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券圈連爆被調查

㈠ 327國債事件整個故事的來龍去脈

一、年2月23日爆發的327國債期貨事件，可以說是建國以來罕見的金融地震。

327品種是對1992年發行的3年期國債期貨合約的代稱。由於其於1995年6月即將交收，現貨1992年3年期國債保值貼補率明顯低於銀行利率，故一向是頗為活躍的炒作題材。

市場在1994年底就傳言327等低於同期銀行存款利率的國庫券可能要加息；而另一些人則認為不可能，因為一旦加息需要國家多支出10多億元的資金，在客觀形勢吃緊的情況下，顯然絕非易事。

於是，圍繞著對這一問題的爭議，期貨市場形成了327品種的多方與空方，該品種價格行情的最大振幅曾達4元多。

二、2月23日，財政部發出公告，關於1992年期國庫券保值貼補的消息終於得到證實。多頭得理不饒人，咄咄逼人地乘勝追擊，而空方卻不甘束手就擒。雙方圍繞327高地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

空方的總指揮是萬國證券公司，二號主力遼寧國發(集團)公司。

在148.50元附近，空方集結了大量的兵力。但多方力量勢不可擋，一開盤，價位就跳空高開，數百萬的空單被輕而易舉地吃掉，價格大幅飆升，迅速推高到151.98元。16時22分，離收盤還有8分鍾。

正當許多人都以為大局已定時，風雲突變，730萬口(約合人民幣1460億元)的拋單突然出現在屏幕上，多方頓時兵敗如山倒。

最後雙方在147.50元的位置鳴金收兵。當日上海國債期貨總成交8539.93億元，其中80%即6800億元左右集中在327品種上。若按收市價147.50元結算，意味著一大批多頭將一貧如洗，甚至陷於無法自拔的資不抵債的泥坑。

交易剛結束，上海證券交易所、證管辦就接到了指有會員嚴重違規操作的控告。根據後來的處理結果，327事件被定性為一起嚴重的違規事件。

它是在國債期貨市場發展過快、交易所監管不嚴和風險管理滯後的情況下，由上海萬國證券公司、遼寧國發(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等少數大戶蓄意違規、操縱市場、扭曲價格、嚴重擾亂市場秩序所引起的國債期貨風波。

三、作為327事件主要責任者的萬國證券公司，在這次大起大落的劇烈震盪中，一下子就陷入了滅頂之災。萬國證券成立於1988年7月18日，總裁管金生。

這家起步時只有3500萬元資本金的證券公司在短短6年的時間就發展成資產規模數十億元的綜合性公司，是中國證券業的一大奇跡。

萬國證券成立不到兩個月就先聲奪人，爭取到為義大利國民勞動銀行新加坡分行在倫敦發行歐洲日元證券作承銷商，成為中國在國際金融市場從事同類業務的第一家證券公司。

1992年，萬國證券又與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及香港長江實業集團聯合收購香港上市公司大眾國際51%的股權，又創造了國內證券公司第一次在香港收購控股上市公司的奇跡。

1993年。萬國證券在首批券商信用評級中成為唯一獲得國內AAA最高信用級別的一家。

1994年，萬國證券A股交易占上交所總成交量的22%，B股則達到50%，在上交所會員中首屈一指。當年上市的上海12隻B股中有8隻是由萬國證券作國內主承銷商。

如日中天的萬國證券打起了「萬國證券，證券王國」的旗號，聲言要成為中國的野村、中國的美林。然而，在缺乏必要的監管條件下的過於順利以及由此滋長起來的狂妄自大及膨脹野心，卻成了它的「死穴」。

四、萬國證券的總裁管金生是上海外國語學院法國文學碩士，畢業後先後就職於上海市級機關、上海信託投資公司。曾擔任中美國際投資法研討會秘書長，由此而受歐共體邀請，到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學進修，獲法學碩士及商業管理碩士。

1988年學成回國，即著手創辦萬國證券公司。人生經歷上過於一帆風順，同樣容易養成一個人過於自負的性格。他風頭出盡，被尊為「中國證券教父」。

327事件後，人們指責管金生用家長制的那一套來領導全國最大的證券公司，而他本人卻感到還有一條，這就是萬國缺少監督機制。

如果說管金生在327品種上走了眼不過是一種偶然，那麼，他以及他所領導的萬國在327事件中的所作所為則是一種必然。自從成為中國證券期貨市場幾乎所向無敵的虎狼之師，他們就太自以為是，也太自信了，他們以為國家不可能因其利率偏低而加息，因而一直在做空。

