生了變化，並產生了雙向風險：新興市場要立即應付來自世界金融中心強大力量的挑戰；而發達市場的金融體系則不得不應對和消化此舉帶來的更大的波動性。

銀行貸款過熱引發波動。毋庸置疑，國際資本流動確實波動性強，是誘發眾多金融危機的因素之一。但令人驚異的是，一直以來，外國銀行貸款比跨境股票債券投資的波動還大。例如，1996年，發生亞洲金融危機的5個國家共接受了478億美元的外國銀行貸款，而1997年危機發生後，這一資金流入變成了299億美元的資金流出，一入一出相差750億美元。一年以後在俄羅斯，外國銀行貸款再次成為逃離最快的資金。1990年代晚期，外資銀行貸款總額的年變化幅度遠遠大於債券和股票資金流的變化幅度，因此具有更大的波動性。

很多人以為銀行貸款是長期專項貸款，不可能突然撤走，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債券和股票市場主要通過價格而不是數量來適應變化的市場條件，當危機發生，為避免損失立即化為現實，投資者不可能大舉拋售。但銀行貸款則不同，它不具有流動性，且利潤固定，因此銀行通過貸款數量而不是價格來適應不斷變化的經濟狀況。當問題出現苗頭時，銀行只要減少貸款就能夠避免出現貸款違約，因此每家都巴不得第一個撤走，這種一致的行為更加大了波動性。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越是在情況最糟糕的時候，銀行越是大力貸款給新興市場，以獲取潛在高回報。面對本國堆積如山的壞帳和極低的總體回報率，日本的銀行成為泰國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最大貸款人，截止到1997年6月的貸款總額已達到972億美元。但同時，外資銀行貸款又對潛在的損失高度敏感，當危機剛剛發生，就大量抽走資金，1997年6-12月，東南亞的貸款總額大約下降175億美元，其中有105億美元是由日本銀行抽走的。當一個國家像泰國那樣在僅僅3個月內便有81億美元資金抽逃時，當地本來就不夠穩健的金融機構便出現崩潰，銀行和企業大面積倒閉。

發生整體性風險的可能性增大。當今金融市場不穩定性的根源，還包括大銀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機構日益密切的聯系，表現為回購協議和貸款擔保。以俄羅斯「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為例。在連續幾年獲得驚人的回報率（1995年和1996年均超過40%）後，它的對沖基金增加48億美元，其中包括來自基金16位合夥人的19億美元。LTCM以此為擔保向銀行借款，加大在市場上的賭注。到1998年夏，金融交易賬面金額估計高達1000億美元。但俄羅斯出現債務違約後，各大債券市場的債券收益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LTCM開始缺少補交准備金的資金，並且很可能會被迫中途平倉。

面對LTCM將被迫拋售的可能性，它的主要貸款人和投資者開始焦頭爛額，這其中包括不少大型國際投資銀行。除了巨額損失外，他們還擔心LTCM的平倉會使更多的資本市場陷入低迷。為此一批聯邦儲備委員會官員利用私人資金的解決方案，對LTCM加大資金投入，取得控股權。這樣，LTCM的危局靠私人部門的力量得以化解，避免了更為糟糕的後果。但從這個事例中可以看出，由於市場和其主力參與者之間聯系日益復雜，個體主力參與者的倒閉可能會給遠在其他地區的參與者造成潛在的系統性風險。

三、危機的發展進程

通過對眾多案例的觀察和分析，我們發現，金融危機在各國的發展進程驚人地相似，大多為同一模式，即發端於實體部門的薄弱環節；銀行貸款投向錯誤使問題更為嚴重；監管體系失效使危機進一步蔓延；宏觀經濟政策和外來沖擊引發危機。

以泰國為例。早在1992年，泰國實體部門就已經業績欠佳了。隨著泰國實行金融體系自由化，使國內投資者可以獲得海外資金，引發危機的因素開始形成。這個過程中，政府讓泰銖釘住美元，刺激了外國銀行向該國投放大量短期貸款，造成經濟過熱。由於當時基本不存在貶值風險，泰國的金融機構輕率地大舉借入美元、發放泰銖貸款，沒有防範貨幣錯配問題。這些貸款很多進入了房地產領域（這是經濟泡沫另一個常見的特點，由此導致經濟最終崩潰並發生危機），不久房地產價值迅速上升，由於監管鬆懈且缺乏必要的信貸技能，金融機構將高估的房地產價值作為新發貸款的依據，股市也在國內外投資者的合理推動下扶搖直上，國內外投資者都忽略了企業已經出現問題這一明顯的信號。然而，對泰國經濟的信心正在悄然喪失。1997年春，投資者開始撤走資金，隨後銀行擠兌耗盡了中央銀行的貨幣儲備，隨著政府在7月對泰銖實行浮動匯率，風暴正式襲來。

瑞典的危機與此類似。1985年，瑞典告別了銀行業嚴格監管的歷史，對金融部門放鬆了管制。貸款限制的取消引發國內外銀行大舉放貸，其中很大一部分直接進入了房地產領域。不久房地產價格猛漲。1989年，瑞典解除對資金的限制，允許國民投資海外資產。很多人在國外購置了房產，以較低利率借入外幣。隨著這個問題逐漸嚴重，瑞典經濟也受到日益上升的貿易赤字的不良影響，部分原因是實際匯率上升。此外，政府釘住匯率的政策也鼓勵貸款人發放未經對沖的外幣貸款。由於釘住的貨幣掩蓋了真實的匯率風險，因此借貸人獲得看似「便宜的」外幣貸款，卻很少考慮瑞典克朗也會貶值。1992年，為了在動盪的國際局勢中維護匯率，政府實行了一套新的稅收制度以鼓勵儲蓄，並推出了更為緊縮的貨幣政策。這些措施導致通漲水平急劇下降，稅後實際利率大幅飆升，結果房地產市場暴跌，造成大量不良貸款。到1993年初，瑞典克朗貶值25%，外國資金紛紛逃離瑞典。

墨西哥的案例則更加典型。1989年，墨西哥開始經濟改革進程，金融部門實行了自由化，並向外國競相開放，18家國有銀行實行私有化。銀行的新任所有人，包括許多經驗不夠豐富的，支付了很高的價格：平均達到賬面價值的202%（當時美國的銀行是以賬面價值120%的價格出售）。新的所有人希望通過快速擴張收回投資。與此同時，由於對准備金的要求取消，存款出現增長，寬松的貨幣政策和國外借款也推波助瀾，銀行帳面資金十分充裕。

此時墨西哥實行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絕大部分的國外借款以美元計算，這使得銀行極易受匯率變動和外國投資者看法變化的影響。銀行對潛在的威脅毫無察覺，反而向許多沒有美元收入的企業提供美元貸款，還在不具備對客戶進行信用分析技能的情況下貸款給那些低信用客戶，結果造成了巨大的信貸風險。事實上許多墨西哥公司已經陷入困境，1994年危機前夕，墨西哥的銀行以市價評估的貸款組合價值，損失達到250億美元——足以抵銷銀行系統的全部凈資產。隨著政局不穩定和美國利率上升削弱投資者對墨西哥的信心，釘住匯率最終瓦解，危機正式爆發。

1994年墨西哥還舉行了一次大選。這顯然不是一個競選的好年頭，競選期間一位支持率處於領先位置的候選人遭到暗殺，同時恰帕斯地區還爆發了叛亂，進一步破壞了投資者的信心。利率和外債還款飆升，信貸枯竭，大批公司破產。

四、危機的一般規律

按照傳統認識及眾多學術文獻的觀點，許多人認為金融危機難以預測。由於引發金融危機的原由有多種，因各國國情、文化及政治的不同而各異，因此應對危機的生存戰略也難以預先制訂。上述結論使貨幣管理官員以為，在金融風暴爆發前，我們根本無法對其各項因素進行認識、防範和管理。

對此我們不能苟同。根據經驗，我們認為對各國而言，危機的徵兆是相同的。我們經常會看到某些公司、甚至整個經濟部門年復一年地始終在破壞股東價值，結果埋下了金融危機的禍根。我們也經常發現銀行系統在基礎面上是十分脆弱的，尤其是在一些新興市場。新興市場的銀行在國民經濟中扮演的角色，如果和其他波動性較小的資本市場相比，則過於突出。這些脆弱的國家金融體系與全球資本市場的連接效率經常非常低下，增加了所有借款人的本地資金成本。我們經常會發現公司治理水平低下、會計制度和透明度不足等問題。此外，我們總能發現金融監管機構缺乏必要的技能和政治獨立性，無法有效開展工作。各國金融體系比較脆弱，而且往往在未做好充分准備的情況下即與全球資本市場接軌，大量資金在誤導的假定條件下流入，加大了發生危機的可能性。地區之間或國家之間固然存在差異，然而興衰之勢還是有其共同模式的。具有遠見的領導者能夠洞察危機，並採取有效措施加以應對，在危機爆發前後從戰略高度管理危機。

（一）危機的醞釀階段，大體上可以從三方面分析：

實體部門中經營水平低下的企業。實體部門的價值損失是發生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在我們所見過的大多數情況下，實體部門在危機發生多年前就遭受經濟損失了。同時，為這些企業提供資金的金融中介的貸款風險也在逐步——有時甚至是迅速地——上升。以韓國為例，在發生危機前的十五年，只有四年企業能夠負擔稅前債務成本，整個國民經濟中只有電子和鋼鐵兩個行業在創造價值，其他部門的資本效率都十分低下。在墨西哥，危機發生前四年間的情形更加令人沮喪，只有電信部門獲得的回報高於其稅後債務成本，而且這還要歸功於墨西哥電話公司（擁有長途業務壟斷控制權）的巨大影響。