而當加息的消息被證實時，為了挽救公司可能出現的高達10億元以上的損失，便不顧一切地鋌而走險，違規惡炒。

2月23日下午，空方主力陣營中的遼國發臨陣倒戈，突然空翻多，使327品種的創出151.98元的天價。

在大勢既去的情況下，最後8分鍾，急紅了眼的空方司令萬國赤膊上陣，先以50萬口將價位打到150元，接著連續以幾個數十萬口的量級把價位再打到148元，最後一筆730萬口的巨大賣單令全場目瞪口呆，把價位封死在147.50元。

在這一陣緊鑼密鼓的狂轟爛炸之中，萬國共拋出1056萬口賣單，面值達2112億元，而所有的327國債總額只有240億元。也就是說，萬國賣空的數額超過了該品種總額的7.8倍。

管金生的一步之差，令萬國遭遇了它事業上的滑鐵盧，在管本人而言也是其人生道路上的滑鐵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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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巴林事件」

以萬國證券公司為代表的空方主力認為1995年1月起通貨膨脹已見頂回落，不會貼息，堅決做空，而其對手方中經開則依據物價翹尾、周邊市場「327」品種價格普遍高於上海以及提前了解財政部決策動向等因素，堅決做多，不斷推升價位。

1995年2月23日，一直在「327」品種上聯合做空的遼寧國發(集團)有限公司搶先得知「327」貼息消息，立即由做空改為做多，使得「327」品種在一分鍾內上漲2元，十分鍾內上漲3.77元。

做空主力萬國證券公司立即陷入困境，按照其當時的持倉量和價位，一旦期貨合約到期，履行交割義務，其虧損高達60多億元。

為維護自己利益，「327」合約空方主力在148.50價位封盤失敗後，在交易結束前最後8分鍾，空方主力大量透支交易，以700萬手、價值1400億元的巨量空單，將價格打壓至147.50元收盤，使「327」合約暴跌3.8元，並使當日開倉的多頭全線爆倉，造成了傳媒所稱的「中國的巴林事件」。

「327」國債交易中的異常情況，震驚了證券市場。事發當日晚上，上交所召集有關各方緊急磋商，最終權衡利弊，確認空方主力惡意違規，宣布最後8分鍾所有的「327」品種期貨交易無效，各會員之間實行協議平倉。

㈡ 簡析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及改革思路。

權威回答:
因為是源於美國的次貸危機而造成的。
次級房屋信貸危機(又稱次級房貸風暴、次級按揭風暴)是指由美國次級房屋信貸行業違約劇增、信用緊縮問題而於2007年夏季開始引發的國際金融市場上的震盪、恐慌和危機。 次級抵押貸款是指一些貸款機構，向信用程度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貸款。近年美國等國家放鬆購房信貸標准(不用付首期，不用收入證明，也不計較抵押單位的質素等)，形成次級房貸市場。次級房屋信貸經過貸款機構及華爾街用財務工程方法加以估算、組合、包裝，就以票據或證券產品形式，在抵押二級市場上出賣、用高息吸引其他金融機構和對沖基金購買。
原先在美國次級貸款市場佔七成份額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公司，由政府機構主宰，將貸款打包成證券，將貸款證券化背後的財務風險計算頗為復雜，通常得先分析被證券化的那一堆貸款案過去類似貸款案例之風險，計算出投資者能夠獲得本金和利率。當房利美和房地美還占房貸市場主導地位時，他們通常會制定明確的放貸標准，嚴格規定哪些類型的貸款可以發放。隨著這兩家公司的丑聞爆出，政府對兩家公司的業務增長加以限制，整個次貸市場開始爭搶這兩家公司所購貸款。整個過程中，新的市場參與者，出於逐利目的，過分追求高風險貸款。
其特徵是人們基於經濟未來將更加悲觀的預期，整個區域內貨幣幣值出現幅度較大的貶值，經濟總量與經濟規模出現較大的損失，經濟增長受到打擊。往往伴隨著企業大量倒閉，失業率提高，社會普遍的經濟蕭條，國家破產， 甚至有些時候伴隨著社會動盪或國家政治層面的動盪。
金融危機可以分為貨幣危機、債務危機、銀行危機等類型。近年來的金融危機越來越呈現出某種混合形式的危機。

㈢ 台灣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故事

殘酷統治

日本佔領台灣50年，派出19任總督，作為統治中國台灣地區、實施殖民統治的最高指揮。在1895年6月至1919年10月間，日寇為建立「殖民地體制」，用武力鎮壓和控制台灣人民的反抗，軍人專政，派出的軍人總督有樺山資紀、桂太郎、乃木希典、兒玉源太郎、佐久間左馬太、安樂貞美、明石元等7屆軍人總督；1919年10月至1936年9月，日本殖民當局以為殖民統治已經穩定，為把台灣建成「理想的殖民地」，軍人體制改為軍政分立制，派出了田健治郎、內田嘉吉、伊澤多喜男、上山滿之進、川村竹治、石冢英藏、太田政弘、南弘、中川健藏等9屆文職總督；1936年以後，為配合全面侵華戰爭的需要，恢復軍人總督，派出小木躋造、長谷川清、安藤利吉等3任軍人總督。不論文官武將，19名總督集立法、行政、軍事大權於一身，掌握了當地中國人的生殺予奪大權，個個都是殺人魔王，手上都沾滿了中國人民的鮮血。

日本在台灣實施殘酷的殖民統治，總督府於1896年發布了「關於施行台灣之法律」。這一文件編號為第63號法律，所以稱為「六三法」。「六三法」總共6條，它成為日本統治台灣的基本法。此法確定台灣特殊化，以法律形式確立了總督的獨裁權力；主要內容是鎮壓抗日義軍和剝奪台灣人民的基本權利。1906年，頒布實質相同的「三一法」取而代之，兩法沒有根本區別，中國人遭受的苦難不僅沒有改變，而且越來越沉重。

日本在台灣殖民統治主要靠軍隊、憲兵、警察維持，更多的是靠權大無邊的警察管制社會和民眾。1897年，日本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制訂了「三段警備法」。規定山澤地帶的治安由軍隊及憲兵負責；村落的治安，由警察擔當；山澤和村落之間，則由憲兵和警察共同戒備。這是一部由軍隊、憲兵、警察三者協力鎮壓統治台灣人民的殖民法。在日據時期，台灣民間嚇唬孩兒有一句慣語：「大人來啦！」所謂「大人」就是指當時的日本警察。1896年，第一批日本警察到台。自此以後，以日本警察為主體的警察，成為伸入中國人日常生活的鬼魘，是直接屠殺台灣中國人的劊子手。日本警察遍及台灣社會的各個角落，台灣成為名符其實的警察社會。以1902年為例，全台設有10個廳警察課、97個支廳、992個派出所，以後最多時各類警察機構達到1500餘處，警察18000餘人。在台灣的經濟發達地區，每隔2、3公里就有一個警察機構；每300人就配有一名警察。日本佔領下的台灣，可以說是日本警察的世界，在警察法西斯式的管制下，中國人的基本權利都被剝奪。

為維持殖民統治，對中國人的任何反抗和不滿行為，日本殖民者一律予以殘酷鎮壓。1898年，日本殖民當局頒發「匪徒刑罰令」，全文8條，該「令」專門鎮壓台灣同胞的反抗，日寇殖民者根據此令殘殺了無數台灣同胞。在頒發「匪徒刑罰令」的同時，又實施「保甲條例」，規定保甲作為警察軍事統治的輔助組織。條例全文7條，規定10戶一甲，10甲一保，全保全甲內部連坐，保甲另外組織壯丁團，接受警察當局指揮、監督。到1943年，全台共設保6074個，設甲58378個，控制戶數達50餘萬戶；壯丁團團丁最高時達到134613人。保甲制度作為日本殖民者對台灣民眾實行殖民統治的重要手段，其實質是用「以台制台」的方式控制和奴役當地中國人，保甲制度成為法西斯統治的基礎。

日本殖民者十分害怕中國人的反抗。在日本人秋澤鳥川寫的《台灣匪志》一書中，把一切對日寇不滿、反對日寇的人士和言行，都歸入「匪」類，主張進行殘酷鎮壓。在日本殖民當局的法西斯統治下，中國人完全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權利，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隨時都有被扣上「匪」的罪名受到迫害。