對此問題，各國政府提升企業業績的態度一致，實施的方法和手段卻不一。在墨西哥和阿根廷，經濟改革將市場競爭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業績不佳的企業暴露出來。結果，許多企業陷入了更加急劇的下滑中，這正是痛苦但必需的自由市場療法。而在日本、韓國、泰國、印尼等國家，企業在政府的庇護下部分避免了外國企業的直接競爭，但卻因傳統的產業結構和政策不當而遭到損害，這種政策鼓勵對關鍵行業部門進行過度投資，實行的保護主義對國內企業造成了麻痹，拖延了企業進行必要調整的時間。同樣，在俄羅斯、羅馬尼亞等國，政府對經濟進行了幾十年的干預，實體部門深受其害。歸根結底，實體部門業績不佳是由經濟的封閉性所致，只有這樣的經濟能夠容忍指令性放貸、缺乏真正的競爭以及企業智力水平低下等現象。

銀行的舊游戲與新游戲。在經濟全球化之前，銀行業舊有的游戲方式是在一個封閉的經濟體中將資金輸送給企業。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中，銀行對放貸的對象、項目和利率幾乎沒有選擇餘地。銀行的作用是建立一個存款的基礎，將資金借給政府和經濟中的戰略部門，且經常按照政府或銀行所屬集團所有人的指令行事。銀行並沒有認識到自己也是風險承擔者——畢竟它們的債務人極少、甚至根本沒有面臨競爭，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被「允許」破產。在這樣的情況下，許多銀行都樂於與政府合作，有時甚至感覺自己就是一個政府機構。

然而，改革從根本上改變了這種環境。隨著進入壁壘的消除和相關法規的修訂，銀行的放貸限制被大大放寬，可以自行決定對象和金額，同時外資銀行加入了對其原有放貸對象的爭奪中。幾乎一夜之間，銀行的游戲規則發生了徹底的變化，機遇與風險同時降臨。多數銀行不能適應這一新的規則。由於信貸技能薄弱、風險管理意識缺乏以及其他眾多因素，對於越來越不穩定的企業實體，銀行不僅不停止對其貸款，反而繼續增加——甚至是大幅增加貸款量。有些銀行則避開自己具有專門技術優勢的領域，轉向高風險的對公貸款和消費貸款，導致壞賬激增，業績開始被損害。隨著銀行業績不斷下滑，海外貸款繼續流入，銀行體系逐漸變成了紙牌搭成的房子，危機的侵蝕漸漸從實體經濟深化到金融層面。

與此同時，危機的跨國傳播渠道也開始形成。例如，韓國很多商人銀行為高額回報所吸引，利用短期資金積極參與泰國和印尼的房地產投資，但它們缺乏基本的對沖技能，也沒有意識到自己承擔的隱含風險。使問題更加復雜的是，韓國的許多商業銀行和證券公司為這些商人銀行及其海外業務提供了擔保，使得風險水平在各部門乃至各國間不斷升高，並存在交叉流動的可能。

進退兩難的監管體系。危機醞釀時，監管者未能發現金融體系正在出現的失衡現象，抑或未能迅速採取行動及時阻止災難發生，這種監管失效的深層根源在於監管系統的結構性缺陷。即使是在發達的經濟體中，銀行監管也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監管者按資歷而不是業績獲得提升，其薪酬與其提供的服務並不匹配，因此很少有人在工作中追求卓越表現。此外，有些國家的監管者與被監管的銀行領導人屬於同一個內部人組成的圈子，監管力量往往被約束。最重要的是，監管者極少由於取得成功而得到稱頌，卻常因為工作不得力而遭到詆毀。銀行系統的持續穩健運行無法誕生英雄，系統一旦崩潰卻會使很多人成為禍首。這就導致新興市場中歷來缺乏優秀的監管者。

當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危險開始襲來的時候，監管者面臨痛苦的兩難境地：很多銀行通過相互貸款和交叉擔保聯系在一起，使得聯系性增強而實際上的風險集中程度更高。一家銀行倒閉，就有可能搞壞整個銀行系統的可信度。因此在多數情況下，關閉一家大型銀行就等於斷掉經濟的資金供給，這會扼殺許多要靠貸款才能完成經營預算的企業。此舉會破壞這些企業向其他銀行償還貸款的能力。而銀行也有壓力，銀行信心下降導致放貸金額的減少，同時損毀了銀行的信譽，這樣便會引發監管者極不願看到的危機。因此在面臨危機時，監管者往往顧慮重重，各種利益糾葛使他們左右為難。就在他們舉棋不定的時候，危機已經發生了，所以看上去他們的反應就是無所作為。