日本佔領台灣後，在以後較長一段時期內，台灣人民沒有停止反抗。日本宣揚全台平定，但是台灣人民的反抗沒有停止，由正面抗戰轉為抗日游擊戰。就在1895年11月28日第一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宣布「全島完全平定」的十幾天後，北部義軍在這里揭竿而起。林大北，台灣宜蘭人，劉永福舊部，12月28日，在大里筒襲擊日軍分遣隊，打響抗日游擊戰爭第一槍。林大北起義後，新竹胡阿錦，台北簡大獅、陳秋菊，宜蘭林李成，以及許紹文、江振源、陳瑞榮等義士起而響應，給予剛剛在台灣建立統治的日寇予沉重打擊。北部起義一直堅持數年，在戰斗中林大北、詹振、簡大獅等義軍首領壯烈犧牲，義軍受到重大損失。

在台灣抗日斗爭中，涌現出無數個英雄，簡大獅就是其中之一。在反割台斗爭中，被稱為抗日三猛士之一，他參加北部起義後，多次率軍進攻台北，在宜蘭金包里、堡礦溪等地堅持武裝抗日斗爭。1899年間在日寇的圍剿下不得不退回廈門，後被清政府引渡給台灣殖民當局，1901年3月壯烈犧牲。

抗日起義遍及台灣各地。北部起義開始後不久，1896年6月14日，中部義軍一千多人在雲林縣斗門鎮東南10公里處的大坪頂集會，建號「天運」，改大坪頂為「鐵國山」，公推簡精華、柯鐵等為「十七大王」。他們堅持斗爭達6年之久。1898年林少貓等抗日義士也舉起義旗。從台南大目降、潮州等地，到恆春、虎頭山，轉戰數年，在台灣南部豎起抗日大旗，極大的鼓舞了台灣人民的鬥志，沉重地打擊了日寇的殖民統治。

日寇當局也對抗日起義用盡了各種手法進行殘酷鎮壓。1902年5月25日，日本殖民當局在這些地方舉行「大掃除」運動。日本強盜為安定統治秩序，以給予官職、田產等獎勵為名，將北部、中部等地區堅持斗爭的林火旺、陳秋菊、盧阿爺、林少貓等38位抗日義軍首領和5600多名抗日義軍官兵，騙到斗六、林圮埔、土庫、西螺、他里霧等地，舉行「總括性歸順儀式」。當儀式第一項「官民一齊攝影」進行完畢，進行第二項「鳴炮」時，日軍和憲兵對毫無戒備的上當受騙的「歸順者」開槍射擊，當場把他們全部處死。僅林少貓一家，被害的親人、親友就達231人，其中有40名是兒童。日本殖民者真是喪盡天良。

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人民不會甘心充當亡國奴，日寇的大屠殺沒有徵服台灣人民的心。1907年11月14日夜，新竹北埔月眉庄人蔡清琳，帶領民眾突然襲擊鵝公髻、一百端、長坪、大窩等日本警察分所和大坪派出所，殺死日本巡查、警察和其他日本人一百餘人；第二天，再攻北埔支廳，殺死支廳長渡邊龜作等50餘人。日本殖民當局從台北、台中等地調集軍隊、警察前往鎮壓，蔡清琳等9人被處死，受株連者達2000多人。此次起義在台灣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為了維持殖民統治，日本殖民當局隨意屠殺當地中國人。在1896年「大平頂事件」中，屠殺中國人3萬人，在1901年「後壁林慘案」中，屠殺中國人3473人，在1902年「噍吧年事件」中，屠殺中國人3萬餘人；在1913年12月間的「苗栗事件」中，屠殺中國人1200餘人；在1915年西來庵起義中，屠殺中國人數萬人。據有的學者統計，在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期間，被日寇殘殺的中國人達60萬人。這對當時最多隻有500餘萬人的台灣來說，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大災難，日本軍國主義欠下了中國人民無數永遠也無法償還的血債。

除了殘酷鎮壓之外，在日寇法西斯統治下，中國人毫無政治地位，以公務員為例。根據1944年的統計，台灣公務員總共84559人，其中中國人46955人。表面上看似乎中國人佔55%，事實上差別很大。任敕任官（相當於南京政府簡任官）的只有杜聰明1人，而且他只是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教授，並非行政官員；任奏任官（相當於南京政府的薦任官）的只有27人，其中擔任行政職務的只有15人；任判任官（相當於南京政府委任官）只有368人。除此以外，其餘都是雇傭人員。在警察中，中國人只有六分之一，但警級沒有超過「巡官」的。因此，中國人只是擔任低級職位和雇傭人員，供日本人驅使而已，成為日本殖民當局「以台制台、以台治台」的工具。