（二）危機發展的實質性階段，會在宏觀經濟政策和外來沖擊引發危機時到來。

宏觀經濟政策（設定匯率和財政政策）決定危機發生的時間和規模，而外部沖擊則成為危機的觸發因素。在眾多因素的推動下，國家一步步地陷入危機的漩渦。

釘住匯率與幣值高估：在造成金融風暴的「大氣條件」中，匯率也許是最直接的觸發因素。實際上，如果按照貨幣的定義，任何「有管理的」匯率都是對貨幣「市場價格」的扭曲。如果存在釘住匯率的安排，就會加劇扭曲的狀況，進而影響資源配置。在釘住匯率制度下，每一個經濟的參與者都在嚴密關注匯率，試圖從中發現疲軟的最初信號，以此評估制度本身的可信性和可持續性。因此政府在堅決捍衛貨幣穩定的同時，背上了沉重的經濟管理和公共關系負擔，極有可能在不堪重負之際對匯率進行突然的重新定價。

在很多案例中，國內相對疲弱的實體經濟無法與貨幣制度的要求同步，導致貨幣在危機發生前就已經被認為是高估了，商品交易部門失去競爭力，不能與選擇釘住的貨幣（如美元）保持一致。維持此政策的時間越長，貨幣供需的扭曲程度越大，匯率的高估程度也越大，實際匯率必然下跌。

利率捍衛匯率：為了捍衛下跌的匯率，大多數政府會首先收緊利率，進而動用外匯儲備。此舉雖有利於提高對貨幣的需求，進而支撐起本國貨幣估價，但也會產生實體經濟部門實際支付提高、經濟活動總量減少、投資下滑的負面影響。

這種下滑會給銀行帶來三個方面的不良影響：首先，經濟放緩會減少對銀行貸款的總需求，銀行新增貸款會發生萎縮；其次，企業和個人投資回報減少，銀行不良貸款數量增加，未償貸款的盈利性也會下降；第三，貨

『叄』 巴西財政

1、農業資源利用率較低，增產潛力很大。 巴西的農業資源得天獨厚，土地資源、生物資源、水資源等都十分豐富。巴西仍處在「拓展農業邊疆」的發展階段，耕地面積仍在不斷擴大。巴西中西部著名的「稀樹草原」佔全國土地面積的21％，其國家可耕地總面積為2.8億公頃。(注:並非前面所說的12億公頃,12億公頃等於1200萬平方公里,巴西總國土面積才是850萬平方公里左右,這是不可能的)近20年來，巴西的耕地面積每年遞增1.84％，從3440萬公頃擴大到現在的4950萬公頃，但仍只佔到國土面積的6％，人均0.3公頃（4.75畝）。巴西農業增產的潛力極大，甚至有專家認為，巴西將是「21世紀的世界糧倉」。
2、農業以出口產品為主，但糧食尚需進口。 政府鼓勵生產大豆等出口作物，以賺取更多的外匯，同時也可減少對咖啡、可可等傳統出口作物的過分依賴。農業仍是國家賺取外匯的主要行業之一。
3、大庄園主農業和小農並存，地區發展極不平衡。巴西的土地佔有狀況極不均衡。全國的良田大部分掌握在大庄園主手裡，其規模大得驚人，最大的可以達到幾萬、甚至幾十萬公頃。他們經營現代化的商業性農場，以生產大豆、甘蔗、咖啡、可可等出口農產品為主。另一方面，占農場總數85％的是自給性小農，以生產木薯、黑豆等為主，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收入都很低。此外，巴西還有無地的農民1200萬，他們生活在社會的底層，多半仍處於赤貧狀態。
巴西的地區發展也很不均衡。在經濟發達的南部、東南部地區，採用現代科學技術和經營管理方法，有大量的資本投入。東北部和中西部地區是巴西的欠發達地區。特別是東北部，雖有不少河流湖泊，但是沒有灌溉系統，由於氣候乾旱，農業基本上「靠天吃飯」，是全國最落後的地區。欠發達地區的小農主要依靠傳統的耕作方式，有的甚至刀耕火種，對資源的破壞相當嚴重。
二、巴西農業生產
咖啡、蔗糖、柑橘和大豆生產居世界第一位，可可、大豆為第二位，玉米居第三。
1、種植業。巴西主要種植水稻、大豆、木薯、甘蔗、小麥、馬鈴薯等。由於灌溉面積微不足道，產量受氣候影響很大。2002年，大米的產量為1048.9萬噸（單產153公斤／畝），小麥的產量320.3萬噸（單產98公斤／畝）。
近幾十年來，巴西農業發展的突出特點是迅速發展了大豆生產。1994年大豆面積增加到了1194萬公頃，產量達2485萬噸，2002年巴西大豆產量達到4190.3萬噸。巴西的大豆產量已經超過了亞洲的大豆總產量，僅次於美國，佔世界總產量的1／5。大豆及其加工品的出口成了巴西重要的外匯來源，近年來平均為國家獲得近30億美元的外匯。其中，大豆常年出口量為300萬－400萬噸，創匯8億多美元，大豆餅粕出口大致在850萬噸，創匯16億美元，豆油出口達50萬－80萬噸，創匯約3億美元。
從70年代中期以來，巴西開始實施用甘蔗加工乙醇以取代汽油的計劃，以解決能源不足的問題，因此甘蔗的種植面積大增。與此同時，棉花本來是巴西的第二大出口品，因棉田紛紛轉產甘蔗和大豆，出口的結構也有明顯的調整。此外，巴西的氣候適宜於許多熱帶水果生長，柑桔和濃縮桔汁是重要的出口產品，香蕉、菠蘿等也在世界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2、畜牧業。巴西的牧場面積相當於耕地面積的3倍，廣闊無垠的牧場是發展畜牧業的良好條件。養牛的頭數和牛肉的產量均佔世界第2位，豬的頭數名列世界第3位。巴西的養禽業近年來發展很快， 2002年存欄有1.76億頭牛，3000萬頭豬，1.05億羽小雞。在肉類出口方面，巴西的禽肉和豬肉產量都占拉美國家的首位。肉類出口每年為國家創匯約8億美元，其中尤以禽肉的出口增長較快。養牛業以放牧為主，集約化的奶牛場集中在大城市附近，奶產品仍需大量進口。在南美洲，巴西是奶製品最大的進口國，每年需耗費外匯1億多美元。
3、漁業。巴西有很好的發展漁業的條件，但是現在漁業的生產水平還較低。巴西目前漁產品的出口只佔拉美國家的第5位，而進口量卻占第1位。80年代以來，水產品產量從90萬噸下降到了目前的80萬噸，主要是由於近海的捕撈量減少，而淡水魚的產量一直穩定在20萬噸的水平上。
4、林業。 巴西森林覆蓋率高達60％，是林業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之一。90年代初，年產圓木2.65億立方米，約佔世界總產量的8％。1992年，巴西的林產品出口總額將近19億美元，占拉丁美洲的54％。
5、農產品加工業。一方面，由於二元結構，巴西的農村發展很不均衡，許多地方沒有相應的基礎設施，儲存、運銷和加工的能力有限，因此農產品的損耗相當可觀。另一方面，由於缺乏技術，無力對農產品進行深加工，增值的利益被轉移到發達國家。以可可豆為例，巴西在1992年出口了5.2萬噸可可粉，只賺得2151萬美元；相反，地處寒溫帶的荷蘭根本不產可可，卻出口了10.3萬噸可可粉，創匯高達1.46億美元。
三、巴西農業對外貿易
巴西2002年出口產品中，初級產品出口170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28.1%。在出口的初級產品中，（1）大豆出口30.31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5.02%，其中向中國出口8.25億美元居第一，其次是荷蘭5.43億美元、德國3.07億美元、西班牙2.23億美元、葡萄牙1.64億美元、日本1.40億美元、英國1.28億美元、比利時盧森堡1.24億美元、義大利0.97億美元、法國0.94億美元、其他4.18億美元。（2）豆粕出口21.98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3.64%，其中出口荷蘭6.40億美元、法國4.73億美元、比利時盧森堡1.11億美元、義大利1.08億美元、德國1.05億美元、韓國0.97億美元、英國0.90億美元、泰國0.89億美元、印尼0.82億美元、西班牙0.78億美元、其他3.2億美元。（3）鮮、凍肉雞出口13.35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2.21%，其中出口日本2.15億美元、沙特1.88億美元、俄羅斯1.69億美元、德國1.11億美元、荷蘭1.01億美元、英國1.01億美元、香港0.76億美元、阿拉伯聯合大公國0.57億美元、科威特0.34億美元、新加坡0.33億美元、其他2.46億美元。