瘋狂掠奪

日本佔領台灣，是為了把它作為掠奪的對象。作為日本殖民當局法西斯統治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進行瘋狂掠奪。1895年通過實施「官有林野取締規則」，強佔全台94.15%的山林原野。3年後，時任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設置「臨時土地調查局」，頒布「台灣地籍令」、「土地調查規劃」，1901年實施「土地徵收規則」，1905年實施「土地登記規則」，根據這些法令，日本總督府強占民田2700萬畝，日本財團強佔200多萬畝，也就是說台灣土地的四分之三落入日本殖民者手中。土地向日本殖民者手中高度集中，致使多少中國農民破產、逃亡。

日本殖民者在台灣實施超經濟的剝削。殖民當局強佔了絕大部分土地和山林後，對廣大農民進行超經濟的剝奪。就土地稅一項，1905年收取地稅300萬元，1933年高達570餘萬元。就糧食來說，1900年稻米年輸往日本1400公噸，占當年台灣米生產總量的0.46%；到1934年，年輸入日本51.5萬公噸，占當年生產總量的40%以上。大米主要輸往日本，造成島內糧食嚴重缺乏，因而有「飢餓輸出」之稱，多少中國人生活在飢寒交迫之中。

台灣豐富的物產也成為日本掠奪的目標。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台灣的製糖業更是成為日本掠奪的對象。殖民當局規定，蔗農生產的甘蔗只能賣給當地日本控制的製糖會社，台灣蔗農成為日本糖業資本家的奴隸，每斤糖的價格從1921年的11.6錢，下降到1937年3.2錢；每年90%以上的台灣糖輸入日本。因此人們說：「一部台灣糖業史，就是一部日本殖民史。」台灣糖的命運成為日本殖民掠奪下，台灣農業、工業、加工業的縮影。在日本殖民者的眼裡，台灣的即是日本的，必須無償提供。

談及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至今有人為日本殖民者高唱頌歌，認為日據時代是台灣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不可否認的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的工業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日本完全是為了在台灣建立殖民地經濟。台灣的大工業都為日本資本家獨占，台灣工業是替日本工業製造初級產品和半成品，台灣工業只是日本淘汰設備、技術的集結地，台灣的進出口貿易完全處於日本人的控制之下，日本在台灣的經濟管理部門成為吮吸中國人民膏血的魔鬼。值得指出的是，日本侵佔台灣的50年中，正是日本瘋狂對外擴張、發動侵略戰爭時期，因此台灣成為直接為日本軍國主義服務的原料、加工基地。

殖民同化

日本佔領台灣，在搜括和掠奪之外，就是圖謀永久統治台灣，就是想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動。任何一個中國人，誰也不會忘記日本殖民者在台灣推行的「皇民化運動」。日本殖民當局從侵佔台灣的第一天起，就開始做起永久霸佔台灣的美夢，開始推行殖民強制同化政策。

殖民同化政策之一是推行奴化教育。奴化教育主要措施有，一是推行差別教育和普及日語，在初級教育階段，重視日本籍學童，就讀的是「小學校」；輕視中國兒童，就讀的是「公學校」和「國（日）語傳習所」，高山地區的原住民兒童則進「教育所」，兩類學校相差很大，無論在什麼學校，都把日語當作基本語言。二是防止中國人接受高等教育。從中等教育開始，限制中國學生所學專業；高等教育更是明顯，主要由日本人獨占，而且除了醫學專門學校及台南高等商業學校外，其他一切高等學校都在日本國內舉行考試。在1928年成立的帝國大學（台灣大學）內，40年代日籍學生佔81.8%，而中國學生則有18.9%。教學內容更是以傳播殖民主義文化為主，有關中國的歷史、思想、文化均在排擠之列，以從根上切除中華民族文化的影響。

在奴化教育中，殖民當局規定每個中國學生必須有一個偏名，就是在名字的第二字之後加上班級數，然後再加一個「郎」字，因此李登輝就有過「李登三郎」、「李登五郎」等不淪不類的名字。後來李登輝起了一個正式的日文名字「岩里政男」，而他的兄長李登欽則更名為「岩里武則」。類似這樣變中國名字為日本姓名，發生在日寇發起的「皇民化運動」時，但是收效甚微。

殖民同化政策之二是推行「皇民化」。日本佔領台灣的還一個目的，是為了把台灣作為侵略中國的前進基地，為此它們進行了各種努力。日寇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為壓制台灣民眾的愛國熱潮，「培養忠良帝國臣民的素質」，把台灣建成進攻華東、華南和發動太平洋戰爭的基地，日本第17任總督小林躋造在1936年9月到任不久，即開始推行「皇民化運動」。罪惡的「皇民化運動」，從一開始就遭到台灣人民的唾棄。

「皇民化運動」開始於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不久，1937年9月30日，日本殖民當局在台北市公會堂召開「（日本）國民精神總動員講演會」，臭名昭著的「皇民化運動」就此開始。主要內容是，進行親日思想宣傳和精神動員，極力消除台灣民眾的祖國觀念，灌輸大日本臣民思想。從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皇民化運動」進入第二階段，即「皇民奉公運動」。1941年4月9日，殖民當局成立了「皇民奉公會」。奉公會由時任總督的長谷川清兼任總裁，自總督府到街庄都設有分會，並且均由當地的行政長官負責。此外，還成立了奉公團、青年學生報國會、青年奉公會、女青年奉公會、產業奉公會、核心俱樂部、模國挺身隊等名目繁多的外圍組織，作為推行「皇民化」的社會基礎和基本力量。

要想禁止一種文化，首先必須禁止相應的語言、文字。禁止漢語，強制推行日語是「皇民化」的主要內容。就在「七七事變」前後，日本總督府下達了撤銷全台學校漢文科、廢止各種報刊中文版的命令，同時頒布相應的懲罰措施，強迫台灣民眾學習、使用日語。在「七七事變」前後，台灣花蓮廳發布訓令，規定公務場合如果不用日語者立即解職。在台灣許多地區，規定不學日語者徵收過怠金。各種苛刻的懲罰禁令數不勝數，甚至如果買車票時聽不懂日語，得到的回答是：「你不是皇民，買票要到後邊去。」在學校說一句漢語罰款一錢。日本殖民當局公開叫囂：「絕對禁止使用台灣語和漢文，不滿者滾回支那去。」禁止漢文漢字，是日本文化侵略中最毒辣的一招。

日本殖民當局在禁止漢語漢文的同時，強行推行日語。1936年全台強制設有日語講習所3832處，被迫參加的學生為205214人。1940年增加到15833處，學生763263人。到日本投降前夕，各地奉公班均開設夜間學習日語所，各類學生超過100萬人，這在當時5名台灣民眾中就有1人在學習日語。對居住在山區的原住民，日寇也不放過，強行推行日語，僅1939年間就設立日語講習所265處，設立日語普及會11處。據有關資料顯示，台灣的日語普及程度有所提高，1936年為32.9%，1940年達為51%，1944年則為71%。這是日本總督府的統計，虛假的成份很高。

「皇民化運動」不僅是從語言、文字上做文章，宣揚「日式文明」，還強迫中國人從生活習俗、宗教信仰、文化藝術、時令節氣等方面向日本方式看齊。為使台灣民眾生活日本化，嚴禁信仰民間的各種傳統宗教、神靈，燒毀台灣民間的諸家神靈，專設日本的天照大神，並且強令在10月27日各行各業都要祭祀；中、小學則規定每月1、8、15日都要按時參拜神社。每逢10月27日，在台灣各地就能看到這種情況，在日本警察、官員的監督下，台灣民眾來到設在各地的神社參拜。以清除流行於中國人民中間的宗教活動。

在社會習俗方面，日本殖民當局下令撤銷春節等傳統節日；台灣家庭必須使用日本的風呂（澡盆）、便所、塌塌米，婦女必須穿和服；吃飯要吃日本料理；行禮要行日本90度的彎腰禮；結婚要在日本花嫁神前結婚；葬禮要採用大和安葬式。

為減少中華民族的色彩，日寇當局下令禁演傳統的布袋戲、歌仔戲、歌謠，禁止漢文文學作品，組織演唱戲劇、青年劇、日本軍歌等，「灌注大和魂」，宣揚日本精神、日本軍威、國體明證、大義名分等。