（4）咖啡豆出口11.95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1.98%，其中出口德國2.66億美元、美國2.07億美元、義大利1.16億美元、日本0.92億美元、比利時盧森堡0.57億美元、西班牙0.49億美元、法國0.47億美元、斯洛維尼亞0.40億美元、瑞典0.32億美元、希臘0.28億美元、其他2.55億美元。（5）甘蔗原糖出口11.11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1.84%，其中出口俄羅斯4.94億美元、加拿大0.85億美元、伊朗0.80億美元、埃及0.62億美元、馬來西亞0.39億美元、美國0.38億美元、阿拉伯聯合大公國0.38億美元、奈及利亞0.35億美元、沙特0.33億美元、其他1.72億美元。（6）橙汁出口8.69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1.44%，其中出口比利時盧森堡3.13億美元、荷蘭2.45億美元、美國1.42億美元、日本0.76億美元、韓國0.26億美元、澳大利亞0.15億美元、波多黎各 0.099億美元、中國0.073億美元、紐西蘭0.036億美元、其他0.19億美元。（7）鮮、凍牛肉出口7.76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1.29%，其中出口智利1.12億美元、荷蘭1.09億美元、義大利0.64億美元、沙特0.63億美元、埃及0.58億美元、英國0.53億美元、俄羅斯0.45億美元、德國0.40億美元、西班牙0.39億美元、以色列0.28億美元、其他1.60億美元。（8）豆油（毛油）出口6.75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1.12%，其中出口伊朗2.25億美元、印度1.57億美元、中國1.17億美元、埃及0.43億美元、摩洛哥0.37億美元、孟加拉0.27億美元、塞內加爾0.17億美元、馬來西亞0.11億美元、南非0.10億美元、突尼西亞0.08億美元、其他0.19億美元。
四、巴西農業科學技術
巴西主要的農業科研和推廣機構是「巴西農牧業研究公司」和「巴西農牧業技術推廣公司」，分別成立於1973和1974年，均隸屬農業部。現在，巴西農牧研究公司是發展中國家最大的農業科研單位之一，擁有高級農業科研人員2000人，在全國有41個研究中心。在它成立以來的22年裡，向社會推出科研成果8000多項，投資回收率高達43％。該公司的主要資金靠聯邦政府撥款，此外，該公司還經常接受聯合國糧農組織和私人企業委託的研究項目。這個公司根據國家農業發展的需要，近20多年來研究的重點有：
1、大豆品種改良。70年代巴西大豆年產量僅150萬噸左右，經過該公司的努力，培育出了適合赤道地區生長的16個新品種，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在低緯度地區試種大豆的熱帶國家。大豆的單產從每公頃1000公斤提高到2000公斤。目前，巴西大豆種植已逐步由南部、東南部向北部轉移，特別是中西部稀樹草原地區，大豆產量達2500噸左右。
2、高產品種的培育。巴西已經成功地育成了適合本國氣候與土壤條件的小麥新品種，使單產大幅度提高，減少了對進口小麥的依賴。此外，為了滿足市場的需要，科學家們還培育成了胡羅卜、馬鈴薯、甘蔗良種。
3、稀樹草原的開發研究。鑒於稀樹草原對於巴西農業發展的重要性，1975年專門成立了一個研究中心，研究該地區資源的合理開發和利用問題。經過20餘年的研究和開發，吸引了外國資本，本地區的種植面積已由過去的450萬公頃擴大到1000多萬公頃，成為巴西重要的農牧業生產和出口基地。
4、根瘤菌育種技術。由於採用這種技術，已經使巴西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每年用於進口氮肥的費用估計可以節省15億美元。
5、生物工程方面的研究。巴西在胚胎移植技術方面取得了重要的進展，目前處於世界領先水平。
巴西農牧業技術推廣公司擁有2.3萬名職工（其中科技人員1.3萬），在全國設有2500餘個辦事處，其使命是將農牧業新技術直接傳授給農業生產者。
五、巴西農業政策支持體系
（一）巴西農業政策的演變
在巴西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巴西的農業依然能夠繼續發展，主要得益於農業政策的適時調整。巴西農業政策的總體目標是促進農業發展和農民收入的提高，但在不同時期具有不同的政策特點。以1994年烏拉圭回合農業協議的達成為標志，巴西農業政策明顯分為兩個大的階段。
在1995年以前，巴西的農業政策經歷了由補貼向價格支持的轉變，目的是支持和保護農民收入。1965－1985年用於農業的政策資金累計約2191億美元，其中310億用於農業補貼，其他用於投資和市場政策。限於財政壓力，巴西政府從1985年開始取消對農業的補貼，轉為以農產品價格支持為主的政策。1975年以前，巴西的農產品出口以咖啡為主。從1975年開始轉向穀物，如大豆、玉米、大米和小麥等。為了促進農業結構的轉型，從1975年開始正式對大豆、豆類和木薯等實行價格支持。還專門成立了農牧業技術研究公司，改良大豆等，使之更適合於巴西的土壤。從1985年開始，價格支持(PGPM)成為農業政策的支柱，其目的是確保農民具有穩定的收入。價格支持主要有兩個手段：一是聯邦政府的直接購買(AGF)，當市場價格低於規定最低價格時政府買入。例如1987年政府用最低價格方式購買農產品達1230萬噸；另一個是營銷貸款(EGF)。價格支持促進了巴西農業的發展。1985年到1995年，農業補貼由142億美元減少到60億美元，但是，穀物產量卻由5980萬噸增長到8000萬噸。
上述政策一直持續到1994年WTO的成立與農業協議的簽署。從1995年開始，農業市場更加開放。一方面出於財政壓力，另一方面考慮到必須遵守WTO的游戲規則，巴西政府開始轉變農業政策，提出了兩個新的政策措施來逐步取代舊的價格支持政策，即產品售空計劃(PEP)和期權合約補貼(option contracts)。舊的價格支持計劃目前僅限於稻米、玉米、小麥、木薯和豆類等主要作物。2000年，政府購買了51.7萬噸大米、9.3萬噸豆類和0.3萬噸其他作物。這一階段的政策目標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保持農業的國際競爭力，主要是針對大農場，減少價格支持，使之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不斷提高；二是確保農民收入不低於城市居民收入，維持社會的穩定，主要是針對小農戶而採取家庭農業支持計劃，防止農村人口向大城市的過快和過度流動而造成社會問題。從1995年開始，雖然對農業的補貼和價格支持力度降低，但是穀物產量卻不斷增長，由1995年的8000萬噸增長到2001年的9830萬噸。
（二）現行巴西農業政策的基本框架
雖然巴西農業政策在1995年之後做出了重大調整，產品售空計劃和期權合約補貼成為兩個新的政策工具。但是，時至今日，巴西農業政策仍然包含很多方面，它們共同影響著巴西農業的發展和巴西農民的收入。巴西的農業政策由結構政策、國內支持政策和貿易政策等三方面構成。
1、結構政策
結構政策主要包括土地改革計劃和家庭農業支持計劃。土地改革計劃的目的是吸引農民到內陸的中西部開發後備耕地資源，通過大規模經營促進農業競爭力的提高；而家庭農業支持計劃則專門針對缺乏國際競爭力的小農，通過該計劃使小農能夠獲得穩定的收入，以防止破產的小農向大城市過快流動而帶來社會不穩定，最終保證整個經濟的穩定發展。
（1）土地改革計劃
巴西後備耕地資源豐富，為了促進中西部地區的農業開發，政府一直努力吸引南部地區的農民到這些地區從事農業。促進土地改革的主要工具是土地徵用(land confiscation)，徵用之後分給農民(如早期時為每個農場提供300公頃)，使得45401個家庭得以在農村定居下來；另一項措施是於1999年成立「土地銀行」，由聯邦政府向農民提供信貸用於購買農村地產，從而推動社會基礎設施的建設。2000年，這類信貸額高達2.67億雷亞爾，1.56萬家庭從27.6萬公頃土地中受益。
（2）家庭農業支持計劃(PRONAF)
家庭農業支持計劃有三條主線：一條是基礎設施建設。主要是農村公共需要的道路、電信、電力、勘探、倉庫的建設等。由市上報計劃，由農業部駐州代表處審核計劃是否可行。然後組織一個評審組，由農業部代表處、州農業廳官員、市農業局官員和農場主代表(一般佔50%)組成，根據氣候、土壤、農民經驗、當地市場情況及產量情況而不是根據作物種類，在可行的計劃中確定優先扶持對象，由聯邦、州和市三級政府共同出資(各約1/3)，農民不出資。在部分地區，也對農民購買農業機械予以支持，大體上農民和政府各出一半價錢。第二條是農業信貸。給小規模農戶提供比商業貸款利率(17%)更低的低利率(2%或6%)，分期付款的話還可以免除30%的本金。如果到期不能按時歸還，可以向農業部門進行解釋，可以考慮延長還貸時間。在里約州，「小規模農戶」的標准有五條：1)農場農業用地少於20公頃；2)收入來源只能是農業； 3)家庭年收入低於3萬雷亞爾(約1.2萬美元)；4)必須是家庭經營，最多隻能僱傭長期工1人，特殊情況下可以再臨時僱傭一人；5)必須住在農村或附近村莊。第三條是免費對農民和技術人員進行培訓，免費提供各種病蟲害防治技術資料，但種子、肥料等仍然是商業行為。
家庭農業支持計劃的主要目標是確保小農戶的基本收入，增加農村就業機會，把小農固定在土地上，不讓農民大量進入城市，抑制農業人口向大城市的過快流動而造成的城市社會問題，為維持社會穩定。該計劃於1997年開始實施，1999年開始推廣。以里約州為例，該州沒有大規模農場，主要是中小農場。54%的農場在10公頃以下、37%的農場在10-100公頃、9%的農場在100-1000公頃，基本沒有超過1000公頃的農場(而巴西北部很普通的農場就可達到2.5萬公頃)。近三年已經在34個市得到推廣，約有1.4萬個農民參加了該計劃。其中用於技術培訓的資金300萬雷亞爾、用於基礎設施的資金約3700萬雷亞爾(其中聯邦政府提供1500萬，其餘為州市兩級政府提供)、農業信貸項目250項共提供貸款1200萬雷亞爾。
其他支持政策
①解決農民的債務危機
自1995年以來，巴西政府一直採取一些措施來解決農民的債務危機問題。其中一項重要措施是通過立法的形式允許到期(1995年6月份)不能還債的農民可以繼續與放款者協商而延期還貸。農場債務在20萬雷亞爾(約合10萬美元)以下的，可以延期10年還貸，年利率為3%加上政府制定的特定商品最低價格的變化率；債務在20－50萬雷亞爾之間的，可延期20年還貸，年利率為8%加上物價指數變化率(the variation of the General Prices index)；債務在50－100萬雷亞爾之間的，年利率為9%加上物價指數變化率；債務在100萬雷亞爾以上的，年利率為10%加上物價指數變化率。
②促進農業合作計劃 (RECOOP)
RECOOP的目的是促進農業合作組織的發展，增強其資本實力。為此，該計劃預算210億雷亞爾，其中包括16.5億雷亞爾用於債務再協商。RECOOP執行委員會分析了652項提案，認為有439項可行，其中已經有322項獲得通過。截至2001年2月13日，已經有133項得以實施，大約14.33億雷亞爾。
③稅收政策
對農民只徵收個人所得稅，所得稅稅率為27.5%，但是年收入在15000雷亞爾以下的免徵所得稅。如果虧損，三年之內可以在稅前所得中抵扣。
④鼓勵加工業發展
各州對農產品加工企業有不同的優惠政策。例如帕雷拉斯州規定，在加工企業投產之後前10年，政府把所得稅全部留給企業作流動資金，第11年開始逐步償還，保證了加工業發展對資金的需要。
⑤公路建設
巴西大面積後備耕地資源開發的最大制約條件是交通問題。因此，巴西政府把改善交通運輸條件作為促進農村發展的重要手段。一般來說，州際間的公路以及州際公路到各個農場之間公共道路完全由政府出資。此外，農場內部的道路建設也有可能爭取到一定的政府支持。
3、農業貿易政策
巴西政府努力促進與農業有關的各貿易團體和機構與私人部門之間的協調。此外，在農產品貿易領域著力於動植物衛生檢疫協定的落實。在動物健康、植物保護和食品檢疫檢驗等方面加強管制，對轉基因產品十分慎重。