日本種種統治口號的改變，目的都是為了加緊在台灣的掠奪。推行「皇民化」也是如此，日本借機加緊對台灣人民的欺騙和搜刮。宣揚「臣道實踐」和「奉仕」，提出「全島無一人不為聖戰而勞動」，在產業領域組織起形形色色的「挺身隊」、「奉公隊」，榨取工人、農民的勞動成果；強迫開展「金報國運動」，發行「奉公債券」、「報國債券」，挨家挨戶搜括民間藏金。僅1944年，台灣負擔的日本軍費高達1.5億元，這全是靠明徵暗奪而來，成為日本維持全面戰爭的重要補充。

為挖掉中國人身上的中國根，從40年代初期起，日本殖民當局又開始禁止中國人使用中國名字。1940年2月，日本殖民當局宣布「恩准」台灣人改用日本式姓名。表示本人提出申請，只要經過知事廳長許可，即可以改變自己的姓名。事實上，改用日式姓名運動，卻是靠政治高壓強迫推行的。殖民當局設立更改姓名推進會，由警察脅迫改名，有一些漢奸當然求之不得，也有一些供職於殖民機構和日人公司的人，因為生存的需要也跟著改名。在殖民者的淫威下，1941年間改名的有71875人，第二年有約10萬人，日本投降時，同意改名字的人也極為有限。

日本殖民當局為加速推行「皇民化運動」，對於全天候使用日語和日本化生活方式的家庭，則獎賞其為「國語（日語）家庭」，在當時緊張的物資供應下，享受比一般人更多的食物供給等優惠待遇，以從物質上進行誘拉。

日本殖民者廢盡心機推出的「皇民化運動」，從來沒有達到所期望的目標。這是因為日本侵略者要釜底抽薪，妄圖徹底割斷當地中國人的祖國情結，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中國人不可能忘掉祖國語言，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仍然用漢文、漢語。祭祀、生活習慣很多是在民間和家庭中進行的，所以真正過「皇風生活」的台灣民眾幾乎沒有。改中國姓名為日本姓名的，只佔極少數。

日本把台灣作為侵略中國大陸的前進基地的另外一個重要內容，是徵集當地中國人參加日軍侵略陣營。在「皇民化運動」後期，日本殖民當局則把徵集當地青年參加侵略戰爭當作主要任務。1943年實施陸海軍特別志願兵制，1945年實施徵兵制，由日本侵略者強征入伍、為日本賣命而戰死的中國人達3萬餘人。至於在戰爭期間被日本強征入伍的更是多達207183人，這還是根據日本厚生省的統計，實際上肯定超過此數。