『肆』 我想辦理巴西投資移民，現在聽說有買5萬美元巴西國債的方式，有沒有具體操作過的朋友

巴西華人網是巴西華人和中文信息最集中的地方，你可以問問。我聽說今年新總統上台之後，要求的投資額度大幅增加了。5W美元是不夠了的。

『伍』 印尼巴西的國債收益率為什麼那麼高

因為投資對他們國家未來經濟增長不看好，所以他們的國債收益率就不得不提高，不然沒人買
經濟前景越好的國家，國債收益率越低

『陸』 法國擁有巴西的國債嗎

法國肯定持有巴西國債，我想不但會持有巴西國債，如中國國債、印度國債、俄羅斯國債，中東主權債，相必法國都會持有相當數量的。

只是各國財政不會對外公布自己持有的國債情況。

只有美國財政部每隔一段時間去公布世界上哪些國家持有美國國債，持有量等等信息。

『柒』 家族美國政府真的債務違約定，中國必須拋售美圓國債嗎

首先，美債違約的話，中國政府不會也不能拋售。原因是1）違約不代表收不到錢；2）想賣也沒有那麼大的買家。
其次，你要分清美債和美元的區別。美債是政府財政的債務，美元是美聯儲發行的貨幣。這個在中國基本上是一回事兒，但是美國的中央央行（美聯儲）是獨立於美國政府的，確切得說，美國央行是個私營企業（美國多家金融機構合股開辦的），聯邦政府根本沒有任何管轄權。美債是美國政府欠下的以美聯儲所發行的貨幣（美元）計算的債務，跟一般債務略顯不同的是，美國政府可以運用自己的影響力，要求（請求、哀求）美聯儲印刷新的美鈔不停購買。一筆寫不出兩個」美國「嘛。但是僅僅是影響而已，不是命令。美債違約會導致美國政府破產，政府破產了，美元呢？照舊！對央行來說踢掉了一個大包袱，不需要再印票子來替聯邦政府擦屁股了。

『捌』 巴西政府宣布破產，巴西政府破產跟企業破產有何不同

企業破產之後跟政府破產最大的區別在於，企業可以通過拍賣資產的方式來進行清算，這個公司就算退出了市場，而國家破產的方式，並不會導致這個國家被拍賣以及領土被侵佔，畢竟每個國家的領土和主權他們都是有一定的界限的，所以政府破產只是一個意義上的失信行為，只是名義上的一個破產，只要經濟和各方面恢復以後償還債務又可以繼續恢復這個不破產的名義了。我們簡單舉一個例子，一個企業如果他破產了，就像這個諾基亞。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就會申請破產，然後做出清算，對於企業可能會有一些資產，對於這些資產會通過法院的方式進行拍賣。拍賣得出來的資金會用來償還債權人的債務，畢竟欠債總是要還錢的，對於欠了供應商以及工人的錢這些都需要拍賣資產來進行清算。

巴西政府的破產那麼會導致一些境外投資機構，也就是國外的企業會因此而退出。因為政府破產了，想要兌換相應的外匯，那麼這種情況下就難以實現，它就會導致國內的經濟出現下滑，到時候會影響到整個巴西的人均GDP和收入水平。因此也會導致失業率的增加或者產生通貨膨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