㈣ 特朗普又被調查了，為什麼美國各界開始針對特朗普

因為特朗普的執政能力非常的弱，而且在美國爆發新型冠狀病毒的時候，特朗普還不戴口罩到戶外打高爾夫，這也是一種非常不負責任的表現。

㈤ 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以及對中國的影響

金融危機成因詳解
【摘要】震驚世界的金融風暴席捲而來，全球正面臨自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由於經濟全球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和全球金融體系的長期失衡，這場源自美國的金融風暴，波及范圍之廣、沖擊力度之強、連鎖效應之快都是前所未有的，它給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帶來嚴重影響，引起了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的憂慮。可以預見，危機的演變以及各國的應對將對全球金融、經濟乃至於政治格局產生深遠影響。
【關鍵詞】金融危機 房地產泡沫 金融監管 游資攻擊
這場金融危機的成因，涉及美國的消費模式、金融監管政策、金融機構的運作方式，以及美國和世界的經濟結構等各方面因素，盡管各方的說法還不盡一致，但以下幾點已為多數人所認同。
一、房地產泡沫是危機的源頭禍水
次貸危機說到底是美國房地產泡沫破滅引發的危機，而房地產泡沫的催生既和美國社會的「消費文化」有關，也和美國不當的房地產金融政策和長期維持的寬松貨幣環境有直接關系。
美國經濟長期以來一直有高負債、低儲蓄的特徵，不但居民大手大腳地借債消費，而且國家也鼓勵大規模借貸和超前消費。近年來，個人消費支出佔美國GDP的比重達到了70%的歷史新高。從2001年末到2007年底的6年中，美國個人積累的債務更是達到過去40年的總和。可以說，美國政府和社會近年來一直是在債台高築的危險狀態下運行的。
美國人近年來不斷增強的消費勇氣主要來自於房地產價格的持續上漲。為了應對2000年前後的互聯網泡沫破滅和2001年「9·11」事件的沖擊，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簡稱美聯儲）打開了貨幣閘門，試圖人為改變經濟運行的軌跡，遏止衰退。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美聯儲連續13次下調聯邦基金利率，使利率從6.5%降至1%的歷史最低水平。
貨幣的擴張和低利率的環境降低了借貸成本，促使美國民眾蜂擁進入房地產領域。對未來房價持續上升的樂觀預期，又使銀行千方百計向信用度極低的借款者推銷住房貸款。所有的人都把希望寄託在了房價只漲不跌的預期上。在2001年至2005年的5年中，美國自有住房者每年從出售房屋、房屋凈值貸款、抵押貸款再融資等套現活動中平均提取了近1萬億美元的「收益」。當經濟開始周期性下滑，貨幣政策出現調整，利率提升，房價暴跌，泡沫也隨之破滅，整個鏈條便出現斷裂，首先是低信用階層的違約率大幅上升，從而引發了次貸危機。
二、金融衍生品過多掩蓋了巨大風險
傳統上，放貸銀行應該把貸款記在自己的資產負債表上，並相應地把信用風險留在銀行內部。但是，美國的大批放貸機構卻在中介機構的協助下，把數量眾多的次級住房貸款轉換成證券在市場上發售，吸引各類投資機構購買；而投資機構則利用「精湛」的金融工程技術，再將其打包、分割、組合，變身成新的金融產品，出售給對沖基金、保險公司等。這樣一來，提供次貸的銀行變魔術般地銷掉了賬上的抵押貸款這類資產。表面上看，這是皆大歡喜的「金融煉金術」：購房者能以極低的首付款甚至零首付獲得房產；提供抵押貸款的金融機構不必坐等貸款到期，通過打包出售債權方式便提前回籠了資金；提供資產證券化服務的金融中介可以在不承擔風險的情況下賺取服務費；由抵押貸款演變成的各種新型金融產品，又滿足了市場上眾多投資者的投資牟利需求……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的調查，美國次貸總額為1.5萬億美元，但在其基礎上發行了近2萬億美元的住房抵押貸款支持債券（MBS），進而衍生出超萬億美元的擔保債務憑證（CDO）和數十萬億美元的信貸違約掉期（CDS）。
資產證券化所創造的金融衍生產品本來可以起到分散風險、提高銀行等金融機構效率的作用，但是，資產證券化一旦過度，就加長了金融交易的鏈條，使美國金融衍生品越變越復雜，金融市場也就變得越來越缺乏透明度，以至於最後沒有人關心這些金融產品真正的基礎是什麼，也不知道其中蘊含的巨大風險。
在創新的旗號下，投機行為一波一波地被推向高峰，金融日益與實體經濟相脫節，虛擬經濟的泡沫被「金融創新」越吹越大，似乎只要倒騰倒騰那些五花八門的證券，財源就可滾滾而來。通常，虛擬經濟的健康發展可以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但是，一旦虛擬經濟嚴重脫離實體經濟的支撐，就會逐漸演變成投機經濟。起初1元錢的貸款可以被逐級放大為幾元、十幾元甚至幾十元的金融衍生品，金融風險也隨之被急劇放大。當這些創新產品的本源——次級住房信貸資產出現問題時，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場就猶如空中樓閣，轟然坍塌下來。
三、美國金融監管機制滯後，致使「金融創新」猶如脫韁之馬
以負有維護美國經濟整體穩定重責的美聯儲為例，它只負責監督商業銀行，無權監管投資銀行；而負責投資銀行的監管方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也只是在2004年經過艱難談判後才獲得監管權的。這就使得像美國國際集團（AIG）這樣涉及多領域的「巨無霸」，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處於根本無人監管的灰色地帶，可以自由自在地進行「金融創新」。
金融評級機制在此次危機中，也出現了嚴重失誤。那麼多金融機構的貸款出現了問題，它們發行的金融產品有那麼多漏洞，金融評級機構居然「視而不見」，使很多問題債券、問題銀行能夠長期被評估為「優等」。一位在某評級機構的結構性金融產品部門工作的業內人士形象地說，什麼都可以評級，我們甚至可以評估一頭被結構化的母牛。這無異於在鼓勵華爾街大施「金融煉金術」，肆無忌憚地四處「圈錢」。
由於國際金融體系是以美國為主導的，而美國又無視一些國家多次提出的加強監管的建議，因此，整個國際層面也缺乏有效的金融監管。在監管滯後的整體氣氛下，金融機構的貪婪性迅速膨脹。